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德威教授在哈佛大学出版公司《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导言第一段中写道：“当代中国对文学史的关注为国际学界所仅见。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对‘文与‘史的重视其来有自，也和目前学科建制、知识管理、甚至文化生产息息相关，尤其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与阅读更与政治氛围形成微妙对话。”这一高度概括的分析已经足够周全，却仍然遗漏了一个重要方面，即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崛起。有理由认为，倘若没有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再到王德威几代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刺激，大陆学界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未必会有今日之活力。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优势常被认为是理论先进（这当然也可以是缺点），但也并不全然是这样。以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空间和文化上的距离感所激发出的重写历史的迫切性与可能性。对大陆学者而言，文学史的主要关切在于如何处理20世纪形成的文学观念（文学革命、世界文学、文体自觉、审美自律、言文合一、民族文学、人民文学等等）与整个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海外华裔学者当然也有此种关切，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往往会对所谓文化认同问题有敏锐的观察和深切的思考，不管是否接受有关“离散”（diaspora）的描述，他们都有动力通过文学史的重构将中国带向世界，并以此将自身带回中国（此逻辑结构的先后关系可以互换）。海外研究者或许会与大陆研究者显出政治立场、学术训练和论说方式的差异，却未必不能殊途同归。近年来，海外学界与大陆学界互动频繁，已在如何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信只要凡事以学术为念，真理会自己照顾自己。

除特定的立场与关切外，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史书写范式的更新贡献良多，此处仅以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三位学者为例略加说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审”作为文学史写作的指南，依我看来，其冲击力不在于宣扬形式自律，而在于以文学杰作对伦理生活的启示性价值，对抗时代权威话语对文学生产的宰制，从而使文学史显示出与社会史不同的起源、目标与展开方式，这是一种深具魅力的文学史写作范型。李欧梵的贡献则在于将有关现代性的论述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包括“颓废”与中国文学之现代性的关系，现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的研究等，在在别开生面，令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的动态关联，产生多元与立体的想象。王德威则在“文学史叙事学”方面用力最勤，其代表性著作几乎都能就文学史的叙述模式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设计。有论者仍在质疑“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类提法的史观是否正确，其实“晚清”与“五四”孰先孰后的争辩只是挑动反思的契机，王德威念兹在兹的是如何突破文学史叙述单一的线性模式，重绘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使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呈现更为复杂、生动的样态。也就是说，问题的焦点从来都是“史法”的重构，而非就某一史实做翻案文章。

析而言之，王德威至少整理出文学史五种新的“叙事语法”，并已不同程度地为中国文学研究界所吸纳。一曰虚实相生，二曰众声喧哗，三曰以小见大，四曰回旋往复，五曰“包括在外”。所谓虚实相生，是在文学虚构与现实政治之间构建更具挑战性的关系，这当然可以认为是受到新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但也未必不能与中国传统“六经皆史”的思想发生关联。王德威的心得是：“如果不能正视包含于国与史内的想象层面，缺乏以虚击实的雅量，我们依然难以跳出传统文学或政治史观的局限。一反以往‘中国小说的主从关系，我因此要说‘小说中国是我们未来思考文学与国家、神话与史话互动的起点之一。”所谓众声喧哗，即“复调历史”，文学史的叙事不是独奏而是和鸣，诸声部甚至可以各行其是，在一定情境中或可形成主次，却不能相互取代。对此众声喧哗之势的描摹正可传达某一时期文学的爆发力，晚清之精彩正由此而来，而对后世文学之复杂性的探测，亦以此为据。所谓以小见大，则是说文学“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做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时忧国”？由此文学史不仅可以谈政策、抓思想、论历史，还可以小处着手，举重若轻，以个人生命之偶然遭际折射时代之大境况。所谓回旋往复，则是指文学之历史不同于革命叙事之单向直进，而是既可以直进，亦可以“蜷曲而内转于自身”，比方问：“作家是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中国的方式误读西方作品，从而透露出其对传统的乡愁？将现代作品纳入中国情境的困难，又是如何促使作家偷偷地起传统论述模式于地下？”以此提问为观测点，则王德威近年来所致力的“抒情传统”论述便不应被认为是要另写宏大叙事，而应视为一种新的时间逻辑的推演。所谓“包括在外”，则是要将内与外的空间逻辑楔入先与后的时间结构，与之相关的“后遗民写作”和“華语语系文学”等提法，都是同时在内与外、新与旧、源与流的关系上做文章。一方面内外有别，一方面又至大无外，在充分打开文学地理学的想象空间的同时，对中国文学“欲理还乱的谱系和播散蔓延的传统”予以创造性的重构。

二

就学者而言，个人独到的贡献只有汇入更为普遍的学术范式，方能获得持久的效应。我倾向于将王德威归人一个极有覆盖力的知识谱系或者说学术流派，我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派”。这个流派的理论与实践，集中体现于王晓明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一书（初版于1997年，修订于2003年）。该派学者虽无统一的组织与纲领，亦无师承、地域上的紧密关联，却能凭借重写文学史以及现代史的书生意气相互吸引，并形成了“史论合一”“整体观照”和“审美的再政治化”等富有感召力的学术理念，又以强调反思性、批判性的文本细读和“知识考古”为基础，打造出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王德威正是此学术流派的中坚人物。

此次由哈佛大学出版公司推出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以王德威为主编，其作者又几乎都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派”有着或远或近的学术渊源——这当然与王德威的学术交往有关——便有可能成为三十余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主导范式的一次重新出场。在全书导言《“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中，王德威对编辑主旨做了一个精彩的说明，要义有三：其一，全书一方面采取编年模式，回归时间/事件的素朴流动，另一方面各篇文章根据各自选定的时间、议题，以小观大，做出散点、辐射性陈述，两种方向所形成的张力贯穿全书;其二，强调文学史书写应有的文本自觉，要求作者跳出学科建制内狭义的“文学”定义，以不同风格处理文本内外现象，保持一种有意识的“书写历史”的姿态，以此重构和实践“文学性”;其三，不刻意推衍民族国家叙事线索，反而强调从清末到当代种种跨国族、跨文化、跨政治、跨语言的交流网络，在更包容的格局里看待现代华语语系文学的源起和发展，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和体会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有了前文铺垫，不难看出以上三点皆其来有自，且在一个气势恢宏的整体工程中得到了提炼与升华。在导言中，王德威重点阐发了“世界”概念，这一概念的出场本身就有继往开来的气势。它至少包括四重内涵：所谓“时空的互源共构”进一步发挥“缠绕”“回旋”的问题：所谓“文化的穿流交错”彰显“世界文学”的关切：“文与媒介衍生”是以更具反思性的“文学性”定义重构文学的内外：“中国与华语文学的地理图景”，则是要在更为多元的文学史情境中检讨“华语语系文学”作为理论方案和话语实践的得失。如此多头并进，合力打开文学的视野，使读者得以想象并参与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中蕴含的广阔空间以及一个文学得以“在世界中在”的过程：进而坚定一种信心，中国和华语世界作家一直并且仍然有着复杂思想和创造性思维以及开启众声喧哗的可能。王德威相信，后者正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本质所在。

虽有如此深思熟虑的导论，但这部宏大的文学史当然不会是“统编教材”，事实上以如此多元之作者——美欧、亚洲，大陆、台港143位学者和作家，其中有不少是西方人——也很难强求一律。王德威自陈在编辑过程中，曾与众多作者就预先规划的主题和个人专业兴趣来回协商，结果有所得亦有所失，诚哉斯言。不过我相信，在大多数作者看来，王德威所提出的文学史写作理念虽不无浪漫主义色彩，总体上仍然直观可感，并非陈义过高的“后学”游戏。而一人写作一到两个短篇，操作起来也不算麻烦。即便主编在内容上“漫天要价”，作者自可“就地还钱”，以最后的效果来看，总体上令人鼓舞。此处不妨随机挑出针对1940年代文学的部分，该部分共有17篇文章，指向1940年代文学的各个侧面，题目往往宏大，内容却十分具体，显出各位作者由小视角窥探大历史的信心，读之令人兴趣盎然。给我最深印象的，是各位作者对个体在历史中的境遇的把握高度一致：作为个体的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卷入历史漩涡的，与其说他们以写作来再现时代，不如说他们以写作为自己在历史之间构建起一个投入与抗拒的张力关系。台湾学者彭小妍写“新感觉派”代表人物刘呐鸥的文章，从一开始就抛出刘呐鸥的身份纠结，一个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出生，又在日本大学英文系接受高等教育的上海“新感觉派”文学领袖，然后速写式地描绘了刘呐鸥作为花花公子、作家、电影人的诸种面相，最后以其扑朔迷离的遇刺带给家人的惊悸与创伤收束全篇。文章看似浮光掠影，实则大有深意：刘呐鸥之人生悲剧在于他以游戏人生的浪荡子姿态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却被现实政治的绳索套住了脖颈：他那横溢的才华和复杂的文化身份似乎给了他进退裕如的空间，却分明是历史的狡计。黄爱玲笔下的费穆，则是上海“孤岛时期”一个遵循自己的艺术逻辑稳步成长的导演，其1940年代的代表作与其1930年代的早期作品之间的对话自成一条时间的管道，似乎可以超然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左冲右突，然而他在中国性与现代性之间的艰难探索，终究使其从苟安的孤岛滑落，并被时代的浪潮迅速淹没。李欧梵写张爱玲与香港的故事，不是将香港视为承载特定历史事件的外在的物理地点，而是视为与作家个人成长密切相关的精神“别处”，但是个人不必觉得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就像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倾城之恋”，虽能成就一对平凡的夫妻，“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周慧玲写萧红在香港的最后岁月，似乎并不念念于“还原真相”，而是大胆引入以萧红为主人公的传记电影《黄金时代》（2014），将想象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言说与影像重重叠印，在结尾处甚至提出一个“不讲理”的设想：唯有以导演许鞍华身份的暧昧——生于伪满洲，父亲为中国人，母亲为日本人——方能理解萧红人生的复杂。其他如阮菲娜写“台湾第一才子”、左翼作家吕赫若灿烂而短暂的文学人生;钱理群深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化与政治意味;王斑揭示周立波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人民性写作与西方文学及人文观念的隐秘关联：诺曼·史密斯还原梅娘在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策略与政治姿态：蒋晖分析“赵树理方向”本身的歧义与两难：安敏轩钩沉卞之琳与王力在昆明就现代诗格律进行合作研究的历史细节并阐发其象征意味：E.K.Tan力图拨开传说的迷雾，再现郁达夫流亡南洋时期与当地文坛互动的细节：苏文瑜以史家的同情心梳理周作人附逆的复杂因果：孙康宜以个人的亲身经历重述台湾“二二八事件”及随后的“白色恐怖”时期……无不给人以强烈的历史现场感。此现场感并非基于小说般的传奇细节，而是因为作者制造出种种“空白点”，从而形成对读者的召唤。具体而言，作者致力于使早有定论的历史重新成为问题，却又不打算重新给出豁然贯通的解释，使读者不得不“以疑解疑”;作者以一片拼图暗示整个图案的样貌，但此整体究竟如何，仍然仰仗读者以想象去补足;作者给出引人入胜的史实，仿佛可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此史实往往进一步模糊了文学虚构与真实人生的界限;作者反对先入为主，力求作客观公正的考察，但是字里行间又分明有个人的关切，让人暂时松开“历史科学”的包袱，感受到一种“爱与恨的阐释学”。

此种历史现场感的获得，自然需要作者改变已经习焉不察的理论腔，在历史的生动处求取思想的鲜活度：但是读者自有理论时代养成的世故，或许会坚持认为事实与观念之间是一场永无尽头的博弈，洞见与盲视始终互为表里。由此，写作所需要的便不只是“求真”的崇高表态，还要有“求新”的务实考量。正如王德威所言，该书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一次方法实验，一种对“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的创造性思考。而我想进一步说的是，即便各位作者（甚至包括主编在内）面对最终完成的大书，此次实验的意义也未必能够毕现人前。这部文学史以161篇文章，构成一部上起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耶穌会教士艾儒略等的“文学”新诠，下迄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成为地球主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超长画卷。它其实并不是“一部”文学史，而是将161次“从文学想象历史”的尝试组合在一起。此种组合，形象一点说是美剧式的，是“TV series”而不是“Melodrama”（情节剧）。各个片段显出高度的独立性，视角、观点和笔法都不求一律，“弱水三千，各取一瓢”，但是所有的小故事又都从以时序编排的整体中分享一种情节感。此种体例或许会被认为是“可爱而不可信”，作为学术写作，它显然不无风险，我愿意做一“悲观”的预测：这不会是一部文学史家的手边书（其1001页的沉重装帧也限制了这一点），也无法成为通行的大学教材，甚至其学术价值也会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我很难想象某位学者对某一段史实有疑问需要求助于文学史著作时，会首先想到这部书，因为它不是用来查的，而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解惑”的，而是用来“生疑”的。我甚至能够预测有些学者会认为它徒具创新的形式，而无内在的新意——其他不论，我们怎么能保证143位作者处在同一个创新水准上呢？如果只是让各位作者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又如何能让这部书区别于一般论文集，作为文学史获得一种整体的新意？

要回答这类质疑并不容易，不过，这类质疑有一基本的预设，即这部文学史自诩能在某种程度上代替已有的文学史著述，而作为主编的王德威教授早已大方宣告自己并无此种野心。但是，让143位作者共同进行一次文学史写作的“方法实验”，这实在是更大的野心。不过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立场，我倒可以轻松地说，这的确不是一部新的文学史，而是一部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或者换一个也许更为形象的说法，这是一部文学史版的《马桥词典》（韩少功），是以表面看来反虚构甚至反叙事的片段或者说词条，组装出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貌似零散实则整一的故事。此处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构成，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事，其实就是中国何以为中国、现代何以为现代、文学何以为文学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彼此交织，互为因果。此处最为关键的判断是，如果说过去数十年间文学史写作的繁荣，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希望通过历史写作来回答上述问题，而一次次的重写文学史又是在不断寻求更为贴切的答案和答题方式，那么到了这部《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历史写作本身的迷信已经衰减，与其说它是新历史写作的方法实验，不如说它是在实验一种“后历史”写作的可能性。“作为历史的文学”，其推陈出新的逻辑终点，就是“作为文学的历史”;而当历史写作最大限度地回归文学本身的逻辑时，文学史也就成为了文学。这并不是说文学史的体例变成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或传记写作，更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歪曲或演义历史，而是当众多有能力独立完成一部宏大历史的作者聚拢一处，各执一隅，点到为止，力求在众声喧哗中整合历史的碎片，以实现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时，所有那些用来探究历史真相的技术，都必须在一个反讽性的文学结构中重新定位。

三

上述判断稍嫌匆忙，我们不妨后退一步，先将《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实验，理解为是要尝试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此种写作范式的正面方案，即王德威所谓“在世界中的文学”，上文已予以介绍，此处要补充说明的，是方案背面的一种反讽意识。此种意识无须借助当代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话语予以渲染夸张，而不过是研究者对自身之局限性的真切感知与诚实应对。它并非依托于研究主体的哲学反思和政治自省，而应更多借助于“他者”的出场。具体而言，这意味着“视差之见”成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就一般读者来说，《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最令人兴奋之处，可能就在于作者背景、立场、视角与方法的多元性。上千页的篇幅并非难点，难就难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而且海内海外，各有持守：左派右派，岂可苟同。再加上史家、作家、理论家、批评家等身份以及专业领域的差别，便有了众声喧哗或者说“和而不同”的样态。此种样态不仅为作者制造了自省的可能性，对立场不那么执着的读者来说，更是提供了参考比照的契机。这倒不是说真理越辩越明，而是作者们提供的历史叙述的可能性越多，读者们就越能避免僵化，面对材料时就越能有点铁成金的敏感与手段。事实上，以当今世界的趋同性，值得担心的倒是作者们虽然相隔万里，却有可能是千篇一律的美国学术腔。此问题对中年以上学者来说尚不严重，中年以下则不可不察。

不宁唯是。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面对这部注定要引发热议的文学史，一个洋溢着理想主义光彩的集体工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如下问题。

首先，假如将文学带入历史的努力，日渐显示为一种对历史本身的执着（Obsession with Histor）;假如将文学史作为现代史的一种面相并为之构建日趋复杂、精致的关系模式并非文学研究的必由之径，而只是一种偶然出现的“现代方案”：更进一步，假如文学史书写所试图建立的众声喧哗的景观，最终证明只能停留于文学史写作领域，而缺乏制衡新的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的力量，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持重写文学史的动力？

其次，假如我们更为深切地关注后殖民议题，尤其是罗伯特·扬在《白色神话》中有关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与历史书写之关系的讨论，或许会被这一逻辑所触动：作为殖民者的欧洲并不需要特意去写一部宣扬殖民主义的历史，只要它有意写一部现代欧洲的历史，后者就会同时是一部殖民主义的历史。那么，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应该提供怎样的文学史写作？有关华语语系文学的宏大设想，其仅凭理论思辨难以规避的风险是什么？在以更具立体感的方式将中国现代文学带人世界的同时，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为“他者”的出场留出空间？

再次，柄谷行人认为，现代文学的起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互为表里，现代文学促成了民族意识的形成，现代民族的形成也造就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和短暂的辉煌。但是，民族主义可以抛开文学继续发展（比方走向极端民族主义），倒是“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现代方案，应该随现代的发生而发生，随现代的终结而终结。据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会从1635年说起，又会把下限放到人类退场的2066年，原因是现代文学必须要有一个起源和一个终结，有关起源的发现和有关终结的预期都内在于现代文学的定义中。这个终结不是历史记录的终结，而是历史逻辑的终局，能够终结的只能是大写的历史。至于这个终结究竟是遵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逻辑，还是福山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实现，是文学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所扬弃，还是“后人类”世界的到来即人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则是另一层次的问题。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对所谓现代文学史的探究，只是一个庞大的话语游戏？而一百多位中外作者共同进行的这次方法实验，已将这一游戏本身带到了终结的边缘？

提出上述三个问题，并非是要将一种后现代主义进行到底，我的立场毋宁说是新实用主义的，更确切地说，是理查德·罗蒂式的。由此立场看来，一直作为文学研究之学术性保证的历史研究，其真理性诉求将为更为实用的目的所代替，后者可以概括为这样的问题：在这一以文学、现代与中国为关键元素、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得分依据”的游戏中，我希望有何种收获？不过此类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以罗蒂而言，他也并不是无所用心的相对主义者，而是情愿停留于精神史和理智史的两难中。理智史的路线以福柯为代表，不在乎“哲学”“文学”之二类名目，甚至人类主体也只是一张海边沙地上的面孔;精神史则相信，在表示敬意的意义上，存在一种作为“哲学”或者“文学”的东西——如果我们有提出它们的智慧，就存在每个人总应该已经正在问的特定问题。罗蒂说，作为一个好的唯物论者和唯名论者，他支持福柯理智史的路线;但是作为精神史的业余爱好者，他想抵制它。他支持清除已经过时的经典，但他认为，没有经典，我们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英雄就不能前进。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境遇。一方面，我们需要更为彻底的众声喧哗，以便更为深刻地进入现代性境遇：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一种温暖的集体想象，彼此召唤，相互支持。此种纠结的背后是一种切身的忧虑：当英雄渐老，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想主义时代，紧随文学创作的理想主义时代远去，还会有什么人、还会有何种力量将分散于世界各处的研究者召集到一起？即便这新的一代仍然以文学研究为业，他们仍会一起讲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事吗？对于未来我们很难乐观，但我们又格外需要生活在希望之中。

作者簡介：汤拥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与文学理论，兼及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