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鑫

（长治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山西 长治 046011）

寺坊结构被视为中国回族社区组织的基本形式，在“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状态下，各地回族在生活格局上表现出了较大的一致性，学者们普遍认为，寺坊结构的形成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结果[1]。寺坊结构是我国绝大多数回族群众生活格局的形式，对特定回族聚居区寺坊结构的研究服务于回族学研究的需要，而作为区域性亚文化社区，开展研究亦对相关地区的城市、乡村治理有借鉴之处。

山西省东临河北、南接中原大省河南，西边与我国西北地区门户陕西毗邻，从地理位置及回族人口分布角度来看，正好处于连接我国东西部回族人口重心带的中心地区。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2015年山西省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山西省目前回族人口约有6万人，约占全国回族总人数的0.57%。其中回族分布主要集中于太原、大同、长治、晋城等地，在历史上曾经形成不少回族聚居区。解放后，由于历史及城市化改造等诸多原因，太原、大同等地的传统回族社区多数已经不复存在，传统“围寺而居”的寺坊结构也被打破，目前仅有长治地区保留了山西省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回族寺坊结构发展轨迹中，从产生到壮大乃至弱化的完整过程在长治地区均有迹可寻。本文选择长治回族寺坊的形成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

一、人口因素——“寺坊”形成的基础

寺坊又称教坊，寺坊强调“寺”与“坊”，就回族聚居区而言，“寺”特指清真寺，而“坊”则代表依附清真寺的居民区。明代以前长治地区并无回族聚居区，回族迁入长治渊源于明代初期。明永乐六年（1408年），朱元璋第二十一子朱模就藩潞州，《明史·卷一百一十》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封。永乐六年就藩潞州，宣德六年薨”。据《潞安府志》、《中国回族大辞典》、长治马氏谱系以及程氏谱系考证，朱模就藩潞州的随从中有少量回族人，这些从南京而来的回族人就成为了长治回族的渊源。其中程德与马招被视为始祖，至今程、马二姓仍为长治回族主要姓氏。2017年秋笔者参与完成了长治市区清真寺碑刻的拓印工作，这些湮没已久的文献得到了整理。一些碑文中也谈及了长治回族的来源问题。光绪三年《重修陈程姓合族始祖茔记》中记载“尝谓物之有本，犹水之有源也，本之不追，何知源乎？昔吾陈程氏随藩迁潞，始立茔于□①碑文缺失或难以辨识，以“□”填补空缺，下同。门外附城村南”；道光十一年《清真南寺续置地亩碑记》中则提到“我回民守清真止知认主之前定，至上党之有回回，乃由南京迁居于此者也。”此二处碑文明确指出长治回族由南京随藩迁潞。此外，1982年马福平整理的口述资料《长治回民来源与发展座谈纪要》及笔者对部分回族老人的访谈，均得出一致答案。据群众口述，回族始祖中程、马二人皆为军人，其中马招身份在《中国回族大辞典》中得到印证，“为官府侍卫要员”。马招与程德以及其他随朱模从南京迁到潞州的回族人，成为了长治回族人口发展的种子，为后来“坊”的形成以及进一步“寺坊”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寺坊是社区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作为宏观社会的缩影，社区必须具备地理空间及人口两大硬性条件。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中自然地理因素及人口因素重要作用的相关理论相互契合。长治回族先有“坊”后有“寺”是不争的史实，根据一般情况分析，最早修建的清真寺周围，往往也是最早的回族聚居区。社会学关于社区的理论指出，“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是构成社区的软性条件，共同的宗教信仰与共同的生活习惯，促成了长治地区早期回族社区的形成。根据研究长治市第一座清真寺是位于西大街上党门西侧游岭的清真北寺。清真南寺乾隆三十年八月《清正南寺地亩碑记》中记载：“至吾上党之回教，乃由南京迁居于此者也。始创之寺，在郡城之西北，后因人众，一寺难容。”碑中所提“始创之寺”即清真北寺。清顺治十六年版《潞安府志·卷一·今郡治图》中标示了游岭，此处靠近郡治核心，与乾楼、看花楼、梳洗楼相望，正处郡城西北。

关于清真北寺的修建时间历来争论不一。《长治市志》中称“位于游岭街的清真北寺，始建于明景泰五年（1454年）”；许欢在《山西长治市城区西街回族社区调查研究》中称“建于明朝永乐（1409年）”[2]；王平在《长治市区回族调查》一文援引马氏谱系认为清真北寺为马招第六代后人发起[3]。长治回族1408年方随朱模就藩潞州，人力财力有限，许欢所言清真北寺建于1409年的说法应属讹误。考虑到古人的平均寿命、婚嫁年龄以及马招“官府侍卫要员”身份等因素，马招系成年人的推测基本可信。《明会典》规定，男子满十六岁、女子满十四岁便可婚嫁，马招来潞时应该已有一代至两代后人，其第六代后裔兴建清真寺按推算也是可信的。在一些历史文献中，也有回族人口发展的印证，在明弘治年（1488年-1505年）马暾所著《潞州志·闾里志》“在城十八巷”中明确记载了“回回巷②明·马暾纂辑《潞州志》第二六页，中华书局出版。”，可见至少在明代弘治年间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回族聚居区。据《潞安府志》记载，马暾为潞州知州，该书完成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距离景泰五年不足五十年，一定规模的回族聚居区往往有清真寺作为宗教活动中心，明弘治年之前有清真寺当属可行推测。参考“始建于明景泰五年（1454年）”的说法，长治回族从迁入到形成固定社区再到兴建清真寺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一定的人口基数成为了建立清真寺满足宗教需求的基础，清真北寺的建立标志着长治回族寺坊结构的初步形成，其基本动因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宗教需要，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居民区符合中国其他回族地区寺坊结构的基本模式。

人口因素，作为社区形成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在长治后期寺坊形成过程中仍占重要影响。以清真南寺为例，《清正南寺地亩碑记》中记载，“有马贵者，乃有明礼部请劄之掌教于西南营，义出田地十三间，直通城根。与其胞兄讳江捐造殿宇三间”，根据马氏家谱推算，清真南寺修建发起人马贵等人生活年代大致为明代中后期，稍晚于清真北寺。长治回族民间有“小北寺分出大南寺”一说，“后因人众，一寺难容”——南寺的形成与回族人口的增长直接相关。南寺之“大”，在于规模，作为回族社区的中心，清真寺的规模大小往往与附属居民区的人口与规模呈正相关的关系。至此，长治回族社区寺坊结构的发展完成了奠基，历时约两个半世纪，清真南寺与清真北寺所属的居民区成为了回族群众聚居的最主要区域。

二、宗教因素——寺坊形成的核心驱动力

人口因素是寺坊结构形成的基础，而宗教因素则是促使居民集聚并修建清真寺的纽带。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清真寺在寺坊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源自于满足了坊民的宗教需要。长治回族群众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中有诸多宗教仪式与规范需要配套的宗教场所辅助完成，加之穆斯林根据宗教需要有特殊的生活习惯，对普通的信众而言，修建清真寺或围寺而居带来了信仰与生活的双重便利。与此同时，受人口与社会交往多重因素影响，人口较少的群体普遍存在文化危机感，清真寺作为社区中心，有效地安抚了人们的心灵焦虑，成为了维持民族文化传承、进行民族教育的纽带。因此，在长治回族寺坊结构中，清真寺扮演的角色比较特殊，一方面作为宗教场所，它满足了居民的宗教需求，另一方面还兼具了配合政府治理、社区文化建设、民族文化传承、居民矛盾调解等功能。

宗教的因素对寺坊结构的影响还在于新兴宗教思想对传统寺坊的撕裂。米尔恰·伊利亚德在《宗教思想史》中强调，任何新兴宗教思想都以一定的传统宗教思想为基础，其兴起集中反映了人民在遭遇深层危机之际是如何通过宗教的创新来解释、摆脱和化解这些危机的[4]。1927年前后，伊斯兰教伊赫瓦尼（Ahl al-Sunnah）宗教思想传入长治，对传统回族社区带来了极大震动[5]。该派别主张“凭经立教”，在尊经革俗的口号下呼吁剔除传统穆斯林社会中不符合伊斯兰教传统的习俗与做法。伊赫瓦尼由甘肃人马万福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又由陕西籍、甘肃籍阿訇传入长治。作为长治最大的寺坊，清真南寺对伊赫瓦尼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很快放弃了老教格迪目（Qadim）传统。对于伊赫瓦尼思潮的影响，如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言，传统格迪目老教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危机。在清真寺碑文整理中有“经学废堕，教门荒□。倘不急为□理，将来入于迷途，虽有礼拜寺而无念经斋拜之人③乾隆三十年八月《清正南寺地亩碑记》”、“我后人唯恐养育不深学术寥堕，空有清真之名，实无传教之实④道光十一年《清真南寺续置地亩碑记》”的记载，反映了回族内部学人寥落、经学废堕的宗教传承危机。某种程度上格迪目在旧的宗教习俗与习惯上的坚守被部分回族群众视为民族、宗教文化传承的危机，改宗伊赫瓦尼则成为了化解危机的途径。清真南寺的改宗直接导致一部分坚持格迪目传统的回族群众离开了原居住地，1928年清真中寺的建立标志着长治回族寺坊结构进入了两大教派对立的新的发展阶段，清真中寺逐渐成为了新的回族居民区中心（如图一所示）。

图一 北寺、南寺、中寺分布简图

教派的不同促成了新寺坊的形成，也对后期新寺坊宗教派别的归属构成了影响。时至今日，长治地区教派分布格局基本形成，无新教派产生。目前长治城区十一座清真寺中除清真中寺与建华清真寺外，均隶属于伊赫瓦尼派。新兴教派以传统宗教思想为基础的情况在长治地区也有体现，由于格迪目与伊赫瓦尼在根本教义上几无区别，仅在个别宗教习俗和仪式上有分歧。因此，从整体上看，教派纷争并未造成实质上的族群分裂，人们的教派观念并不强烈，隶属于不同教派清真寺的坊民在日常生活交往、宗教交往、通婚、丧葬、贸易等方面仍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此外，长治回族地区并未形成“有边界”的寺坊，随着人口的发展，很多寺坊在地理范围上出现了重合。如图一所示，清真南寺与清真中寺、清真北寺与清真中寺的附属居民区互有重合，如营口街、铜锅街、令公巷居民分属不同教派，但居住格局犬牙交错难分彼此。当然，这也导致不少教派意识稍强的人们出现了“在寺不在坊”和“在坊不在寺”的情况。

总的来说，宗教因素作为寺坊形成的核心驱动力从内在塑造了回族寺坊与普通社区的独特性，从现代社区舒适度研究角度看，宗教因素是构成长治回族居民区社区交往、社区特性和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内容。

三、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双重刺激

新中国成立以前，长治地区形成了北寺、南寺、中寺、西寺并立的回族居住格局，四个寺坊或大或小，基本反映了回族人到长治后因人口增长与宗教需要建设寺坊并形成稳定生活区域的历史现实。根据笔者掌握的长治回族清末民初地契显示，至少在民国初期，不少街道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以回族为主体的社区。如民国十二年有长治城西区十五闾人马再营出售“在本城西街路南清真街道东住院”的地契，此处正是清真南寺附近居民区，“清真街”的名字也独具特色。在十三位地契的中间人中，十二人姓马、一人姓程，也基本反映了南寺附近居民区回族的姓氏特征。以北寺、南寺、中寺为中心的回族居民区基本构成了长治回族寺坊结构的中心地区，改革开放前后长治市区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陆续新建了9座新的清真寺，大大改变了寺坊结构四寺鼎立的稳定结构，在寺坊结构中心地区出现了不少小的回族聚居区，因此，我们将建国后寺坊结构的新发展视为长治回族寺坊结构发展的第三阶段。

图二 长治市区回族人口数量及在长治市总人口中的比例

图二显示，近几十年回族人口总体规模稳步增长，原有社区容量饱和是人口增长带来的直接问题，此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回族寺坊已经与汉族居民区连成一片，原寺坊缺少发展空间，为缓解人口压力，只能将目光转向新建寺坊。回族寺坊快速发展还有其他几个影响因素。首先，改革开放大大改变了传统社会封闭的特征，回族同其他兄弟民族在民族团结、社会和顺的氛围中迎来了发展的重大契机，一部分回族人开始走出了传统社区。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传统寺坊的部分地区被改造成了商品房或公共用地，因此迫使一部分人选择离开传统社区，如上世纪末，长治市西大街进行城市化改造，居住于此的大量回族群众选择移居至建华社区和瓦窑沟社区。这些都导致了回族人口向周边分流，如图三所示：

图三 长治市区清真寺类型及修建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前后到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国家落实宗教政策也为寺坊重新发展带来了契机，长治回族寺坊在这个时期完成了由传统四大寺坊到十多处寺坊的大发展，并再次进入稳定阶段。

四、稳定中的新变化，寺坊将何去何从

长治回族用6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三次寺坊结构的重大调整，其发展轨迹基本遵循了人口发展、宗教需要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以目前长治回族人口的增长速度及族群状况来看，当前的居住格局基本可以满足正常生活与宗教需要，继续新建清真寺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处于稳定状态的寺坊，又将为下一次的调整酝酿哪些因素呢？除内部因素外，有几个外部因素是需要考虑的。首先，绝大多数回族寺坊存在生活配套设施落后的情况，这大大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根据近几年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回族群众选择购买商品房来改善生活，传统回族寺坊，特别是以北寺、南寺、中寺为核心的中心寺坊开始出现人口持续外流的现象。其次，近年来，长治回族群众为适龄青年选购婚房多选择生活设施方便的商品房，年轻一代大量离开传统寺坊已经成为潮流，传统社区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第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长治市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而长治回族寺坊大多位于市区中心地带，拆迁改造可能性存在，这对传统寺坊发展亦会造成影响。此外，传统寺坊还存在卫生环境差、教育条件不佳等弊病。这些因素都将对下一次寺坊结构的调整构成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强.田野中的洞察-人类学伊斯兰研究散论[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5.

[2]许欢.山西长治市城区西街回族社区调查研究[D].宁夏:宁夏大学,2013：21-22.

[3]王平.长治市区回族调查[J].咸宁学院学报，2010，30（11）：222-223.

[4]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5]马兰.守望故土：长治回族六百年[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