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福红

【摘 要】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和鲁迅（1881-1936）生活年代相近，尽管社会背景不同，但两位都处在各自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年代，两位都擅长讲述残酷的社会现实如何吞噬底层人物，两位以文学形式，借助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故事，发现、提出、反思并批判国民性。本文以皮兰德娄的《娜娜和尼尼》和鲁迅的《祝福》为例，从作家经历、故事情节、人物刻画等方面分析两位大家对各自国民性的描述。

【关键词】悲剧；小人物；国民劣性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由于世界经济和革命的发展，意大利和中国正各自经历着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从抵抗侵略到民族复兴，意大利这方面的经验早于我国，不同的是意国出现法西斯统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位出身殷实家庭的作家均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也各自经历过家道中落，婚姻不幸或束缚，在此过程中两位将目光集中到社会中最普通的人群、弱者，表现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及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往往无立足之地，个体或疯癫、或假面、或失败的悲剧命运，“以此来探索夹缝中个人的身份归属和价值尊严，从类型化的人群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哲理思辨” [1]。

二、作品简介

（一）故事情节

在皮兰德娄的《娜娜和尼尼》中，娜娜的生父去世时，怀着尼尼的母亲再嫁。再婚后，母亲意外得怀双生子，尽管难产时继父选择保大，但母亲仍旧因伤心过度去世。这使得继父的处境非常尴尬，留下，房非他财，子非他生，何以立足？离开：一对幼子无人看管，一众邻居群情激奋，最终，良心迫使继父留下。窝囊无助的继父四处诉苦，无利不起早的邻居热脸相迎，带丈母娘的媳妇是婚姻终结者，继父非常清楚，因此最终选了一位大龄剩女。同樣是婚姻孩子引起的悲剧，《祝福》中祥林嫂一是逃不过自责，二是逃不过对来世的恐惧，精神备受折磨，郁郁而终。

（二）人物刻画

两篇小说中，对主人公虽然有整体描写，但有突出部分，使读者过目不忘。《娜娜和尼尼》中，唐泽罗老师过于瘦削的体型，拉长的脖颈中发出女人般尖细的声音，全无男子气概，符合其在妻子去世之后对邻居絮絮叨叨、苦诉衷肠的交际活动。《祝福》中，对祥林嫂的描写则着重在面部：眼窝、脸颊及发色。这三处最能显示出一个女人的心态及身体状况。祥林嫂刚从专制的恶婆婆家中逃出来，脸颊苍白；在四老爷家工作一段时间后，脸颊也显出了红润；失去孩子之后再来鲁镇时，脸颊已失了血色。在得知可能存在魂灵后，一夜之间眼窝深陷，显然思虑过度。两位作者在处理男女主角的形象时，简洁明晰，突出特征，故事初时进行描绘，每当经历变故、再描述时，人物形象清晰，画面感极强，变故对人物的影响也就更加深刻。

三、类型化的人物性格

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均被腐朽的社会所造成的生活灾难夺走了生命，但在此之前，尽管生活的负荷过于沉重、无法承担，但是两位主人公依然怀有改变的愿望。两位主人公都有对邻里絮叨苦难的“陋习”，频繁的叙述与听众冷漠的回应形成鲜明的对比。“人的悲剧性，在于人自身从不停息地自我意识跟外界环境相对静态的、僵硬的物化状态，形成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因此，人越是追寻自我，越容易陷入困境。” [2]

在这两篇小说中，作者想要揭示的是，唐泽罗和祥林嫂在悲苦的现实生活中但又试图摆脱悲苦的状态。就当时而言，生活中的各种偶然让他们的日子天翻地覆，面对各自的痛苦，虽然奋力挣扎，但终究还是徒劳，主人公“搞不清楚自己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搞不清楚事情的真相，搞不清楚谁是谁非”[3]。

两位在作品中运用了西方近代悲剧理论，关注人们生存境遇以及遭遇的悲剧性命运，表现真实人性，在难以置信的情节、怪诞的人物中感受精神上的震撼，通过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人生的不幸与痛苦，两位作者唤醒活在麻木和愚昧中的读众，引导大家思考人生，寻找不幸与痛苦的根源。因此，表现“社会最底层最不引人注目的最平凡的那些人” [4]的作品被上升到了哲学角度，具有了思考的价值。

四、国民劣性

按照一般的理解，国民性大体上就是指爱面子、自我安慰、欺瞒、愚昧、邪恶等，这些品质在任何时候、任何民族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并非某个民族独有。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庞勒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因此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平庸的邪恶”。“人在生活中不但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而且把别人的所作所为都当作戏来看。看戏和演戏，即‘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就成了人长期的一种生存方式。而这种生存方式反映了看客们集体无意识的国民劣根性。”[5] “看”与 “被看”这一艺术群体形象是两位作者个人经历对现实生活和民族积习的折射，同时也成了作者小说中一个永恒的话题。

这现象背后都隐含着对人类生存价值的思考，特别是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独特发现与理性认识。人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生活的悲苦、人生的不幸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理上积淀而成的心理定势就是去发现和赏鉴别人更大的悲苦和不幸。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发现和揭示是独到的。《祝福》中有这样的描写：“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她们现在需要的是把他人的不幸当作消遣的故事来听。可以说，一面将祥林嫂痛苦的叙述、呜咽，都当作演戏来看。她们在赏鉴他人的痛苦过程中得到了宣泄，以至于忘记了自己那苦痛的生活，在不死不活的生存状态下苟且偷生。她们 “纷纷的评论”着，要充分地“利用”祥林嫂的不幸，来作为她们无聊的茶余饭后的谈资。

五、结语

“生活是一场十分悲哀的插科打浑，因为我们在内心里总是需要创造一个现实以欺骗自己，各人有各人的现实，彼此从不相同……我的艺术对于欺骗自己的人充满着辛酸的同情，但是又必定会随之而对逼人去欺骗的命运加以狠狠的嘲讽。”[6]两位作家文学作品中塑造的，都是一些被命运束缚的、无法逃遁于现实的“焦虑不安的人物”。这些人通常不能逃脱客观环境中各种力量的迫害，抒发出强烈的悲愤情绪，激起人们由衷的同情。以一个思想家的睿智和启蒙者的庄严，借助这些灰色苦命的小人物故事，发现、提出人生、社会命题，不断将读者渡向理性的彼岸。

【参考文献】

[1][2]刘会凤，皮兰德娄戏剧人物的“存在主义”解读[J]，戏剧之家，2014；

[3]张晓丽，皮兰德娄笔下人的生存处境[D].东北师范大学.2007；

[4]孙一峰，张圆圆.鲁迅小说<祝福>的悲剧结构艺术研究[J].名作欣赏 .2015

[5]岳小战，“看”与“被看”：一种生存方式的集体无意识——读鲁迅小说[J].名作欣赏：文学研究旬刊，2006（12）：41-43

[6]丁扬忠.皮兰德娄和他的怪诞剧—谈六个寻找剧作家的剧中人在北京的演出[J].中国戏剧.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