钟德涛　李雅丽

[摘要]

董必武的家风，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其基本内涵为：立志勤学、诗书相继的学习观；朴诚勇毅、谦虚谨慎的做人观；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生活观；寓爱于教、严慈相融的教子观；严守规矩、不搞特殊的治家观。这一红色家风呈现出了理想引领的先进性、心系人民的崇高性、家风与党风的一体性、继承发展的时代性、言传身教的统一性等鲜明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董必武家风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

[关键词]董必武；红色家风；党风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8）01-0074-07

《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1]P5这句古语深刻揭示了“齐家”在“治国”中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重视家风建设。从历史来看，“诸葛亮戒子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都是在倡导一种家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都高度重视家风。”[2]就现实来说，“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3]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首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2]顾名思义，红色家风就是指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由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老一辈共产党人所构建的，以先进性为引领、以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为底蕴、以革命家庭为载体，适应中国革命事业发展和家庭文明进步的一种精神风貌、道德素养和行为品格。[4]在所有这些红色家风中，董必武的家风堪称典范之一。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在长达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对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领导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过程中，董必武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还十分注重家风家教。2016年3月7日，《人民日报》在为董必武诞辰130周年而发表的《纪念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董必武同志》一文中赞誉道：“董必武同志是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共产党人良好家风的典范。”[5]目前，学术界鲜有研究董必武家风的成果。本文拟主要依据《董必武年谱》《董必武传记》和《董必武家书》等提供的文献资料，对董必武家风的基本内涵及其鲜明特征进行探讨，并略述其对当前指导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与加强党的精神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董必武家风的基本内涵

董必武的家风，是董必武在长期齐家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家庭观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继承家族在世代传承中所积淀的优良家庭美德基础上逐渐构建起来的。它代表和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治学、做人、生活、教子、治家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

（一）学习观：立志勤学、诗书相继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学习。翻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等家教名篇，我们可以发现，古往今来的圣贤名人无不重视对子女的劝学之道。董必武的家风中，热爱学习、诗书继世是“传家宝”。

董必武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私塾先生家中。父亲和四叔都是当地有名望的秀才。家庭环境为他较早接受教育提供了条件。据《董必武传记》一书中介绍，董必武从三四岁就获得父辈耳提面命的启蒙教育，习读了传统蒙学读物。六岁起，他就熟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十岁后，他对史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喜爱《左传》《通鉴辑览》等史学著作。董必武天资聪颖，父亲也常以古人“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囊萤映雪”的故事勉励他勤奋苦读。1903年，董必武在父辈的催促下参加了科举考试并考中秀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董必武投身革命。此后，“革命”与“读书”就成为了他的两大嗜好。他常对别人说：“有学而不能者，未有不学而能者”。“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这是我的学习信条。”[6]P99这一信条为董必武一生所笃信并坚守。

董必武勤学苦练，也用这种精神教育子女。他首先教导子女“必须是为人民的事业去学习，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7]P300。他嘱咐子女要珍惜时间，“要自己找点什么东西自修，找点自己最缺乏的东西自修”[8]P14。在学习的内容上，他认为应该丰富多样，“在学习专科时，必须常常学习政治，必须服从共产党和青年团的领导。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8]P26。董必武还提醒子女，要注意学习方法。在他看来，学习“最要紧的是听课时精神要集中，听教师讲；下课后争取时间复习课文，有疑问时记下，问教师和同学”[8]P19-20等。这些劝学良言字字如金，它们凝结着董必武的治学风范和教子态度，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做人观：朴诚勇毅、谦虚谨慎

古人常把“读书”与“做人”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读书固然是为了求知，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学做人。同样，董必武不仅教导子女要励志勉学，还告诫他们要时刻遵守朴诚勇毅、谦虚谨慎的做人“大法”。

董必武的父亲董基文性情爽直，好打抱不平，鄙视趋炎附势之人，在社会上有耿直的名声。1915年11月13日，董必武在《曾大夫行状》一文中写道：“自石家塝迁居邑城，产差足自给，世儒未显，惟朴诚相传。”[7]P4幼年和青年时代的董必武受到了这种优良家风的感染，逐渐磨砺出了自己“朴诚勇毅”的品格。1920年3月，他在创办武汉中学时将“朴诚勇毅”作为该校校训。后来，他解释说：“朴就是朴素，也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6]P536朴、诚、勇、毅是董必武一生遵照执行的做人“大法”，也是他对子女立下的家教家规。

朴诚勇毅的品格铸造了董必武谦虚谨慎的人格。董必武一生在党和政府中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他先后任第六至十届中央委员、第七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国家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但董必武却常对家人说：“我好比一块补钉，哪里有洞洞，党要我去补，我就去把他补起来。”他还以演京戏要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为例，指出“干革命也一样，要认真把各项工作做好，不论是当主角还是‘跑龙套。”[7]P291-292他教导家人“要做自食其力的老实人”“为人处世要吃得亏”“做人要有规矩”等。

董必武的这些谆谆教导，是他留给子孙后辈的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1977年3月30日，在董必武逝世一年后，他的夫人何连芝在给侄孙董绍胜的信中说道：“我在海南岛与你谈话中列举了你三爹（指董必武）生前所指教的，‘要把自己当作一块破布一样，党需要把自己补在哪里，那就在那里起到补钉的作用。这一席话，你能记住，并照这样去做就很好。”[8]P217可见，良好家风一旦形成，会使子孙后代受益无穷。

（三）生活观：勤俭节约、热爱劳动

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教导家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9]P1短短数字，揭示了中华民族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与美德。董必武的家风中，同样以勤俭节约、热爱劳动而为人所传颂。

董必武的母亲蔡氏，是典型的勤劳的中国妇女。她终日克勤克俭，不允许子女浪费一粒米，对一针一线都爱惜备至。董必武的父亲等长辈也都很勤俭。这种优良家风为董必武所继承和保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条件改善了，但董必武勤俭持家的生活本色却始终都没有变。他从不允许家人浪费一张纸、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要用到不能用时才换。他常对家人说：“当然，一支笔，一片纸，一把牙刷，不值多少钱。可是，我们是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浪费一点，几亿人加到一块绝不是个小数。社会财富，大家爱惜呀！”[7]P306这段谆谆教导不仅体现了董必武厉行节约的生活观念，也体现了他时刻心系国家的崇高情怀。

劳动是为人之本，家庭发展之基。董必武还教导亲属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进步，牢固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1949年7月17日，针对堂侄董良埙来信要求安排工作一事，董必武在复信中批评道：“我们社会上有一种很陈腐的甚至很坏的旧观念就是鄙视劳动，认为不劳动而能生活、生活得比劳动者还好才算享福。革命了，必须纠正过来，我们应该以劳动生活为光荣，不劳动除了疾病老弱不胜者外，就不得食。”[8]P121而对于安心农业生产的侄子董良俊，董必武很是欣慰，并赞扬道：“特别是你愿意自己劳动，辞谢人民政府对你家拨工优待，这是新的好的表现。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要使劳动人民不受剥削，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8]P145可见，在董必武那里，是否热爱劳动是他评价亲属的一条重要标准。

（四）教子观：寓爱于教、严慈相融

《颜氏家训》的教子篇中指出：“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10]P5这句古语是说，作父母的平时威严而且慈爱，子女就会敬畏谨慎，从而产生孝心。董必武的家风中，同样遵循古人的这一教子方法，寓爱于教、严慈相融。

董必武的父亲对孩提时的董必武要求十分嚴格，一向教他“莫做坏事”[7]P2。董必武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理念，对自己的子女亦是从严教育。他希望子女志存高远、成为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因此，三个子女的名字中都有个“羽”字，分别为董良羽、董良翚和董良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字是对名的补充。1963年1月28日，董必武又在《致子女》一信中，给大儿子取字“凭翔”，祝愿他“蓄势如鹰隼，奋飞健翼张”；给女儿取字“萃斌”，愿她“武能御外侮，斯文亦在兹”；给小儿子取字“劲宣”，寓意为“如鹏飞有意，指标向天津”。[8]P47这些名和字，都寄托着董必武对子女的无限期望与深深爱意。

董必武从来不为子女安排工作。1969年5月，他将自己的小儿子及儿媳妇送往河北晋县农村。临走前夕，董必武一再叮嘱道：“革命的后代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苦，决不能高人一等。”[6]P543董良翮在农村表现积极，当地组织想提拔他当干部。董必武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认为儿子还需要在基层继续锻炼。1972年3月31日，在小孙子董绍新两周岁时，董必武就寄托着这样的希望：“父母在晋县，农忙事田亩。望尔速长大，协作左右手。”[8]P65

董必武还经常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来教育要求子女。比如，1971年12月14日，他在给董良翮的妻子顿云润的信中就写道：“你应当仔细想想党员和非党员有什么不同。我们想，党员对革命要自觉地负责任，要关心全社的革命问题，要关心全县、全区、全省、全国的革命问题，还要关心全世界的革命问题。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要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8]P59董必武对子女的期望之高、要求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五）治家观：严守规矩、不搞特殊

《论语·述而》篇曰：“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这是说，治家的宽严标准，与治国相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治家的标准还应与治党的尺度相同。

董必武一贯坚持从严治家，这主要表现在他在亲情面前讲党性、守规矩、拒特殊。

1949年以后，针对一些亲属来信要求董必武帮助解决工作、升学、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他都一律拒绝。比如，1953年12月29日，他在给外甥王俊山的信中说道：“你如果是青年团员，想调动工作，应向团请求，不应当向我个人请求。”并说：“现在想凭借私人力量，以介绍方式去找工作，那是直接违反中央的政策。”[8]P1611954年10月24日，他就堂弟董贤煦要求介绍找银行贷款一事严厉指出：“请你注意，现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必须为人民服务，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8]P161这些掷地有声的言辞，充分体现了一位久经革命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在亲情面前的坚强党性。

（五）言传身教的统一性。家风是客观存在，它需要通过家教这种主观过程把正确的家庭道德要求、价值观念和处事准则等传递到家庭成员之中，从而引导家庭成员自觉培育良好家风。在如何教的问题上，传统家教主张长辈不仅要用口头的或书面的语言，更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导子女，尤以率先垂范、榜样带头作用作为首要一条。董必武的家风，很好地体现了言传身教相统一的鲜明特征。一方面，董必武十分注重对家人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这些谆谆教导主要集中在他的家书中。目前，《董必武家书》中收录的董必武致妻子、子女、同辈、子侄辈的书信共有68封。几乎每封信中除了简单的生活问候外，大都会谈及与学习、做人、生活、工作等有关的问题，它们是董必武家风中重言传的佐证。另一方面，董必武还注重以身作则，要求子女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如要求子女珍惜时间，勤学苦练，他自身就是模范。1957年12月1日，他在给儿子董良羽的信中写道：“我这次离京是养病，我每天除看地方报纸和《人民日报》外，写寸楷六十四个，小楷一百四十四个，这二十来天因病因事耽搁了几天没有做到，绝大多数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8]P15父母只有重言传、重身教，才能帮助子女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

[LL]

三、结语

董必武的家风作为革命前辈红色家风的典范，它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对于推进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具有榜样力。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是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的基础性工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十二条中就严肃规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14]P63在具体如何践行方面，董必武的家风对此可以提供榜样示范。第二，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启示力。当前，全面从严治党进入了向纵深发展的阶段，“全面”所覆盖的领域必须随着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而不断拓展和延伸。董必武家风的鲜明特征启示我们，应当将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和推进，从而不断形成以共产党员的优良家风带动党风政风山清水秀的良好局面。第三，对于加强党的精神建设具有感召力。中国共产党精神是共产党人整体（集体）和个人在心理特征、思想情感、精神境界、信仰追求、品格意志、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综合反映。[15]P15董必武的家风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弘扬党的精神、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具有现实感召力。

总之，董必武的家风是董必武留给党、国家和后世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全社会共同学习、弘扬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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