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湛

半个世纪之前， 美国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曾略带夸张地形容当时古典音乐有一群“标准听众”，与普通下层人民的模样格格不入（“有逻辑性的语言是法语，其命运是在世袭君王的统治下，遵照教义生活”）， 讽刺之意溢于言表。时至今日，人们也许已经对这样戴着有色眼镜的定论不屑一顾，但如果进一步细究，巴尔赞的“引子”还是很有必要的。请先听两种设问：

可否将如“在奏鸣曲式乐章中将半音和声融入了整体的自然音和声语境”之类的方法归于某位特定作曲家心智内部的某种原型结构？如果是的话，海顿或莫扎特的心智原型又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艺术的可理解性是否等同于它的规范性理想？甚至进一步设问：追求理解性就是艺术的正当目标？

还真挺不容易作答。

无论结构多么强烈地显示出，其自身是有意义的—可能具有自律意义或隐性意义—我们都必须假设该模式与支撑它的某种特定的主题观念（关于对结构的需要）之间存在某种类比。唯有通过我们自身的特定心智结构的中介，我们才能够“知晓”这一观念。

这是学者苏博特尼克给出的解释，不免有些唯心色彩。不过，在这般较深邃的议题上，解答是否唯一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爱思考的你究竟会在如此拗口却有趣的头脑风暴中体验到了几许？《音乐批评的五种哲学视角》（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正是以类似的鞭辟入里的音乐—哲学二重问题，引导我们更加接近“音乐”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