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

共产国际，通常指第三国际，即1919年3月2日成立的第三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成立的，由季诺维也夫任主席。最初的设想是共产国际领导各国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以支部身份加入共产国际，并交纳会费，以供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但各国共产党缺乏经费，甚至没有经费。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会议的代表便向联共（布）中央求助：列宁等人认为联共（布）为世界革命者提供经费义不容辞。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暴动后，俄国国民经济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苏维埃政权自己的卢布也不多。怎么办呢？好在联共（布）有的是珍宝，可以用珍宝兑换外币，或者干脆给各国革命者直接发珍宝。这些珍宝是“掠夺‘掠夺来的财物’”。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神父等剥削阶级的财富是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现在布尔什维克再从他们手中掠夺过来。掠夺神父的“掠夺来的财物”，我有些不解，俄国神父富有的并不多。直到读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新著《记忆的漩涡》我才明白，掠夺的不是神父，而是教堂。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最后一届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直接领导的为政治迫害牺牲者平反委员会主席，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档案。他写道：“这些财富是教堂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历代沙皇和贵族、富商、信徒捐献了多少钱财和珍宝，给圣像装上金银服饰，服饰上的珍珠闪闪发光。圣经封面是烫金的。几代最卓越的首饰能工巧匠制作的教堂器物都是无价之宝。1921年俄国遭遇饥荒，教堂无法对上百万人饿死而无动于衷。高尚的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建议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贵物品购买粮食。大牧首哪知道列宁对这类善举异常反感。他认为任何善举都是资产阶级的诡计。列宁在政治局宣读了大牧首的信，并声称，我们将利用这封信谴责教会不愿意救助灾民，政府必须抢劫教堂。”（《记忆的漩涡》，第150页）1922年5月5日《彼得格勒真理报》报道：“……共夺取30普特珍宝。最贵重的是两件镶满钻石的圣像服饰。一件圣像服饰上镶嵌着151颗钻石，其中有31颗大钻石，服饰上还有串起来的珍珠和无数小钻石……另一件圣像服饰上有73颗钻石，红宝石17颗，绿宝石28颗，珍珠22颗。圣像头顶的光环镶满宝石，价值连城……”该报同月22日报道：“5月18日苏维埃政权对伊萨基辅大教堂的财产进行清理并没收。被没收的珍宝装满两卡车……”看来布尔什维克落实了列宁的指示，“掠夺‘掠夺来的财物’”。俄国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保存了部分共产国际的档案，现已公开。据档案记载，3月，即共产国际成立的那个月，联共（布）就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100万卢布，5月——300万卢布，数字一直攀升到1000万卢布。从4月到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联共（布）那里收到640万卢布，从列宁秘密基金中收到价值352万卢布的贵重物品，从国家银行先后收到8000和5万瑞士和奥地利克朗，125000和77300德国和芬兰马克。秋天，斯堪的纳维亚局从执委会收到100万卢布和价值6万克朗的珍宝。

布尔什维克到底有多少珍宝，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档案上记载，主持柏林共产国际出版社的雅柯夫·雷赫从联共（布）那里获得价值30万卢布的珍宝。他回忆，把他带进克里姆林宫地下室，让他自己拿，他装了满满一手提箱宝石。地下室里珍宝堆积如山。发给巴尔干共产党员的珠宝价值100万卢布。

把宝石带出境只能靠走私。执委会有走私能手，公开的身份是商务代表。他们把珍宝藏在鞋底、箱底、箱帮、装果酱或蜂蜜的罐头盒里。然而共产国际的商务代表对待所携带的贵重物品并不都认真负责。1919年某位博罗金把珍宝带往美国，他怀疑有人跟踪，便把装珍宝的手提箱交给同路旅客，请他把手提箱带到芝加哥。哪知同路旅客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位女士把两箱珠宝带往斯德哥尔摩，被芬兰人偷走一只箱子。另一类商务代表就不是不认真负责，而是居心叵测。卢森堡女记者给德国和法国共产党运送两颗硕大无朋的红宝石，突然消失不见了。后来传说她买了庄园，过起优哉游哉的日子。布尔什维克对这些现象或充耳不闻，或根本不知道，他们不算经济账。但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过问了，成立了预算委员会，调查经费使用的情况。但从已有的档案中无法算出共产国际一年的收支。第一，执委会除公开的收入外，还不时收到补充拨款；其次，执委会的财务是严格保密的，多半没有记载。

共产国际第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1920年9月1日至8日在巴库召开。代表们满怀革命豪情，制定了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政策：刻不容缓地在各地发动革命。大会总共花了多少钱，无法统计，因为没有完整的记载。参

加大会的代表大部分是欧洲人。当时俄国发生灾荒，饿死上百万人。执委会还是竭尽全力招待代表，但外国革命家们对生活条件仍不满意，经常抱怨。他们的抱怨惹恼了老布尔什维克们。工农检察院检察员气愤地说：“你们吃饱喝足。每个人每天的马车费就5万卢布。意大利人和东方革命者娇惯坏了，到哪儿都得坐马车，仿佛离开马车不会走路了。”

1920年联共（布）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创造了一切条件。执委会领导先搬入克里姆林宫。共产国际的普通工作人员、会议代表和滞留在莫斯科的外国革命家住在位于特维尔大街的豪华宾馆。凭住宿证和代表证领取女士内衣和绒衣，丝绸衣服，皮外套，雨鞋和毡靴，毡斗篷，女士皮鞋，裤子，领带，怀表，公文包，甚至手绢。尽管国内灾情严重，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这里的日子却过得蛮不错，还有免费餐厅。解密的一份财务报告让我惊讶不已：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1日“在免费餐厅用餐的代表105人，工作人员320人，工人40人”，这些人消费了多少食品呢？报告是用普特计算的，1普特约合16公斤。鸡肉123普特，黄油794普特，熏肉554普特，咖啡64普特，食糖369普特，面粉800普特，白面包715普特，蜂蜜13普特。共产国际的人还吃了11普特的鱼罐头，1911听蔬菜罐头。沙丁鱼、鱼子、乳酪、苹果、鲜黄瓜和鸡蛋敞开肚皮吃。所有食品都没有标价，所以无法统计开支的数字。

共产国际的人过着天堂般的日子，但俄国的灾情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布尔什维克政权已经无法向外国掩饰了。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各界有良知的人士不能不做出反应。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向政权伸出援助之手，其结果是教堂的珍宝被掠夺。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里又增添了许多珍宝。高尔基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请求富国赈济俄国灾民。列宁虽有自己的想法，但接受了高尔基的建议。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担任饥荒救济委员会主席。名流们纷纷响应高尔基的号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的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运往俄罗斯。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要求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南森也建议苏维埃政权允许西方派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这些建议列宁是不能接受的，促使他下决心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委员被逮捕。著名俄国侨民作家、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扎伊采夫在回忆录《莫斯科》中描写了名流们是如何被逮捕的：“……我们按照规定五点钟前到达一幢住宅参加会议。今天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加米涅夫主席没到场。我记得走廊里忽然响起一片嘈杂声，刹那间十几名穿皮夹克、长筒皮靴的人举着手枪从昏暗中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声：‘根据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决定逮捕在场的所有人！’”名流被捕的消息对高尔基不啻晴天霹雳。他与加米涅夫大吵了一架，随后黯然离开俄国。

俄国的灾荒对共产国际的经费毫无影响。大部分外国共产党花共产国际的钱从不知节省。如1921年2月雷赫给德国共产党带去2500万马克和价值3700万卢布的珍宝。他们还嫌不够。联共（布）不得不又送去5000万马克。副财政人民委员阿尔斯基对共产国际庞大的开支向执委会提出质疑。据他所知，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某些代表们把发给他们回国的外汇兑换成卢布在市场上采购黄金。他在致执委会的信中写道：“我国的工人和农民正在挨饿，流浪儿童为一块面包在街上和车站上倒卖破烂……外国代表中不自觉的同志的这种态度是有罪的，决不允许再继续下去。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直到代表离开的时候对他们搜身，这样才能查出为发财而来的坏家伙。”共产国际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谈到防止个别人利用革命发财的措施：“路费在临行的那天发，使他们没时间兑换卢布购买黄金和白银。”但也有代表到莫斯科领取生活费后立即兑换成卢布，仍然能购买俄国便宜的黄金。为避免造成国际影响，共产国际没扣留过一个代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1920年起共产国际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组织和学校。这些组织和学校为外国培养出一批革命者。建立组织和成立学校仍需大批经费，自然也得由联共（布）提供。

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联共（布）也左支右绌了。布尔什维克想出两个办法：向国外出售珍宝，在国外设立代售点，换取外汇。中国哈尔滨的马迭尔宾馆便是代售点之一；其次是为这些组织（不包括学校）提供条件，让他们自己筹措经费。1922年3月托洛茨基提出向外国出售国内珍宝，坚信世界革命即将成功，成功后工人阶级将没收被剥削阶级买去的俄国珍宝，完璧归赵。不少俄国珍宝由此流失海外。各种革命组织惯于依赖共产国际，自己不善经营。联共（布）把餐厅、几个国营农庄、制鞋厂、建设局和出版社拨给协会，让他们自己经营，解决经费问题，但不久餐厅关门，工厂倒闭，农庄荒废，没挣到一分钱。发动世界革命的革命者不仅不会挣钱开展工作，连自己的衣食还得依赖联共（布）。布尔什维克终于明白这种赔本的买卖不能再做了。1936年后共产国际很少再资助外国共产党，仅在政治上给以指导。共产国际自1919年成立至1943年解散到底花了多少钱，恐怕没人算得清。共产国际的收支是一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