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淑玲 靳英辉 夏欣华 陆 翠

（1.天津市泰达医院，天津 300457；2.天津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指在经历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难性应激事件而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存在的精神障碍，表现为创伤性体验反复出现，回避任何可能引起创伤记忆的场景及持续的高度警觉[1]。PTSD通常在遭受创伤数日、数周甚至数月后才出现，且症状持续时间视患者状况不同而有所差异，短则一月，长则数年之久[1]。国内外基于不同类型创伤性事件的众多研究显示，PTSD的发生率在4%到88%不等[2]。研究显示，其发生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人格特征及性别等因素有关[3-6]。本研究以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特大爆炸事故为研究背景，将天津市泰达医院一线医务救援人员兼受灾人员作为观察对象，调查该类特殊群体的PTSD症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后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符合入组标准的天津市泰达医院的医务人员206人进行问卷调查。入组标准：①天津市泰达医院的在职医生或护士；②年龄20～60岁；③曾于事发当晚参与抢救工作；④在爆炸事故中受伤或亲历爆炸现场或目睹事故对伤员造成的伤害；⑤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于事故前后两周休假者。问卷由研究人员同各科室护士长向当班医务人员发放，当场填写并回收。每份问卷填写完成所需时间约为10～20 min。问卷调查时间为2016年3月20日。

1.2 研究工具 ①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平民版(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PCL-C)[7]。包含 17个项目，归为3个核心症状群：再体验症状(1～5 项)、回避/麻木症状（6～12 项）和警觉性增高症状（13～17项）。各评定项目采用“1=没有发生；2=轻度；3=中度；4=重度；5=极重度”5 级评分。单个项目≥3分即为阳性；3个核心症状群阳性筛查标准分别为：至少1项再体验症状阳性，至少3项回避/麻木症状阳性，至少2项警觉性增高症状阳性；三个症状群筛查均为阳性者符合PTSD症状阳性标准[7]。②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8]，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包含 20个条目，采用 “0=不采用、1=偶尔采用、2=有时采用、3=经常采用”的0-3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遇到挫折时采取相应的应对行为越多。③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9]，包括10个条目，涵盖三个分量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各条目相加是总分(11～60分)。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比形式呈现。根据PCL-C测量结果，将PTSD症状是否阳性作为因变量，将被调查者人口社会学资料、受灾情况及经历和自觉心理状态、SCSQ问卷得分（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得分）和SSRS量表得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作为自变量，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PTSD症状阳性的因素。检验水准α为0.05。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206份，回收有效问卷195份，有效率94.7%。研究对象平均年龄（30.4±5.5）岁，参加医务工作平均7.7年，男29人，女166人；135人以往有灾难救护经历。文化程度为专科48人，本科126人，研究生19人，2人漏填此项；家庭居住地在天津开发区66人，在天津其他地区116人，在非天津地区13人。科室分布为：急诊科38人，院前急救5人，内科29人，重症监护病室9人，胸泌外科12人，神经科27人，骨科51人，普通外科12人，消毒供应室6人，放射科1人，儿科1人，4人漏填此项。研究对象在事故中受灾情况及经历和事故后自觉心理状态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受灾情况及经历和自觉心理状态

续表

2.2 PTSD症状得分情况 完成调查的195人中，PTSD症状阳性率为19.5%（38/195），见表2。3个核心症状群的阳性率分别为：再体验症状群阳性率42.6%，回避/麻木症状群阳性率13.8%，警觉性增高症状群阳性率41.0%。

表2 PCL-C单个评定项目阳性率情况

2.3 PTSD症状的危险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被调查者为女性、消极应对得分越高、客观社会支持得分越低、自觉精神压力越大、亲人受伤情况越严重则其PTSD症状越可能为阳性。见表3。

3 讨论

3.1 研究对象PTSD症状的特点分析 本研究测量结果只能用于提示被试者在测量期间是否出现PTSD的症状，并不能用于PTSD的诊断。被试者经历创伤后出现PTSD症状并持续一个月以上方可诊断为PTSD[1]。研究显示，天津港爆炸事故后，十分之一受灾医务救援人员具有较明显的PTSD症状，低于汶川地震后幸存者的 PTSD 检出率[6，9，10]。本研究的被试者再体验症状与警觉性增高症状的阳性率较高，可能是因为爆炸事故的造成的突发巨响使被试者受到触不及防的惊吓，从而使其警觉性增高和易产生再体验症状。

3.2 女性可能更容易出现PTSD症状 本研究显示，女性比男性出现PTSD症状为阳性的可能性更大，这与国外一些研究结果一致[11]，提示创伤事件发生后应当更加关注女性的PTSD症状表现。另外，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大多数为女性，可能造成女性PTSD症状阳性率更高的假象，因此需进一步的研究加以验证。

3.3 亲人受伤情况增加PTSD症状阳性率 研究对象报告的其亲人受伤情况越严重则其出现PTSD症状阳性的概率就越大，这与以往的一些有研究结果一致[12]。在创伤性事件中当事者亲人的受伤情况也算是当事者创伤暴露的内容之一，而创伤暴露程度越大则越可能出现PTSD症状。因此，对创伤性事件中受伤者的亲人也应该关注其是否出现PTSD症状并加以预防。

3.4 研究对象的自觉精神压力对其PTSD症状有较明显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觉精神压力越大则PTSD症状为阳性的可能性越大，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3]，反应了被调查者事故后自觉心理状态对其PTSD症状严重程度具有重要影响。对于经历创伤性事件的人群，提示自觉精神压力过大时应及时缓解精神压力，必要时应寻求帮助，如寻求心理咨询或向他人倾述，避免形成PTSD症状及PTSD症状持续。

3.5 良好的客观社会支持有利于降低PTSD的发生率 一些相关研究关注研究对象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对PTSD的影响[3]。研究显示，良好的社会支持可有效减慢PTSD的发生发展[14]。本研究显示，客观社会支持越少是PTSD的危险因素。这些客观社会支持包括官方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经济支持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帮助以及来自同事和亲人的情感支持等，提示创伤性事件后提供良好的客观社会支持可降低当事者PTSD症状阳性率的可能性。

3.6 消极的应对方式或可增加PTSD的发生率 本研究显示，研究对象采取消极应对越多是PTSD的危险因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5]。鼓励受灾医务救援人员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可能对预防这一特殊人群PTSD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积极的应对方式包括倾述烦恼、通过工作学习或其他活动解脱，以及改变自己的看法，重新发现生活中什么“重要”等。

4 小结

综上所述，天津港爆炸事故近五分之一研究对象PTSD症状为阳性，其影响因素复杂。亲人受伤情况是PTSD症状的独立影响因素，提示应重视这一部分人群PTSD的预防和心理卫生干预。另外，自觉精神压力、消极应对方式以及较低的客观社会支持作为PTSD的危险因素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应针对同类人群再进行质性研究以深入挖掘这些因素对PTSD的影响程度和过程，从而为PTSD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未能将这一特殊人群与同一时期非医务受灾人员的PTSD症状情况做对比研究。

表3 受灾医务救援人员PTSD症状是否阳性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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