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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的史前城址及其衰落初探

2018-05-08赫德川

卷宗 2018年4期
关键词:衰落洪水

赫德川

摘 要: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产生的史前城址与同时期的其他区域相比尤为发达,而在石家河文化末期,史前城址却快速的衰落了,本文旨在通过对湖北地区史前环境气候的探究找到湖北地区史前城址衰落的原因。

关键词:湖北地区;史前城址;衰落;洪水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湖北江汉平原和湖南澧阳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繁衍出了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序列,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踪迹,并结合文献推断这里就是上古传说中的三苗部落的聚居区。至此学者们意识到长江流域的文明是领先同时期其它地区的,例如黄河中游、海岱地区。而晚至石家河文化晚期,以湖北地区为主的长江中游史前城址却突然消亡,关于湖北地区史前城址的衰落,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大多采用了古文献资料中“禹征三苗”的传说推定史前时期华夏部落对三苗部落的征服导致了史前城址的消亡。但由于论述太过笼统,论据单一,对史前城址衰落的原因并没能很明确的解答出来。本文旨在结合已有研究进行分析,对湖北地区史前城址的衰落进行探究。

1 湖北地区史前城址概况

关于史前城址的研究长久以来备受关注,处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今所说湖北地区早在《禹贡》九州中属于豫州和荆州,长江中游的史前城址是大幅度领先同时期其他地区的。

长江中游建设最早的史前城址是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这一城址在湖南地区发现,属于长江中游“大溪——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系统的文化遗址,经过1979年的调查和1999年等的发掘研究,证明这一处城址是长江中游至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史前城址,并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史前城址。湖南澧县的城头山遗址中,现今发现最早的城垣可以追溯到大溪文化早期[1]。根据现在已知的长江中游史前考古的发现,城头山聚落处在一个西南——东北向的岗地上,地形整体西高于东,岗地西南部有澧水绕岗而过流向东北方向。城头山的城垣建筑经过多次补修、重建,根据研究共分为四期,其中第一、二期城垣属于大溪文化,而第三、四期城垣属于屈家岭文化时期。在对城墙进行过对比之后可以发现,一、二期城垣范围内的城址平面相对较小,三、四期范围内的城址明显进行了扩张,并且其中一期墙体宽11米,第二期城墙是对第一期城墙的加高,第四期城墙叠压在第三期城墙之上,城内坡面上叠压着屈家岭中期文化,因此最晚的第四期城墙也是在屈家岭中期之前修筑完成的,第四期城墙底部宽度大约有26.8米左右,顶部宽达20米。一、二期城垣的城外壕沟发现过不少生活垃圾的遗存,且这一时期城壕相对较浅,深度不过2.5米,这样的深度结合城墙的厚度并不足以阻挡军队的进攻,而对于小股洪水和猛兽却有着有效的防御力,而到了第三、四期城垣,城垣厚度较前两期二倍有余,城外因环绕城址取土筑墙也形成了更为宽大而深的壕沟,已经形成了护城河的规模。更兼三、四期城墙比一、二期城墙出现明显的设计痕迹说明在三、四期城垣建设时,整个城头山环壕筑墙聚落已经明显升级为了这一地区的中心,开始考虑战争防御和中心威严性等问题了[2]。

至今为止长江中游的考古发现中也发现了许多类似的史前城址,现究其总数多达十五个左右,除少量出于湖南境内,其它主要分布在湖北地区,而在城头山古城升级转型的这个时期,长江中游相继崛起了一些史前城址,城头山三四期古城约在屈家岭中期以前,同时期鸡叫城、青河古城、龙嘴古城、马家垸古城和石家河古城也已经就此建成使用了。屈家岭古城的大规模建设也正是在鸡叫城、青河古城崛起的时候。也即是说屈家岭古城的中心性建设是为了取得威严性和区域内的主导地位。区域内的都城性质的城址就这样出现了。湖南地区澧阳平原是史前城壕建筑建设的起始,而此后湖北地区江汉平原上建立起了更多的史前城址,城址规模不一,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古城面积达到120万平方米,而最小的走马岭古城址仅有7.8万平方米,湖北地区史前城址大小差异巨大,从一个方面也看到湖北地区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复杂的社会形态,拥有多个区域性的中心聚落。

石家河古城建造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城垣平面近方形,是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史前古城。地理位置处于湖北中北部的大洪山南麓,背面为桐柏山南面紧邻江汉平原,向西则是汉水,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城墙四垣周长有4800米,护城河面积有180万平方米。城墙西垣总长度有1000米,宽度约30米,其中最宽处达到50米,现存高度大多为4米,但有个别处高达8米。紧靠西垣外侧的城壕遗迹宽约60-100米。石家河古城面积巨大,根据推测石家河古城内总人口达到15000-20000人[3],石家河古城内有多个不同的中心台地,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谭家玲、三房湾、邓家湾和杨家湾。城内有过个中心式台地,台地之间虽然有自然冲隔沟进行阻断,但也有人为进行连接的痕迹,有学者认为这是城内含有多个聚落的标志[4]。

长江中游史前城址从屈家岭早、中期开始到石家河早中期,显示出了一系列的规律:1数量上不断的增加,史前城址本身也有着不同规模的扩张和发展;2城址的平面形态开始由方形城址逐渐发展成为多种形状的城址;3超大型的中心城址也在这一时期出现,石家河古城的大型中心城址和周围小城址并列发展,但主导着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4长江中游史前城址呈现出点面结合大小有别、错落有致的多重分布格局[5];5城内有排水系统,甚至有些城址内部有水道贯通,运输活动可以水陆并用。

由于长江中游地区多水域河湖,真正发展起来的大型聚落区域,多处在大型山脉向平原延伸的阶地上,这样的选址一方面可以保障聚落整体的安全,另一方面由于处于阶地之上,也拥有大面积可利用的土地,能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保障聚落的发展。长江中游的史前城址少见有方形,尤其建立较早的城址中更为明确,这大约也是由于长江中游的水系纵横,城址的建造大多数依照地形进行设计,许多城墙甚至没有完全封闭(表一)。

2 湖北地区史前城址的衰落

一直以来许多学者从历史文献中找寻材料,将华夏集团的统一被作为江汉流域史前城址的废弃原因,近年来关于后石家河文化的认识也支撑了这样一种说图法,既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进入湖北地区[6](图一)。但是江汉流域的族群虽然衰败,也并不会被华夏集团整体赶出湖北地区,其所修建的高大城垣仍然可以为华夏集团的统治者所利用,而此时也并没有出现多个不同文化的更先进的城址遗址。因此以这种原因作为湖北地区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原因是不充分的。

近年来对长江中游史前地理环境的研究逐渐增多,将地质概念全新世的环境变化引入到人类活动的变化之中。通过将孢粉资料的年代发现相当于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气候温暖濕润,适合农业发展。而石家河晚期到楚文化时期这一地区则是洪水期[7]。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湖北地区发生的洪水事件有10次之多,而其中以石家河文化的末期洪水规模最大[8]。

南京大学的朱诚及其学生吴立和中国地质大学的谢远云对湖北地区史前遗址地层中淤积的类洪水层进行了沉积粒度的物理分析和化学分析以及对遗址地层中和特别选定的一些古洪水沉积地区的植物孢粉进行分类并进行了AMS14C测年,并经过化学分析确定植物孢粉中含有的有机碳和氮含量[9]。在多处、多个取样分析中都发现在石家河文化晚期有过大的洪水期。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气候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属于冷干期,而在石家河文化时期属于高温期[10]。结合朱诚先生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数据,以及参考发掘报告的数据湖北地区几个史前城址的海拔高度为:石家河0-50米;阴湘城0-50米;走马岭0-50米;马家垸0-50米;门板湾0-50米;笑城0-50米;叶家庙0-50米;陶家湖50-200米;龙嘴古城0-50[11]。可见湖北地区大部分史前城址都是在0-50米之间,即便是对于平均海拔20-100米之间的湖北地区,多数史前城址的海拔高度也是相当的低。

从荆州市西偏北山区中沿长江一线分布的大溪文化,之后屈家岭文化时期在荆州市、石家河两个地区出现中心并向东部和北部散射。在石家河文化时期原本的屈家岭时期聚落大多都在其近周的地势较高处出现了石家河文化的遗址,在原本屈家岭文化遗址并不多的西北地区汉江上游地区则出现了许多石家河文化遗址,并且石家河文化时期遗址继续以荆州市和石家河为中心,在东部和西北部大范围的分布[12],在石家河文化的晚期遗址数量明显减少,沿着其早中期所在的水系逐渐向上游迁徙[13]。

在石家河文化的晚期阶段,湖北地区经历了大规模洪水侵袭,地势低平的史前城址即使能够阻挡洪水的冲击,但平原地区可耕种的土地已经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于是在石家河文化末期,聚落开始向地势较高的山脊上和水患较轻的西北山区搬迁。城址作为中心的凝聚力逐渐衰退,又兼有中原部落的入侵,湖北地区史前古城址也由此被废置。

参考文献

[1]王振双、李群:《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地球》2005年第1期,第23-28页。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第4-17页;《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澧县文物管理所,《文物》,1993年第12期,第19-30页;王红星:《澧县城头山城壕聚落初步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8辑,第252-260页。

[3]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213-294页。

[4]闻磊:《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33-35页。

[5]赵春青:《简论中国史前城址的起源与发展过程》,《皇帝古都在新密》2003年11月,第91-111页。

[6]白云:《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93年第4期。

[7]裴安平:《澧阳平原史前聚落形态的特点与演变》,《考古》2004年第11期,第63-76页;朱诚、钟宜顺、郑朝贵、马春梅、李兰:《湖北旧石器至战国时期人类遗址分布与环境的关系》,《地理学报》2007年第3期,第227-242页。

[8]吴立:《江汉平原中全新世古洪水事件环境考古研究》,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3年5月,第103-155页;张俊娜、夏正楷:《中原地区4 ka BP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沉积证据》,《地理学报》2011年第5期,第685-697页;谢远云:《江汉平原江陵地区9 kaBP以来的气候演化》,中国地质大学博士生学位论文,2004年5月,第64-77页。

[9]于革、刘健、薛滨:《古气候动力模拟》,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第三章第二篇。

[10]李枫:《江汉平原5.5-3.4 kyr BP环境变化及其对古文化演替的影响》,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3年12月,第75-109页;谢远云:《江汉平原江陵地区9 kaBP以来的气候演化》,中国地质大学博士生学位论文,2004年5月,第64-77页。

[11]朱诚、钟宜顺、郑朝贵、马春梅、李兰:《湖北旧石器至战国时期人类遗址分布与环境的关系》,《地理学报》2007年第3期,第227-242页。

[12]黄传懿:《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上/下)》,2002年12月版,西安地图出版社,第60-61页。

[13]鲁西奇:《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聚落地理的初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14]《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第一批至第六批)》,湖北省政府,鄂政发[2002]35号、鄂政发[2008]16号、鄂政发[2014]27号;王红星:《澧县城头山城壕聚落初步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8辑,第252-260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第4-17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鸡叫城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5期,第19-30页;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州马家院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文物》1997年第7期,第49-53页;陈官涛、荆州市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湖北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4期,第16-38页;院文清:《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第1-10页;贾汉清:《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1995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第17-28页;张杏丽:《中国史前城址的比较研究》,《长江文化论丛(第8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第88页;贾汉清:《湖北公安鸡鸣城遗址的调查》,《文物》1998年第6期,第25-30页;张之恒:《长江流域史前古城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第5-13页;尹检顺:《湖南澧阳平原史前文化的区域考察》,《考古》2003年第3期,第248-260页;张绪球:《长江中游史前城址和石家河聚落群》,《荆州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1年;王红星:《从门板湾城壕聚落看长江中游城壕聚落的起源与功用》,《考古》2003年第9期第829-843页;李桃元、夏丰:《湖北应城陶家湖古城址调查》,《文物》2001年第4期,第7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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