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被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因“革命文学”运动这一机缘引起了中国左翼文坛的关注。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文艺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融汇中国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深入思考与阐释理当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这一考虑，立足于历史的社会语境与文艺实践的基本问题，用知识社会学方法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发展历程，是切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有效途径。具体地说，通过剖析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重要的理论命题与范畴来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展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的基本成果及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为此，可以从历史的与逻辑的两个维度展开。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要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中国化”过程所发生的社会历史场域进行考察，历史语境的还原和主要问题的揭示显得非常必要。所谓“历史语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被接受与传播的基本国情与时代氛围。这一语境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选择、接受、融合、发展、阐释以及创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加上它具有文化与社会、政治与美学、历史与思想相互促进与融合的丰富内涵，因此，对语境的还原与研究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基本前提。所谓“主要问题”，指的是在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面对的是中国现实与中国经验，它必然会有一个自我调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自我修正甚至异变的现象，并引出其他一些值得思考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阶级论/人性论问题、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问题、反映论/表现论问题、大众文艺/知识分子文艺问题、社会学诗学/材料美学问题以及科学观念/审美意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一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阐释场域。

在历史语境还原与揭示主要问题这一工作的基础上，需要尝试对阶级论/人性论这一范畴进行系统阐述。这是因為，阶级论/人性论问题要解决的是文学是否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具有意识形态性这一重大问题，是中国左翼文论的核心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正视它。在这个意义上，将那场发生在鲁迅与梁实秋等人之间的关于“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论”的争论称作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开场锣鼓”一点也不为过。尽管鲁迅从未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能否认他是一个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译介带有一定的自发性，是当时的社会情势促使他实现了所谓的“方向转变”。在“革命文学”论战正酣的1928年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1930年间，中国文学遇到了往何处去的问题。鲁迅一改往日所持的“文学无用论”“文学无力论”，对梁实秋、徐志摩等新月派的反无产阶级文学的艺术至上论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包括冯雪峰）通过从日文大量转译的俄国文论肯定了文学的阶级性，对“文学自律论”“人性论”等观点进行了有力回击。正是围绕“革命文学”展开的这一系列争论，中国左翼作家包括鲁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

鲁迅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还有另一个契机，那就是受日本从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盛行于文坛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是在苏俄文学与文论指导下兴起的一场文学运动。这一运动推动人们思考诸如阶级性问题、政治性问题、艺术性问题、作者问题、同路人问题等。这对当时留学日本的部分中国青年学生包括鲁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鲁迅及中国左翼作家的这类经历不难看出，现实语境/域外思想/变革现状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发生契机与动力。“左联”时期，中国出现了大批革命作家，他们大多数人承认并且热烈拥护各种外来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名号的文学理论，一时众声喧哗。遗憾的是当时并未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流派，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没有被真正“中国化”。这一工作有待瞿秋白来完成。1931年，从政治领袖位置走下来的瞿秋白将时间与精力投向文学领域，他试图通过反思“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来为左翼文艺未来的发展明确方向，他的工作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初步形成。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与《多余的话》等著述中不难发现，瞿秋白有一种很深的“苏俄情结”。也正是受苏俄文学与文论的影响，他的理论探索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与政治范围，而是对文学自身的一些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反对“欧化文艺”而提出“大众文艺”的构想，反对“五四”新文言而提倡“大众语”运动，反对“革命的罗曼蒂克”而主张现实主义文学，等等。瞿秋白着眼于中国现实，从中国问题出发系统论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他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的思考涉及到了文学创作方法问题，这一思考也将他引向恩格斯和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论。瞿秋白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态度颇为辩证，他能看到各自的合理性，也能看到各自的不足与局限。具体说，对现实主义传统，他倾向于肯定其唯物主义精神和科学观点，但是对其中可能带有的自然主义倾向持保留态度，也担心过于极端的科学观点可能导致一种刻板的历史决定论和宿命论：对浪漫主义，他肯定其理想主义和情感主义，强调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和个性化，但是又反对“革命的罗曼蒂克”。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可以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初始形态。二者之间隐微幽密的联系对毛泽东在1940年代的文艺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文学艺术的大众化立场以及对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强调方面，文学艺术的民族性作为一种现代话语也首次出现在中国文论语境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非凡。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如果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那只能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必须使其在每一种具体文艺活动中都带有中国特性，换言之，按照中国文艺活动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在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主张，强调一切从中国文艺现实出发，坚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列宁的反映论与抗战的具体历史语境联系起来，一方面强调艺术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反映应该被赋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这就是他的“人民文艺”亦即工农兵文艺思想。“人民文艺”思想强调文艺的革命性（或政治性）和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性。在《讲话》精神指导下，以通俗形式出现的工农兵文艺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主流。作为革命的文艺论纲，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堪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经典形态。

事实一再证明，人类知识与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有一种制度化或者秩序化的内在趋势，直至形成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也是如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中國化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形成了众多富有中国特色的命题、概念、术语以及表述方式，系统化、学科化以及学术资源的整合因此提上日程。这种整合工作在1960年代显得尤为紧迫，周扬于是产生了撰写文科统编教材包括文艺理论教材的想法。建国之后，我国的文艺理论教材的编撰大体经历了借用、自编与统编三个阶段。1950年代初期，我国文艺理论教材多译自苏联，随着中苏关系日趋微妙，这类教材被自编教材所取代。自编教材的大规模使用是在1950年代中期，但是自编教材主观性太强、个性化色彩太浓，不利于共识性知识的达成，更不利于思想与认识的统一。周扬通过举行多次座谈会使统编教材的编撰理念逐渐清晰明朗，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主编负责制”的编撰形式，主张采用统一的编写体例，对一些关键性的理论命题与概念，比如文学的性质、阶级性、人民性、党性等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特别是在文学的性质上，他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把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人的文艺思想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应该说，文艺理论统编教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任何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都是不可取的。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期著述的重新发现也会大大拓展其思想的阐释空间，甚至修正一些既成的观点与结论。20世纪30年代，随着学术界对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看法，对异化现象的分析以及对人的全面解放的论述，引起了学界对何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这些讨论使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的人道主义范畴成了一个重大的议题。这一议题的热度在1970年代末波及到我国学术界，人道主义问题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论域中的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事实上，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问题的探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严重的分歧状态。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与西方学者偏重于哲学和伦理的讨论不同，我国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受社会政治语境影响较大，因而在学理上难以深入。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对人道主义问题及其在中国毁誉参半的命运进行深度剖析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迎来了新的机遇，这一方面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另一方面与西方新潮文论的大量引入刷新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在这些西方文论中，巴赫金文艺思想值得关注。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话语创作美学以及审美话语理论丰富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关于文学的主体性精神、新理性精神、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等问题的讨论。这一系列讨论拓展了中国当代美学与文学理论的边界，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中表现出来的理论把握能力。在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艺理论中，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一个重要收获，它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即立足于中国现实发出中国的声音，并试图突破科学主义的藩篱，摆脱“政治化”的束缚，让文艺理论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当然，这一理论还不够完善，需要在学理上做进一步的锤炼，尤其需要对一个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的中国经验进行总结、归纳与理论的提升。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以及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必要环节，需要认真对待。

作者简介：王建刚，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