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刚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嘉万年间山西镇边防建设与明朝边防败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明初国力强盛，蒙古军很少能够越过大同直接攻击到山西，地理位置靠内的山西相对安全，边防建设和军队训练都较落后。随着明朝边政的败坏，尤其是河套地区的失守，明朝边防态势有了重要变化。自嘉靖朝开始，蒙古军入侵山西的次数逐渐增多，为抵御蒙古军入侵，山西镇开始了自嘉靖到万历朝数十年的边防建设，并且取得了较为良好的结果。

一、山西镇边防建设的必要性

明初国力强盛，对北元及其后的鞑靼等部族采取攻势，北部边界相对安全。蒙古军虽曾入犯边界，但都不曾越过三关（雁门、宁武、偏头）进入内地，加上山西北部有大同镇作为屏障，因此，山西的边防建设较其他沿边地区相对较少。土木堡之变后，为了加强守卫大同的军事力量，朝廷调遣山西士兵7000人前往大同参与防守，此后成为制度，进一步消弱了山西镇的边防力量。随着明朝边防力量的日益衰落，从嘉靖朝开始，蒙古军越过大同直接攻击山西的次数愈发频繁，加上山西重要的地理位置，山西自身的边防建设显得愈发重要。

（一）蒙古入侵的频繁

抵御蒙古军的入侵是嘉靖朝山西镇边防建设的重要原因。明中期前，山西镇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本镇的防御措施，但因靠近内地，北方有大同屏蔽，不曾遭到蒙古军入侵，士卒懈怠，关隘破败的情况十分严重。一旦遭遇蒙古军入侵，很难组织有效的抵御。嘉靖十九年到嘉靖二十一年间，蒙古军队三次越过三关，攻入山西内地大肆掳掠，汾河沿岸城镇遭到巨大损失。

作为山西屏藩的大同，不仅未能起到防止蒙古军队入侵的任务，反而在蒙古军队入侵山西后，消极避战，坐视蒙古军抢掠。明人多认为“今山西之祸，实大同贻之。”[1]嘉靖十三年（1534）大同兵变后，不少大同士兵叛逃到蒙古军，甘愿充当向导，引导蒙古军入侵，使得山西地区遭到巨大损失。嘉靖十九年（1540）八月蒙古兵入犯山西，“越大同，抵雁门，度宁武，入岚、静、交城掠杀人畜万计，大同军有得虏掠我辎畜名买路钱。大同巡抚史道、总兵王升，幸无事，若不闻，闻亦不问。大同军亦骄悍不用命。”[2]大同叛卒石天爵借求贡一事，刺探山西镇的边防情况，将山西三关将领和防守士兵数量这一重要情报都提供给了蒙古军，甚至充当向导，引导鞑虏内侵山西。因此，在大同镇已经无法承担屏蔽山西的任务的情况下，山西镇若要抵御蒙古军入侵，就必须加强本镇的军事建设。

（二）战略位置突出

山西作为明王朝和蒙古鞑虏之间重要的缓冲地区，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山西镇北部防御主要依靠雁门、宁武、偏关三关，一旦蒙古军突破三关入犯内地，向南可直接威胁河南、山东等省，向东可以直接进犯河北紫荆关、密云等地，威胁京师，向西可以进犯陕西汉中。在大同已不能捍蔽山西的情况下，改善和加强山西镇边防建设，对保障山西和内地各省的安全都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山西镇边防建设的主要措施

嘉、万年间山西镇边防建设根本目的是为了抵御蒙古军入侵，保障山西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对此，中央和山西历任巡抚、总兵都积极对山西边防做出调整，不仅将山西镇最高军事长官由副总兵升为总兵，将其驻地由雁门关改迁到宁武关。而且将宣大总督的驻地由宣府改设到朔州，给予山西镇以财力、物力上的较大支持。具体而言，山西镇边防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三关的建设

山西镇防区东起大同丫角墩，西至老牛湾，沿长100余里，地理位置较其他边镇相对靠内。位于本镇北部的偏关、宁武关、雁门三关是山西镇防御蒙古入侵的重要前线据点，嘉靖十九年起，蒙古军三次入犯山西内地表明，大同已经无法起到屏蔽山西的作用。山西北部三关的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史载“山右三关屏列俱称重地，雁宁以大同为外藩，偏老则逼临虏穴，一墙之外，毳幕星联，地尤称重，至老营之协守则又东援密朔，西镇偏河。”[3]鉴于三关极度重要的地理位置，明朝政府投入了极大的财力和物力来支援三关的建设。

1.边墙和城堡的修建。修建边墙和城堡、瞭望堡等军事建筑是明朝抵御蒙古入侵的主要方式，“练士兵，缮城堡，明烽堠，严哨探，是为防守之计。”[4]嘉靖二十年（1541），鞑虏入犯太原后，巡抚刘臬便在雁门关招募军夫修筑边墙三百三十里，都御史李珏自大安口至平刑筑边墙九十里，以领班备御都指挥为守备，驻平刑关，在北楼口设游击将军。在偏头关修筑边墙七千九百七十三丈，敌台四十余座为屏蔽。嘉靖二十三年，巡抚曾铣于三关要害修建望台二百二十六座，每年调遣士兵前往防守。其后，山西历任巡抚在三关都投入了较大的财力和物力来加强北部边防，将多数土堡改筑为砖墙，派遣壮丁常年戍守。鉴于偏关的重要地位，“嘉靖三十一年，于偏关、老营堡边墙添设堡垒4座，万历三年（1575），又于偏老沿边自蕨菜茆起至老牛湾一百余里的边防线上，修筑砖包空心楼15座，实心楼15座，修筑敌台216座。”[5]三关先后修筑边堡多达64座，到万历中期全镇共有城堡、隘口、墩台三千七百一十一处，成为山西北部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巩固三关，山西镇每年调卫所班军及民兵一万四千人戍守、修缮城堡边墙。其中，班军六千人参与各地防御，民兵壮士八千四百人从事边墙的修建与修缮。

2.三关防区的调整。与三关边墙建设同时进行的是对三关地区防守区域的划分和将领的设置。为提高山西镇的军事地位，朝廷于嘉靖二十一年设立镇守山西总兵官，为了兼顾山西东、西两路防御，将总兵官驻地由雁门关改驻到宁武关。嘉靖四十四年（1565），设副总兵于偏关，防守直接面对鞑虏的老营堡地区，对于加强三关地区的防御有重要意义。三关各地的防守也逐步做出调整，嘉靖二十一年十月，根据宣大山西总督翟鹏的建议：“移神池堡参将于代州，以为东路分守，神池一带并属；偏头关参将以为西路分守；而代州守备则移驻广武站。其所部军士，参将三千名，守备二千名。”[6]嘉靖三十五（1556）年五月，在时任山西巡抚的王崇的提议下，朝廷“以分守岢岚参将，移置利民堡，改为分守中路参将；利民堡守备移置岢岚州，改为守备岢岚、石、隰等处，同宁武、神池二守备，俱听中路参加管辖。而以偏头、老营、八角三守备仍属西路参将。”[6]“到嘉靖后期，山西镇防卫体系最终固定下来，总兵官驻宁武关居中调度，防秋移驻阳方口，防冬移驻偏头关，副总兵驻老营堡。”[7]三关基本形成了雁平、偏关、宁武三个兵备道，东路、北楼口、中路、西路、河曲营五参将防区，构成了山西北部较为严密的防御体系。对抵御蒙古入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招募士兵，增兵戍守

山西镇在边防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对士兵进行招募和征回。嘉靖前，山西镇依靠大同作为其屏蔽，本镇兵力要远少于其他边镇，三关仅有士兵二万七千余人①，每年又有七千多士兵前往大同参与戍守，进一步削弱了山西镇的防御力量。另外，本镇较其他边镇相对靠近内地，多年不曾经历虏患，边防戍守多用地方民兵，战力全无，士兵多怯弱不堪。士兵较少，久不训练的情况，使得山西镇在面对入侵时十分被动。

面对蒙古日益严重的入侵，山西地方官深感防守吃力，兵力严重不足，因而，增加兵力成为巩固边防的首要任务。最初，明朝廷采取调遣其他边镇的军队前来山西戍守的方法，但是效果不大。调遣的军队在鞑虏入侵山西内地后，多采取避敌观望，纵敌掳掠的态度，没有全力抵御。而且，调遣他镇士兵戍守山西，反而消弱了其他地区的防守力量，给予了蒙古军入侵的机会。对此，山西镇采取了调回本镇防守他镇的士兵和招募士兵的方法来增加山西镇防御力量。

山西镇在外士兵基本包括两类：参与大同地区戍守的班操卫所军队以及调往东南地区参与剿灭倭寇的偏关边军。

1.撤回前往大同的班操军队。山西前往大同戍守班军以平阳、潞安、汾州等处卫所军队为主。土木堡之变后，朝廷调山西卫所军队前往大同参与戍守，主要的目的是要将蒙古军抵挡在山西之外，保障山西地方安全。但嘉靖十九年（1540）后，蒙古军三次入犯山西内地表明，继续调山西班军到大同戍守已无实际意义，反而不利于山西本镇的防守。因此，嘉靖二十一年，时任巡抚山西都御史的刘臬向朝廷上书，因山西三关缺少士兵，请求撤回戍守大同的山西班军七千二百五十二人，参与到三关地区的防守，同时请求调遣河南等处的部分卫所军队参加三关的防守。最终，获得了嘉靖皇帝的支持，撤回戍守大同的山西班军，调往三关地区防守。

2.御倭边军的撤回。调边军到东南地区剿灭倭寇与东南地区边防败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明朝中后期开始，东南地区的倭患愈发严重，直接威胁明朝的根本重地，东南地区的卫所军队不能抵御。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嘉靖三十六年（1557）六月，朝廷调遣山西偏关等地的精锐边军前往东南，打击倭寇。此后在凤阳巡抚李遂的提议下，朝廷下令“于山西边兵挑选一千名，保、河民兵拣选二千名，照例给予安家衣装银两盔甲器械，整搠齐备。②就令游击丘升统领，于明年二月中旬到扬州。”[8]此举虽然有利于东南地区剿灭倭寇，却加深了山西镇北部防御蒙古军的压力。蒙古军借山西镇兵力减少的机会，数次入侵宁武、雁门等地。时任宣大总督的杨博和山西巡抚葛缙对调边军到东南一事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山西本镇兵少，防御困难，应当撤回在外边军。朝廷讨论后，综合山西镇的具体情况，在嘉靖三十八年山西边军撤回后，不再调遣山西边军前往东南地区参与防倭事宜。

撤回在外军队同时，山西镇积极招募士兵增加防御力量。自嘉靖二十二年（1543）起开始大量招募士兵。先是于太原等处募军一万二千名，马五千五百匹，户部给白银九万零九百二十四两。嘉靖二十三年和二十五年，在巡抚李珏、曾铣的奏请下又招募士兵六千人，马五千余匹。仅嘉靖三十四年前，撤回和招募的士兵就共有三万多人，到隆庆年间三关戍守士兵已达五万余人，极大增强了山西镇的守备力量。

表1

（三）调整地方行政区划

为抵御蒙古入侵，山西镇积极加强了本镇军事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蒙古鞑靼入侵，明廷对山西的行政区划也做出相对的调整。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汾州府的设立。汾州设府的直接原因就是蒙古入侵。隆庆元年（1567）九月，鞑虏越过宁武关，攻陷石州，不久向东直接进犯汾州、文水、介休，掳掠男女数万，山西遭到极为严重的损失。加强汾州的防御成为当时的重点。作为沟通山西南北、东西方的重要枢纽，鞑虏一旦突破三关防御，经石州到达汾州之后，向北可直达太原，向东则可控御潞安，西南可屏蔽平阳。当时汾州归属太原府管辖，遭到虏患之后需要先上报太原府，方可以调遣士兵防御，来往消耗了大量时间。汾州下属的介休、文水、平遥等地，多为平原，没有险隘关口可作防守，十分利于骑兵突袭。因而，加强汾州地区的防御显得十分重要，地方官为改变汾州地区的防守态势做出很大调整，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在山西巡抚魏允贞的建议下，改汾州为府，下辖永宁、临县、介休、文水等地，于永宁等地设立参将，整合了晋中地区的防守力量，每年调遣平阳班军一千人驻守汾州，加强守备力量。

汾州设府首先改变了山西中部地区的防御态势，一旦遭遇虏寇入侵，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组织军队进行防守，改变了隶属太原府时，较为被动的局面。其次，汾州府可以起到阻碍蒙古骑兵入犯平阳地区的作用。汾州是蒙古骑兵南下平阳的必经之地，设府后，明朝可以集中军事力量，阻挡蒙古军入犯平阳，对保障山西南部地区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0]最后，汾州设府后，也有利于山西中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日后晋商的崛起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三、山西镇边防建设的部分财政情况

任何时期，财政都是国家军事建设的重要保障。山西镇以及其他军镇的财政支出情况不仅对研究当时地方财政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了解当时中央财政的部分情况。隆庆和议后，明蒙双方的军事斗争逐步减少，封贡互市成为两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这一时期，山西镇的贸易情况也应注意。

山西镇边防建设与中央财政的支持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鉴于山西镇特殊的地理位置，明政府给予大量的财政和军事来加强山西镇边防建设，用以主兵、客兵军饷。朝廷对山西发放京运年例银起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因广武站募军，开始增发年例银三万两，嘉靖二十二年，太原等处募军，增银90924两。[11]参阅赖建诚教授《边镇粮饷》一书中嘉靖到万历年间北方部分边镇的财政支出（表2）和山西镇军马钱粮所占比例（表3），发现：

表2单位：银两

表3

山西镇在嘉靖十八年到嘉靖二十八年间财政支出成倍增长，十年之间翻了3.4倍。万历年间，山西镇财政支出虽有所减少，但相比其他边镇仍旧占据较大份额。嘉靖十八年后，正是蒙古入侵明朝最为严重的时期，故而山西镇财政支出呈现大幅增长。隆庆四年（1570），明蒙双方虽达成和议，进行互市贸易，但蒙古方面小规模的入侵仍旧时有发生，边疆局势仍旧十分严重，边镇建设依然十分重要。直到万历十年，俺答病死，蒙古部落实力衰落，无力发动对明朝的入侵，况且和平成为两族人民共同的追求，山西镇的财政支出才逐步减少。另外，从表2中所记载的各镇财政支出数额可以发现：明代中期边防建设的确成为了明王朝财政上的巨大负担。嘉靖二十八年，上述边镇共支出白银4339793两，而同期太仓银库收入的白银仅有3957116两，财政支出远远大于财政收入，也从侧面反映出“明朝亡于财政败坏，而财政败坏起于边饷剧增”[9]的客观事实。

隆庆四年，明蒙双方达成和议于宣府、大同、山西、陕西等处展开贸易互市，山西镇借此获得较为良好的外部环境。万历年间，巡按山西御史张贞观曾说到：“国家以市赏羁縻北虏二十年於兹矣，虏且世受我封爵，称外藩，而我沿边因得有畜牧耕获之乐，无锋镝抢扰之患。”[3]这对于明蒙双发的和平发展十分有利。不少蒙族商人长期在偏关地区定居，与汉人贸易。双方的贸易数额也有很大增长，隆庆五年开市到万历三年间并未规定交易市额，本镇对虏贸易以椿朋银、布政司户口银、盐课银等项银两为主，贸易额约为二万六千两。“万历四年起，以市马六千匹，市银四万两为准。”[3]万历十九年，山西镇定市赏额数为五万四千两。和议后，山西镇军事建设也相应降低，本镇的军马财政支出也逐步减少。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年期间，山西镇军费开支降低了约十万两，赴边的班军人数也有所减少，这对于山西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山西边防建设的意义

山西镇边防建设的积极意义十分突出，对当时和之后的明朝历史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首先，山西镇的边防建设是明朝中期战略重心东移的重要步骤。嘉靖前，明朝边防的重心主要在西部地区，三边总督的地位极为重要，朝中的不少大臣，如王琼、杨一清等人都曾在三边任职。但是，自嘉靖朝开始，明朝北方防御体系衰微，蒙古军对中东部地区的入侵愈发频繁。为了抵御蒙古军，明政府的战略防守重心由西部转向靠近京畿的中东部，逐步加强建设蓟州、山西、宣府、大同等与北京密切相关的军事重镇。山西镇边防建设的调整与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蒙古军对山西内地的入犯，保证了山西地方的稳定与安全，对发展社会经济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间接地保障了河南、山东、京师等地的安全。

其次，在吸收借鉴明代其他地区边防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综合山西自身的特点，山西镇建成了比较完善的防御模式，构成了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明朝后期边防建设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崇祯时期，山西巡抚吴甡在重新建设山西北部防御时，积极地利用了嘉万时期边防建造的经验和建筑。同时，作为明代后期边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镇的边防建设对研究明代后期边防有重要意义。

最后，山西镇以及明代中后期边防建设成为了明蒙双方互市贸易的重要保障。隆庆四年后，明蒙双方关系开始走向和平的封贡互市阶段。山西镇良好的边防防御体系成为了封贡互市的有力后盾，遏制了蒙古军入侵的欲望，有利于明蒙双方在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友好发展，符合汉蒙两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需要注意的是，山西虽然积极进行边防调整，但是本镇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单独抵御蒙古军入侵，仍需要其他边镇和地区的支援。调遣其他地区的军队对山西边防有一定作用，但大量军队集中在山西，不仅劳民伤财，还给蒙古军入侵其他地区提供了机会。漫长的边防线，也分散了山西镇的守卫力量。山西巡抚万恭曾说道：

“臣比者亲历三关，深入窑窨，崇步墩台，深惟战守之策，盖有四难。夫三关三万之兵当虏酋十万之众，是众寡异形也；兵故不习而脆，虏故射猎而骁，是强弱异势也；我以三万之兵散守八百里之外，贼以十万之众驰遂数十里之中，是萃散异用也；贼之数五倍于我，我多步卒止利于採守，贼之马二十倍于我，贼尽骑士，殊利飙驰，是攻守意施也”[6]而且，军队腐败的情况仍旧时有发生。士卒缺失，将领剋剥、冒领军粮的情况十分严重。这些都削弱了山西镇的边防力量。万历年间御史张贞观前往老营堡巡视时，记载“臣四月中入老营堡查点兵马，阖营马二千余匹，而疥癫羸瘦不堪骑坐者则几千匹，其军之披甲为壮士，免胄为乞丐者，又比比也。”[3]山西镇的边防形势仍十分严峻。

参考文献：

[1]陈鹤.明纪[M].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六辑第 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492.

[2]黄光升.昭代典则·卷二十八[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23.

[3]张贞观.掖垣奏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64册）.山东：齐鲁书社，1996：426，420，456，426.

[4]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二[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89册）.山东：齐鲁书社，1996：395.

[5]申时行，等.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669.

[6]明世宗实录[M].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5280，7497，8823.

[7]靳林.明代山西三关地区防卫区划的形成与演变[J].复旦大学，2010：46.

[8]李遂.李襄敏公奏议十三卷·卷六[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1册）.山东：齐鲁书社，1996：103.

[9]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2010：346，1.

[10]韩磊.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与地方控制[J].山西：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2012，（5）：52.

[11]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二十五[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