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颖

【摘 要】孔子、孟子虽同为属儒学，是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识人用人方面固然有许多相同看法，但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他们的识人用人思想又有很多自己的特色。本文分别浅析孔子、孟子的识人用人思想特色，并进行简单比较。

【关键词】孟子；识人用人思想；人才观

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作为主导流派，对社会和文化的各方面都提出的自己的思想。其代表人物，孟子在识人用人思想方面可谓是“先驱”。

一、孟子识人用人之道

孟子把人才分为“圣人”“君子”“大人”“士”。对于圣人，孟子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圣人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对于君子，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君子居心于仁，居心于礼。孟子区分出，“大人”和“小人”，“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而孟子提出还全面的提出“士”的观念“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士最基本的要求是在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

孔子不以言举人，而孟子则提出用眼神来分辨一个人的善恶，他在《离娄》下中说：“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朱熹解释说；“盖人与物接之时，其神在目，故心中正则神精而明，不正则神散而昏”①用眼睛来识人是孟子在先秦儒家观点中比较独特的一个观点。

孟子在发现人才方面还要求要深入底层求贤，这里的底层不仅是指进一步打破阶级观念从当时的所谓下层人民中求得贤良，还指在求贤才的事情上要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首先要不问职业的从各个阶层里发现人才，孟子举例道“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舜帝、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都是从平民中被举荐，但却最终都被证明是贤才的人。其次孟子还认为在选取人才时还要充分考虑人民的建议，把下层人民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再联系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我们可以的、看出孟子识人用人思想的先进性，即重视民意。

在获得贤才后如何对待人才也是孟子关心的问题。孟子以尧舜为例：“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朱熹注；“能养能句，悦贤之至也。”②对于人才不只要明白怎样招揽他们，还要懂得留住他们。善待他们，生活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才能真正的让人才为你发挥充分的潜力。孟子还具体举了商汤与伊尹、齐桓公与管仲的例子，说明这些成功的君主都是主动放下尊贵的架子而启用贤才，甚至拜贤才为老师。正如孟子所说“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霸。”

另外孟子还注重苦难对人才的磨砺：“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天要把重大的责任交给某人，就一定先使他经受内心痛苦，筋骨劳累，经受饥饿以致体肤消瘦，让他做事受到阻挠干扰，用这些来锻炼他的意志，使他心灵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格坚忍不拔，这样增长他原来所不具备的才能。孟子提出“浩然正气”的概念，他认为浩然之气是人才必须拥有的，是人才成就事业的强大支撑。“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浩然之气的培养对于人才的成长非常重要。孟子也提出过“专心”和“恒心”的重要性。孟子在《尽心下》中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又凉它十天，没有能够长大的。比喻做事一日勤，十日怠，没有恒心，是不会成功的。他还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努力到一定程度，要靠恒心来进行最后的坚持，能否再坚持一下将决定自己的成功或失败。

以上孟子识人用人思想几乎全部继承孔子，却又与孔子有所不同。 二、孟子对孔子识人用人之道的扩展深化

第一，在打破人才阶级的限制方面，孟子在相比较孔子更近一步。因为孟子提倡人性本善，固人皆可以为尧舜。孔子求贤的眼光还基本停留在统治阶级的范围内，他区分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认为“小人“是不可能有仁德，一辈子只可能是被统治者。孟子则主张主动关心蕴藏在社会下层的贤才。他以舜帝、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为例，说明在商贩工人，奴仆甚至刑徒中都有值得注意的贤才，只是需要我們去发觉。

第二，孟子在人才的使用范围上较之孔子，有所扩大。孔子在识人用人思想阐述时，举得例子大多是如管仲，自产，比干等大夫，对于君主是否符合贤才的标准，他尽量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孟子则不一样，他主张“欲为君，尽君道”贵为国君、天子也必须是他所认定的贤才。身为君主，必须有施行施行“仁政”的能力。所以他和齐宣王有以下对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一个不符合孟子人才标准的国君，与“残贼”并没有什么区别，百姓可以推倒他另换国君。

第三，由于孟子民本思想决定了孟子在识人用人上比孔子更加注重民意。孔子制定贤才的标准，而孟子则把人民提上来做为标准的掌握者。标准的判定与制定也应广泛征求民意。孟子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选拔人才时孟子提倡要扩大评议的范围，把百姓的意见纳入选拔规范，这样能够提高选拔的公信力。

孔子与孟子同作为先秦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思想的默契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识人用人思想也不会例外。两人对人才的发现与使用都高度重视。孔子说；“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对与不重视人才的人孔子批判道“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孟子也说“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用不用贤才是决定君主成功与否的原因，孟子也明确“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就是说执政者只有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使用，天下的人才便愿意听从召唤，这个自然而然便能“无敌于天下”。但是俩人毕竟处于不同的社会阶段，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的烙上了所处社会的印记，所以不管是用人范围和用人标准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已经于两千多年前就开始识人用人思想的探究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并且对现在社会仍有很大借鉴意义。

注释：

①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276，283.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焦偱.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朱耀廷.诸子百家论人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