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竹

一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年代。要讲清舒芜为什么转变，他的转变是否有充足的时代合理性，就非得先正视那个年代不可。

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对当年有如下描绘，长文短引，择其要点：

他们唱着——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嗬儿咳呦，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

他们无限敬佩，无限崇拜伟大的救星——毛泽东。《东方红》的旋律，早已替代《国际歌》的旋律，在他们的心中久久萦绕。

主席台上，并列挂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在当时的报纸上，毛泽东的威信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他的智慧，他的才华，他的伟大，足以使任何人钦佩、崇拜。他们深深知道，没有他，就没有历史今天的转折，更不会有这次空前的文艺界盛会。

无可指摘的崇拜，理所当然的崇拜。

在徐庆全的《1949-1959壮丽的颂歌创作的嬗变》一文中，也叙述了当年的情景，可证明李辉所言不虚：

第一次文代会开得热烈、隆重，曾经长期被阻隔的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会师”，统一到了一个旗帜之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成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

当时绝大多数作家对于继续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发自内心地拥护。那时，建立政权初期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向心力是空前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唤起了亿万农民的热情，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共产党政权，成为民族全体仰视的灯塔。在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下，作家这一独特群体被深深感染。

以上两人的文字互为印证，将当年上下一致，共同建设新中国的社会火热景象充分展现。特别提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深远影响。

再看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中共中央于4月19日作出了《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于是，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热潮。

……

对作家作品的批评，顿时成为刊物的重要内容，仅以《文艺报》一年间的批评统计，从1950年5月到1951年4月，先后发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就涉及到三十几位作家（作者）。

电脑前的晚年舒芜

……

人们真诚地批评，人们真诚地检讨。一切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艺术主张，在这时代，都无一例外地经受检验。一道道水，都在一处宏大的堤坝前回旋，过滤，批评，在人们是天经地义的，检讨，也是天经地义的。

……很快，《人民日报》出现了通栏标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在这个标题下，一个个文化界知名人士，像一年多以前的冯友兰、朱光潜、费孝通一样，纷纷向人们敞开自己的思想。从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到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已经在思想上转向了新的时代。毛泽东以他那无限的力量，改造着人，改造着大知识分子的思想。

李辉还列举了一连串在学术上闪光的名字：朱光潜、游国恩、梁思成、罗常培、侯仁之、蔡楚生、光未然、金岳霖、黎锦熙、蓝公武、陆侃如……

“真诚”，是形容20世纪50年代时被反复使用的词汇。舒芜当时是追求革命的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同样目睹黑暗如何变光明，目睹那热血沸腾的场面，自然会与全国人民一起热烈拥护。

回顾当年，所有检讨的人，和舒芜比，年龄有大有小，思想有深有浅，学问有高有低，他们的检讨都被视为真诚、天经地义，没有人指责他们功利、趋炎附势，舒芜的检讨不过是全体检讨中的一份，若说唯独他怀着卑鄙的动机，于情于理都不通。

二

舒芜为什么转变，除了大环境外，还有哪些具体因素？

舒芜在南宁被上级信任，担任实际领导工作，领导土改工作，“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他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地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并得到胡风的鼓励。

《舒芜集》第八卷中写道：

胡风……，1950年3月29日复我一长信。关于我的去留问题，他说还是在南宁留一个时期为好，他说，当为工作所需要又为关系方面所信任时，于情于理，都不应匆匆离开。关于我在南宁要担任种种工作，他说，应该做需要你做的一切工作，接近老干部，从他们身上学习，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他强调地说：“最难者莫如被人需要，被人所知。”关于我说的暴露思想实际加以改造的一套方法，他说：“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而“《论主观》是一个大公案”，“这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不如早点印出来”，“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

也就是说，舒芜的转变，其中也有胡风的鼓励。

再看另一个因素。

全国的形势前面已经说了，具体到南宁，在《舒芜集》第八卷第361页有这样一段，1951年，北京文艺界土改团团长艾青来南宁讲话：“文艺工作是宣传工作，必须宣传共和国的领导思想，就是工人阶级思想。”“毛主席说‘中国沸腾起来了’，文艺界本身就未沸腾起来，与共和国蓬勃上升不相称。”“文艺界自由主义空气浓厚，见面不谈原则，不谈对共和国有重大责任感的问题。”“文艺界这种风气，应该结束了。这样下去，只有取消文艺工作。但是，共和国不能容许。我们是占世界第二位的共和国，不能容许这种可悲的现象。”“批评，对于被批评者有利。否则，共和国飞快前进，终于把它抛掉，那才是对不起人。”

舒芜当年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听艾青如此热情地再三称呼‘我们的共和国’，觉得这也表达了我的感情。而他始终把‘我们的共和国’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一切思想、文艺、理论、作风问题，都要看是否符合共和国的性质，是否适应共和国的需要、是否跟上共和国的步伐来解决，这在理论上比我提得高得多，尤其使我佩服。……艾青这个讲话，进一步促进我主动公开检讨的决心。”

这些资料，显然可看出这是一个思想者在倾听真理的声音，他服从的是真理，而非权贵，至于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属于思想认识范畴。

舒芜的日记也如实记载了当年的思想历程。

1950年9月下旬，舒芜代表南宁市中苏友好协会，来北京开会，9月25日路过武汉，第一次见到绿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将要上车时，绿原赶来，在车上谈了二三十分钟，略知文化界大势，甚愉快。他说胡风正在京谈什么。他约我写点稿，谈文艺思想改造的，我决计要写。

10月2日日记：

下午找路翎，见欧阳庄、鲁藜，闲谈，吃饭。同往胡风处，谈甚久。又遇鲁煤。

听他们谈，京中情况，原来如此，大吃一惊，不再想来了。

……

统战政策所启示的真理既是如此，那么，进步文艺界中人，可以联合的应该更多，我们过去孤立自己的做法对不对呢？

10月5日日记：

下午，找胡风谈，和与路翎所谈相同，彻底检讨过去，真有“放下包袱”之感。

1951年11月2日日记：

用早餐后，与邓燕林同访绿原，在他家吃饭，争论检讨问题。

对于符合成立蔬菜合作社的地区和村社成立合作社，收集市场供求信息，指导种植户种植不同品种蔬菜，组织农民统一采摘、统一包装，采用“打捆”销售的方式，使农产品从“田间地头”通过合作组织这个桥梁走到“城市卖场”，实现即摘即运，确保产品品质，改变农民单家独户自产自销这种销路不畅、收益低下的方式。通过抓活市场、理顺供求关系，在遇到特殊时期、产品滞销情况下，及时将农产品收进冷藏室或者进行深加工，确保收益。

11月10日日记：

饭后，到绿原家，续谈问题，他渐能接受我的意思。

12月20日日记：

晚，鲁煤来，谈甚久。

……所谓“谈甚久”，就是谈我那篇检讨文章。

从以上引文可看出，两年来，舒芜不断地学习，进取，转变，不是暗地，而是大张旗鼓地写信和朋友们探讨，当面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与朋友往复争辩。谈思想改造的文章还是绿原约的，更不是突然袭击。

至于舒芜想从南宁来京，则是弃官从民、弃权从文。调京前，广西以三个职位挽留——省文委秘书长（管教育局、卫生局，厅级）或者省出版社社长，或者省文联主席，都是正职，但舒芜均不为所动，只想教书、搞学术、搞研究，到北京也只是当编辑。

对于他的检讨，鲁煤也看出现实的巨大影响。

当年12月28日鲁煤有信给胡风，专谈舒芜（引自《胡风选集》第二卷）：

当然他的文章，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的。他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他说，胡先生在过去和现在无产阶级思想当然要比他多得多的，但是当时（希望社时期）许多小资产阶级，如他本人和方然之类，是站在这个大旗下面，充作无产阶级活动了的。情况大体如此。

补充说明一句：我想，他思想的发展，虽然不无偏激甚至错误之处。但是，他这种转变是在解放后两年实际工作中，和党的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接触中体会、学习和摸索到的，所以，当然也会有无限珍贵之处。……

我曾问他为什么不给你去信谈呢？他说在信上谈不清。辞不达意，倒反而弄得误会了（理论上），等等；我相信这也是真的。

他说，他这些话都给绿原谈过（上个月他曾到武汉去参加中南文代会），说绿原也承认过去是小资产阶级这个结论。所以，你还是去多问问绿原。

鲁煤的信，是客观公正的。

舒芜为什么转变，至此脉络分明。

三

概言之，经过两年多的现实工作，舒芜不断抛弃旧我，加上胡风的肯定，更坚定了“这是自己的国家，不可再闹个人主义”的想法。

在这种蓬勃的革命环境中，反观自己的《论主观》，的确与国家百姓民族之利不符，于是，舒芜决定向错误告别。检讨完全出于“个人事小、国家事大”的心态；出于“既受上级器重，更应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态。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后事发展哪怕再恶劣，也可能和舒芜关系不大。问题是，这时，头脑高度革命化的舒芜认为，自己改正错误还不够，还希望朋友们也改，一同轻装前进。

这就惹了大祸，最为当年的朋友们不能原谅，也为世人所攻击：“你检讨就检讨吧，为什么拉上别人？”

可是，这又为舒芜不解：都拥护革命，不符合革命利益的，为什么不能改呢？

世人指责他“叛卖”，即从此而来。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又是另一种道德，舒芜的思想转变里，一定深埋这一因素。

事情就这样越走越远。

四

半个世纪后，反观整个事件，可以这样说，舒芜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当谬误假真理之名以行时，他无察觉，这种失察，和国学功底厚薄、理论修养深厚均无关（舒芜当时年仅30岁）。

细究起来，谬误是一点点从真理的迷雾中显露出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不断地增大人们的怀疑。至“文化大革命”时，恶才暴露无遗。

认清当年的形势，才能弄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言行。否则，无法解释胡风早在舒芜所谓“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他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指责周扬“利用叛党分子（即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地造谣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即胡风本人）”。

胡风在1954年写的“三十万言书”（胡风：《胡风全集》第6卷）中曾说：

舒芜素描

方竹素描

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党内常常发现“破坏者”，有的时候甚至打进了中央领导部；当时我不大理解敌人为什么有这么巧妙，党内的同志们为什么这样没有警惕性。现在看了舒芜的做法，我在实感上才似乎懂得了破坏者是什么一回事，是通过什么空隙打进党的。当时林默涵同志没有表示意见。后来还是“利用”了舒芜这个武器。我以为，舒芜是尽了“破坏者”的任务的。他恶毒地利用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庄严的武器；把这个为了达到团结的武器利用到相反的目的上面，造成了解放以来公开地破坏团结的最大的事件。

按当年的标准，胡风先生这就是为革命着想，在个人感情上，毫不顾惜朋友之情。但是，若按当今对舒芜的指控，他无疑也是超越道德底线。

对这一事实，真正理性的思考应是：

新中国成立初，胡风和舒芜，言行大同小异，所作所为，或算思想问题，或算道德问题，理应承担相同的社会评价，归属同一评判标准。万不可自居道德、正义，而放言高论。

我曾对父亲说：“现在的人，自以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就可以放言高论，信口开河。”

父亲说：“是有这个问题，自以为掌握真理，容易叽里呱啦说下去！你看斯大林的文章，就有这个特点：非此即彼，简单明了，那种代表真理的样子，当时我们还很佩服，想学。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以势压人，主观武断，那种文风发展下去，就是‘文革’时‘唯我独革’的文风。”

五

1997年《新文学史料》第2期刊登了父亲的《回归五四·后序》，毕竟经过几十年的思考，可以说得透彻一些。随后半年，报刊上评论不断。这年年底，11月29日，《文艺报》发表了叶遥女士的文章——《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她写文章之前曾专门给父亲来过电话，因为几十年断了联系，接到她的电话父亲还颇感意外。叶遥说：父亲的《回归五四·后序》发表后，文坛上挺热闹，她大致都看了，知道内情的朋友们纷纷劝她写文章，说：“你应该站出来说说话了，你是第一当事人，只有你最清楚当年的事。”她同意朋友们的建议，想来聊聊。

她来时，我还细问过当时的情形，叶阿姨说：“嗨，当时你爸好像还不想拿出信来，推说没在身边，是你奶奶弯腰从床下拖出一只小皮箱说：‘喏，都在里面呢！’”

我因此问过父亲：“当初是不想拿出信吗？”

父亲说：“不想拿出来。因为那些信挺珍贵的。原来是奶奶先把箱子拖出来，这个细节叶遥不说我都忘了。”

“阿爸，现在幸亏叶遥主动写出经过，不然大家都按照林默涵的说法，说你特地拿着信跑到中宣部交给他，多糟糕啊！”

父亲说：“我写了有什么用？他们会说：“‘啊！还在辩护！’”

“说什么是他们的事，但是你也得说啊，不然，就听林默涵一面之词。绿原不是已经改口，说：‘至于信是怎么交出的，现在有两说。’可见叶遥文章不容忽视，比单持林默涵一说强多了！”

但我不得不承认，父亲说的是对的。

有朋友曾问：你奶奶拿出信来是因为心疼儿子，怕儿子出事吧？其实不是这么个问题。当时胡风问题还没那么严重，奶奶更不会知道得太详细，不过她知道有胡风的信在床底下，组织上派人来谈胡风的事，又是儿媳的同学，她当然采取热情待客的态度，支持儿子的工作，很自然就把信从床下拖出了，她不可能想到这件事的后果。

近十几年来，我们父女断断续续地聊过胡风一案，集中起来，大致如下。

谈到当年的批判，父亲说：“当时，叶遥拿来批判提纲，宗派主义是最后一个，我说：就写这个吧，因为那是最不上纲上线的。我也一向有这个看法，胡风派排斥很多人，比如，我认为茅盾的小说就不错，他们说他是市侩；沙汀的《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多好，我很喜欢，他们也都攻击。我新中国成立前就问过胡风：是不是把文艺界看得太糟了？我们是不是太孤立了？他还很不高兴。”

父亲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反革命是有特指的，比如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一贯道”、反动会道门的等等。而胡风一贯拥护共产党是谁都知道的，文人在信中骂骂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宗派问题上升为反革命，实在是没想到。

对于私人信件公开问题，父亲说：

“那时，隐私观念比较淡薄，觉得私人所有东西都可以向党公开，对党不存在任何秘密。鲁迅不是也公布私人信件吗？”

我又想起李慎之的“事无不可对党言”的话，觉得当时新政权的威望实在是太高了，政治高于一切。其实，胡风不是也政治第一，早一年就向党举报父亲是国民党派来搞破坏的人吗？这倒真是当反革命举报了。

的确，几十年来父亲反复思考，想得甚为痛苦，怎么当年这样诚心诚意的革命，对真理的忘我的信仰，结局会这样令人悲愤？是无以言说的悲哀。

父亲两次对我说《论语》里的这段话：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何言哉？”这一句里，寄托了父亲巨大的沉痛！

“人生实难”，台静农先生这一感慨，父亲晚年不断引用，深有同感。

天何言哉？人生实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