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清和

魏晋南北朝以后，茶由西南的巴蜀地区向广大中原地区传播，中国茶业的重心，沿着长江逐渐由西向东偏移，客来敬茶成了普遍的礼仪。

南齐武帝萧赜崇尚节俭，他临终前订立遗诏，以茶饮作为祭品，可见萧赜爱茶的至死不渝。从晋代开始，道教、佛教与茶结缘，以茶醒神，以茶修行，以茶悟道，以茶养生。诗僧皎然言茶：“稍与禅经近，聊将睡网赊。”又有“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的“三饮”，层层递进，神韵迸发，深刻揭示了茶的精神属性。茶饮三碗时，道已证，集已断，苦已灭，云开月见，烦恼自是荡然无存，又何须去除烦恼呢？皎然借手中的三碗茶，断无明，破烦恼，明心见性，把禅茶一味的体悟，明确地阐述出来，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总结和提出了“茶道”一词，为后世中国茶道的丰富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此，国人的饮茶格局，突破了解渴、醒神、保健的物质层面，上升到滋养心灵的精神层面。不仅如此，皎然的“三饮”，还影响和启蒙了晚唐卢仝《七碗茶歌》的问世。隋朝立国39年而亡，如过眼烟云，不容忽视的是，它既为大唐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陶瓷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白瓷的烧制技术，在隋代克服了铁元素对呈色的干扰，而臻于成熟。另外，开国皇帝杨坚罹患脑病，经常头疼，后遇一僧人对他讲：“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此后的杨坚，经常饮茶，头痛之患果然奏效。皇帝好茶，朝野皆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臣民们闻知此事，纷纷采茶饮茶，由上而下，极大地推动了茶的发展和普及。《隋书》记载：“由是竟采，天下始知茶。”

唐代执壶

隋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皇帝之一，身体力行，对饮茶的推动和影响，其榜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甚至孕育了大唐第一个茶文化高峰的到来。

唐代虎皮三彩碗

初唐704年，孟诜编撰的《食疗本草》写道：“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当日成者良。蒸捣经宿，用陈故者即动风发气。”文中的“蒸捣经宿”，可以明确地证实，唐代初期的制茶技术，已经存在蒸青和捣压工艺了。也就是说，陆羽《茶经》记载的“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经蒸青、捣压的茶饼，业已存在。这充分表明，初唐时期茶的制作，很清晰地进入了蒸青绿茶的时代，这是我能查阅到的关于蒸青绿茶的最早史料。

公元701年出生的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序云：“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诗序中的仙人掌茶，是指经过蒸压过的饼茶，茶饼以片计量，故饼茶又称“片茶”。后来，郑谷《峡中尝茶》诗中有“开缄数片浅含黄”，白居易也有“绿芽十片火前春”。李白诗中的“曝成仙人掌，以拍洪崖肩”，其中的“曝”，不能单纯理解为生晒，他所表达的准确意义，应如《茶经》记载的“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等，是一整套的完善的蒸青制茶工艺。如果再深究一下，此时茶叶的制作工艺，如果仅仅依靠晒青，又如何能压得成饼茶呢？只能像早期朴素原始的“以米膏出之”了。仅仅依靠米浆黏结、或是没有经过蒸压的饼茶，又如何“以拍洪崖肩”呢？更不会如李白所言：“拳然重叠，其状如手。”

大唐盛世，以僧人皎然、文人钱起为代表的文人雅士，开始以茶集会、挥翰赋诗，一时风云际会，蔚然成风。安史之乱以后，大约在公元756年，年仅24岁的野人陆羽，离开故乡湖北竟陵，经过巴山峡川，寻泉问茶，来到江南，辗转于太湖之滨，结识了湖州杼山妙喜寺的住持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陆羽通过皎然，也介入了皎然的权贵才子朋友圈，借此拓展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和眼界。皎然大师长陆羽13岁，隐心不隐迹，在皎然不遗余力的帮助和筹划下，陆羽得以安心闭门对书。根据陆羽的《陆文学自传》记载：“常扁舟往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水，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令人奇怪和不解的是，陆羽为什么会每每号泣而归？难道他也不堪寂寞的折磨和重压？从中能够窥见，陆羽性情的异于常人。但陆羽的运气真的是好，在皎然尽心尽力的资助下，他可以衣食无忧，“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又在诗僧皎然无私的策划、指导下，陆羽开始心无旁骛地著述《茶经》。

之后，陆羽根据湖州刺史颜真卿编纂的《韵海镜源》，重新对《茶经》原稿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尤其对初稿中的“七之事”作了增订。大约公元780年，又在皎然的资助下，《茶经》得以顺利付梓刊行。《茶经》甫一问世，中国饮茶革命的面目，便焕然一新了，如宋诗云：“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