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健婷 韦再华 高燕琳 王晶

在我国，不同时间、地区报告的抑郁症患病率差异较大，总体水平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并且极少引起死亡，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从而造成严重的健康寿命损失［1］。由于抑郁症患病率变异较大，且死亡率较低，应用患病率和死亡率等统计指标来估计抑郁症导致的疾病负担，可能会造成结果的错估［2］。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的关于慢性病现状的报告中，通过计算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的方法来评价其疾病负担，综合考虑了早死和伤残对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抑郁症造成每千人9.06人年的健康寿命损失［3］。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文化、医疗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估算过程中使用的患病率指标的代表性，WHO估算值可能与北京市实际水平存在一定差异。目前，我国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的疾病负担研究较少，在北京还未见报道。为此，现利用北京市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应用WHO疾病负担估算方法测算北京市抑郁症的DALY，为制定抑郁症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1.1.1 北京市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 抑郁症相关死亡资料来源于北京市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系统［4］。该监测为覆盖全人群的网络直报系统，报告信息以《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为准。报告信息共59项，有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需要符合以下要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填写完整率100%，致死的主要疾病诊断正确率高于95%，根本死亡原因判断正确率高于95%，ICD编码不准确的比例低于5%。根据国际疾病分类规则ICD－10进行分类编码，抑郁症的分类编码为F32－33。本研究提取抑郁症死亡数据，计算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死亡率及估算DALY所需要的参数。常住人口信息来源于北京市统计局。

1.1.2 北京市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 抑郁症相关患病资料来源于2010年北京市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5］。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19 874名18岁以上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使用DSM-IV轴I障碍临床定式检查患者版及相关调查表，对其进行面对面访谈。本研究提取抑郁症的调查数据，计算2010年北京市18岁以上居民的终生患病率和时点患病率。

1.2 统计学方法

1.2.1 患病率: 患病率是指某特定时间内一定人群中某病新旧病例所占比例。

1.2.2 死亡率: 死亡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一定人群中死于某病(或死于所有原因)的频率。

1.2.3 DALY: DALY是指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包括因早死所致的寿命损失年(years of life lost，YLL)和伤残所致的健康寿命损失年(years lost due to disability，YLD)两部分。本研究在前期北京市宫颈癌疾病负担研究的基础上，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疾病负担2010研究(WHO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0，GBD2010)的计算方法［6－7］，对 YLL、YLD 和 DALY 进行估算。

1.2.4 YLL: 某性别、某年龄组YLL的计算公式为:YLL=N×L;若需要计算全人群的YLL，则将各性别、年龄组的YLL进行求和。公式中，N为某年龄组、某性别由于某种死因造成的死亡人数，该数据来源于北京市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系统。L为某年龄组的寿命损失值，该数据来源于GBD2010的标准寿命表;在标准寿命表中，每个死亡年龄组对应的一个期望寿命值。

1.2.5 YLD: 某性别、某年龄组YLD的计算公式为:YLD=P×DW;若需要计算全人群的YLD，则将各性别、年龄组的YLD进行求和。公式中，P为某年龄组、某性别由于某种疾病导致的患病人数，为患病率与常住人口数的乘积，而患病率来源于2010年北京市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DW为伤残权重，伤残权重反映疾病导致伤残状态的严重程度，其数值取值范围从0到1，0代表完全健康状态，1代表死亡。不同临床分期的抑郁症的伤残权重来源于GBD2010，进一步根据北京市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不同临床分期抑郁症患者的发生比例，计算出抑郁症的综合伤残权重为0.547(表1)。

表1 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抑郁症的伤残权重

2 结果

2.1 患病率和死亡率 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3.6%，时点患病率为1.1%。从性别分布来看，患病率男性低于女性。从年龄分布来看，40岁以上年龄组患病率较高，其中高峰出现在70～79岁组，29岁以下年龄组患病率较低(表2)。同期，因抑郁症死亡的人数较少，仅52例，死亡率为0.27/10万。其中，男性、女性均为26例，死亡率分别为0.26/10万和0.27/10万。

表2 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抑郁症患病情况

2.2 DALY 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抑郁症的总DALY值是10.14万人年，其中YLD占98.9%。总DALY值从性别分布看，男性3.35万人年，女性6.68万人年。从年龄分布看，50～59岁组最高，达到了2.15万人年，40～49岁组次之，达1.55万人年(表3)。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抑郁症的每千人DALY值为5.80人年/千人。从性别分布看，男性为3.72人年/千人，女性为7.88人年/千人。从年龄分布看，50岁以上各年龄组较高，其中70～79岁组最高，达9.49人年/千人。男性和女性的年龄组分布有所不同，女性最高的年龄组为70～79岁组(14.68人年/千人)，60～69岁年龄组次之(12.10人年/千人);男性最高的年龄组为50～59岁组(5.80人年/千人)，≥80岁组次之(5.24人年/千人，表3)。

表3 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抑郁症DALY

3 讨论

3.1 本研究应用DSM-IV轴I障碍临床定式检查患者版，经过调查发现，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和时点患病率为3.6%和1.1%。与国内比较，发现我国不同时间、地区报告的抑郁症患病率差异较大，调查工具与诊断标准的多样性是导致我国抑郁症患病率调查结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2］。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调查工具与诊断标准可靠，且样本量大、代表性好;一项对中国大陆居民的文献综述结果显示抑郁症终生患病率和时点患病率为3.3%和1.6%，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8］。综上，可以推测本研究的抑郁症患病率能够较好地反眏北京市居民抑郁症的实际患病水平。进一步与国外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北京市低于美国应用同样测量工具得到的结果，美国居民终生患病率和时点患病率为16.2%和6.6%［9］。有研究分析发现，亚洲国家患病率均较低，可能原因是婚姻相对稳定，精神疾病发病率低，且发病年龄较晚［8，10］。

3.2 DALY是WHO估算各病种疾病负担最常用的指标，可用于比较不同时间、地点和病种的疾病负担。本研究发现，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抑郁症造成的DALY损失为5.80人年/千人(男女分别为3.72和7.88人年/千人)，低于辽宁省(男女分别为7.2和9.0人年/千人)和WHO对中国的估计值(男女分别为 7.9 和 9.9 人年/千人)［3，10］。结果的差异主要由患病率等参数的差异造成的［3，10］，WHO 的研究仅应用中国几个调查结果来代表中国患病情况，该数据可能不能代表北京市实际情况;此外，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的不同，全国各地之间抑郁症的患病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而本研究选择北京市本地大规模调查所得出的抑郁症患病率，计算出的结果能够更好地反映北京市实际情况。

3.3 从性别、年龄的差异来看，国内外大部分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女性抑郁症的疾病负担高于男性［3，10］;但国内外抑郁症疾病负担的年龄构成存在差异，国外居民抑郁症患病率和疾病负担随着年龄增加呈现降低趋势［9］，而中国居民疾病负担在中老年人中均较重，可能与我国发病年龄较晚相关［8，10］。

3.4 2010年北京市抑郁症的总DALY为10.14万人年，总体疾病负担较重。有研究对北京市17种常见疾病(不含精神类疾病)的疾病负担进行了分析，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和心肌梗塞位列第1－3位，总DALY值分别为17.8万、9.2万和6.4万人年［11］。若将本研究结果与这17种常见疾病进行重新排序，抑郁症疾病负担排第二位，说明北京市抑郁症总体疾病负担较重。进一步将抑郁症与心脏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等其他疾病负担较重的病种进行比较，发现造成DALY的原因和年龄构成存在差异［11］:抑郁症DALY由伤残导致的YLD占绝大部分，由早死造成的YLL很少，而心脏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等其他疾病同时导致较大比例的YLD和YLL;抑郁症在中老年人中疾病负担均较重，而心脏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等其他疾病对老年人的影响更加突出。

综上所述，北京市抑郁症总体疾病负担较重，主要由伤残导致，在女性和中老年人群中疾病负担更高。

［1］WHITEFORD H A，DEGENHARDT L，REHM J，et al.global burden ofdisease attributable to mental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finding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0 ［J］.Lancet，2013，382(9904):1575－1586.

［2］王刚，胡昌清，丰雷，等.中国抑郁障碍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中华精神科杂志，2015，48(3):136 －140.

［3］WHO.Global status report on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R］.Geneva:WHO，2014.

［4］苏健婷，高燕琳，韦再华，等.2000－2010年北京市户籍居民期望寿命差异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3，34(3):250 －253.

［5］马辛，闫芳，郭红利，等.2010年北京市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C］.中华医学会第十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会议.2012.

［6］Department of health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WHO methods and data sources for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estimates 2000 －2011［M］.Geneva，WHO，2013.

［7］苏健婷，高燕琳，韦再华，等.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宫颈癌疾病负担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4，35(9):100－101.

［8］GU L，XIE J，LONG J，et al.Epidem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mainland china:a systematic review［J］.PLoS One，2013，13;8(6):e65356.

［9］KESSLER R C，BERGLUND P，DEMLER O，et al.The epidem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NCS-R) ［J］.JAMA，2003，289(23):3095 －3105.

［10］颜廷梅.辽宁省城乡居民抑郁症患病率及其疾病负担研究［D］.沈阳:中国医科大学，2006.

［11］刘秀颖，韦再华，雷海潮，等.北京市糖尿病等17种疾病的疾病负担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05，24(12):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