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葛小佳

季羡林先生最近在“漫谈东西文化”时，提出了以汉语为表现形式的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相关的释读汉文的方法。季先生以为：“中国的汉语表露中国的‘心’，表露中国的文化。”与西方语言比较，汉语的特点是“没有形态变化，没有变格，没有变位。连单词儿的词类有时候也不清楚”。一言以蔽之，“汉语是一种模糊语言”。这样的特点，决定了读汉文的方法必须是“左顾右盼，看上下文，看内在和外在的联系，然后才能真正了解句子的内容”。这样高屋建瓴的见解，不过以一篇千字文清通简要地表述出来，足见大师水准。读此尤感前贤之不可及。

季先生所谓的“模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时髦流行的名词”，与西方流行的有特定指谓的“模糊学”相关联。“模糊”之由不高明到极高明，这褒贬之间，颇道出西方学术思想演变的消息，也提示着中国近代以还一种心态的转变。

西潮东渐以前，尽管中国文体已数变，恐怕很少有士人以为中国语文是模糊的。盖传统的脉络未断，温故知新的治学作文取向使人们少有文字难读之感。有时候后人难以读懂前人的作品，那是古今之隔，中外皆然。对于难通之处，一般人也多认为或者自己学养不足，或者立说者言之不文，辞难达意。多从个人角度思考问题，鲜有从语言文化这样根本之处找答案者。

西潮入侵，特别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西方文化优越观在士人心目中萌生后，中国士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信心开始丧失。还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学兼新旧的黄远庸就提出“笼统”是中国的“公毒”，必破除而后中国可以兴。“五四”人正是在这一点上继承了黄，要改革甚至废除这笼统不通的汉字。“笼统”者，实亦即“模糊”也。黄氏与季先生所见，其实是不谋而合的。唯今日“模糊”已时髦流行，不像昔日“笼统”那样为人所侧目。黄氏和“五四”人强调中国语言文化笼统糊涂，是要破旧立新；季先生今日言中国语言文化模糊，是要为中国文化张目。说虽相近，立说意图则迥然异趣。攻守之势既异，其间士人心态的转变，尽在不言中；但皆以西方观念诠释中国文化，异中又有同。

的确，中西文化的一个大区别，即西人的观念通常都讲究界定清晰严密，中国的传统观念则往往是中心或主体基本不变，但边缘却伸缩波动，变多于定。故中国人即使在“定于一尊”之时，一般也都还网开一面，留有回旋余地。凡事涉及边缘部分，都是“理想型”重于实际，不可全从字面意义视之。

如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各文化族群皆视本族所居地为“天下”的中心，重内轻外，详近略远，骈举四方以示政权之归于一，则天下在地理上政治上都被认为已完整。至于“四方”的细部，却不是古人主要的关怀。历代中国边疆的赢缩常以千里计，倘以西人以固定疆域为国家要素的概念衡之，则中国岂非要到近代许多“卖国”条约因割地而划定边界后才成其为“国”？但对昔日的中国朝野人士来说，只要本土稳定，边界的波动并不妨碍“中国”概念的完整。昔人正是以这样的观念和方式来观察、认识和解释彼时的世界。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但中国文化中的中心稳定边缘可变的特点是表露得很明白的。

重中心轻边缘的另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的表现形式就是“取法乎上”，眼睛只看着那几个不世出的天才人物。中国的传统教育，从小偏背诵而不重理解分析。所谓“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表里精粗无不到了”，正是培养天才的方法。盖少时记忆力强，成诵往往终生不忘。此时是否理解，并不重要。待长大成人，领悟力增强，思考问题时便左右逢源，材料不召自来。如此方可能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若不能成诵，只是依稀记得某处有条什么材料，则查书抄书必费去大量时间。而且很多时候因胸无积墨，思考范围必窄，想都想不到，遑论运用。

但这样的教育方法若施之于中才以下，实误人一生。今日农村中尚可见能背古文却不会算账者，其所背者固终生不忘，却始终未达“豁然贯通”之境。以前许多人将旧教育方式一骂到底。但若将骂与不骂的人作一社会学分析，则可见骂者多为中才以下的边缘知识分子，传统教育的取向本不适于他们；反观那些不骂者，则多为有所成的各种级别的“大师”。是知骂与不骂，其实都是有理的。究其源，正是“取法乎上”的取向有以致之。

进而言之，因为取法乎上，昔人的表达论述都有些像武林高手过招，点到即止。要旨论证之后，便往往适可而止，不再做进一步的阐释，以免枝蔓之嫌，失了高手的身份。《易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既是对古人表达方式的一个总结，其实也是许多古人追求的境界，到后来更成为一种固定的认知。这样一种取法乎上、点到为止的取向，为中国语言文化更增添了几分“模糊”。

正因为中国文化有这样的特点，才出现了季先生所说要从上下左右去读中国书的必要。盖上下左右搞清楚，那可变的边缘就可知，再往中间看就可能一目了然了。昔欧阳竟无读佛教俱舍，三年而不能通。后得沈曾植指点，觅俱舍前后左右书读之，三月乃灿然明俱舍之义。蒙文通先生尝以此为例，强调读书当“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

而且，由于取法乎上、言不尽意、立说以千年计已成为有意的探求，书是否让人看得懂，就已不仅仅是语言是否模糊的问题了。钱穆先生发挥公孙龙的意思说：“人心意所指，则各各相别。此人所指，未必即彼人所指。此刻所指，未必即彼刻所指。”换言之，只有立说者与读者的心路所在时空接近，即此人心意所指与彼人心意所指接近时，才能形成思想的对话。只有在这种情形下，言传意会才可能靠拢。

反之，若立说者与读者心态不同时，视点不同向，心意所指便不易接近。则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各取所爱，就发展成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景。

清人汪中尝云：读书当“钩深致隐”，“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钱穆先生以为，读别人的文章，贵“在其不尽意的言中，来求得其所代表之意，乃及其言外不尽之意”。陈寅恪先生所言尤详：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且，这些环境背景对立说者的影响，既有无意识的部分，也能使人产生自我抑制的意识，未必能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故读者还应努力与立说之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里所谓的“同情”，即指心意所指的沟通，并非我们今日口语中所说的“同情”（同情之后，立场就要偏向被同情者一面）。

论者若不从上下左右去读书，而仅执立说者或诠释者的一面之词，便很难明了这中间空曲交会之际的隐微。故所谓钩深致隐，还要去了解立说者（或诠释者）所处语境对其人的无意识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人倾向性。孔子说：我欲仁而斯仁至。历史诠释（立说）的见仁见智，有时颇取决于研究者先入为主的视角。愈是复杂多变的时代，个人倾向对诠释的影响也愈大。研究者一旦有意无意中形成先入之见，通常都能找到为我所用的材料，结果将整个研究导入歧途。

国民党在1928-1937年的党治十年，大规模的内外战争接踵而至，动员兵力常达百万之多。且战事多发生在交通方便亦即经济发达之区，扰民不可谓不剧。但近来不少人在讲这段时间中国经济有长足发展，其原因即国民党忙于内外之争而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论者虽有不少证据，但长期的大型战乱竟然有利于经济发展，此说若可立，则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就要改写了。这样新颖的观点之所以能产生出来，必有其特定的语境。首先，这观点针对的乃是前些年将历史上这十年完全否定的教条主义谬见。但更主要的，则是近几年经济学界争得最厉害的问题，就是政府对经济控制的程度问题。立说者有意无意间受了其所处时代语境的影响，由此视角去反看那十年，结论自然新奇了。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无论如何是超过北洋政府的。照此思路看下去，一定又会发现北洋十年的经济发展还要更好。我们不必论到底是哪十年经济更发达，但后人若不了解这两年经济学界争论热点这个今典，恐怕会对上述的观点大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