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会计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项目和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直接投资金额都呈现迅猛增加的态势。然而由于我国早年积留的经济增长的弊端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涌进我国的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增速在1995年后逐渐呈现减缓趋势，且在近几年来出现外商投资减资和撤资现象。

一、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特征分析

（一）跨国公司对华撤资的规模有所增长

1.在华跨国公司撤资成为常态现象。目前，我国现有的官方统计资料并没有关于跨国公司对华撤资公司数量和撤资总额的明确数据，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直观明了，我们利用“当年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企业数”减去“外商投资企业增加或减少数”得出外商撤资企业数，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1）除了极少数年份外资企业不存在明显的撤资情况，如2005年和2008年，绝大多数年份外资企业均存在撤资现象，虽然外资企业撤资数量存在波动，但外资投资企业撤资数量总体呈上升势头。（2）近几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由于中国对自身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认识和引资政策的成熟，外商投资企业撤资数量较前10年逐渐减少。

表1 2000—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撤资数 单位：个

2.在华跨国公司撤资金额增长明显。在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一项存在在资本金融项目下，《国际收支平衡表指标说明》对该项的解释是：“借方表示外商企业的撤资和清算资金汇出我国；贷方表示外国投资者在我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包括股本个数、收益再投资和其他资本。”因此，我们把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借方金额表示为外资企业撤资金额。同时，为了直观明了地看出外资企业撤资金额的变化走向，本文查询了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这一数据计算撤资比例，其公式为“撤资比例=撤资金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见表2）。

表2 2000—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撤资金额单位：亿美元

从表2可以看出：（1）撤资金额和撤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与此同时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呈上升趋势。也就是说，撤资金额和撤资比例与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大体保持正比例关系。（2）外资企业撤资数量和撤资金额虽然数据不大，但是外资企业撤资数量和撤资金额总体呈上升趋势，对这一现象需要引起重视。

（二）市场导向型跨国公司撤资比例较大

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境、宗教信仰及文化氛围等都是影响外资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华跨国公司撤资也会呈现出国别特征。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2014—2015年中国利用外资金额的数据（见表3），发达国家撤资现象较为严重，丹麦降幅最大高达64%，而日本、英国、德国和美国2015年较2014年的撤资比例分别为26%、33%、25%、12%；但同时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撤资，非洲2015年对中国的实际投资降低了43%，其中南非更是高达66%。不难看出，以市场导向性为投资动机的国家其发生撤资的可能性大于以政策及成本导向性、避税为投资动机的国家。

表3 2014—2015中国利用外资国别/地区分析表单位：万美元

（三）第二产业的低端和资源密集型外资企业撤资较多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见表4），重点为产业链低端部门的结构性转移、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的成本性转移和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规避性外迁。当前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把制造业产业链低端环节或部门向海外转移，常见诸于部分通讯、信息、电子等高科技企业，例如飞利浦、三星、苹果、微软、松下等，主要是对其品牌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的零配件生产线及组装加工车间进行转移。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我国的劳动力文化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均普遍提高，国内资源消耗与占用大大提升，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能源资源的区域优势正趋于弱化。因此，外商投资企业中一些技术含量低的依赖于劳动力和能源的粗放型增长的外资企业则被迫撤出中国市场，转而投降成本更低的国家，如印度、泰国等。这类企业集中分布在鞋帽、纺织、服装、食品等行业如彪马、优衣库、雀巢、耐克、星巴克、阿迪达斯等。另外，我国产业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而石油化工等行业和绝大多数制造业均为能源密集型产业且均为污染源排放较大、能源消耗较多的行业。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这些行业的相关成本增加，行业利润空间进一步被挤压，外商撤出我国市场成为必然趋势。

二、跨国公司对华撤资动因分析

（一）我国外资鼓励政策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我国陆续出台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土地优惠的政策，涵盖了税收、进口经营权和注册资本等各个领域，这些政策的出台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规模化的涌入。然而，由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对高质量外资的需求，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发生了变化。在税收政策方面，我国于2008年1月1日改“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涉外税收原则，将对外资企业享受的平均税率13%统一上调为25%，同时出口退税也从17%下降为5%。这一税收政策的变化，会增加外资企业的资金负担和经营成本，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使得技术较低、投资较少、生产粗放的小型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负担，更加容易被挤出中国市场。同时我国大力倡导发展绿色经济、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了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外资企业的准入门槛。

表4 外资企业直接投资在三次产业构成中的变动单位：百分号（%）

（二）生产成本增加

一国的比较优势是吸引外商企业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的比较优势受生产成本提高的影响也发生了变化。生产成本主要包括资本价格、劳动力成本、生产材料价格和土地价格等四个方面。资本价格就是资本的使用成本，随着在华跨国公司数量的增加和投资金额的扩大，外资企业的资金需求和贷款规模都急剧扩大，资金的供不应求引起利率的上升，使得资金使用成本增加。廉价劳动力是导致跨国公司尤其是一些中小规模公司对华投资的重要原因。然而，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和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劳动力最低工资标准日益增加。目前，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已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此引起的企业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是企业撤资的重要原因。虽然我国幅员辽阔，拥有天然的资源优势，但是由于长期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费，我国许多资源都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生产材料价格上升，我国失去了原材料的比较优势。土地价格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降低企业利润，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撤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不发加快，我国土地价格上涨迅猛。同时，我国于2007年将外商投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纳入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使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土地成本加大。另外，近年来，我国环保意识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治理和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大，针对企业生产造成的污染排放管控措施日趋严格。使得高污染、高排放外资企业的环境成本负担日益加重。因此，生产成本的上升所导致的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会引起部分低端外资企业撤出中国。

（三）国内市场竞争加剧

随着我国引资规模的扩大，在华跨国公司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环境。只有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外资企业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企业若无法承受竞争压力则会采取撤资。跨国公司急剧增加的投资不仅造成本土企业产生巨大的生存压力，同时也加剧了跨国公司竞争的激烈程度，激烈的竞争必然会产生优胜劣汰，一些弱势公司或无法适应中国竞争环境的公司则会面临淘汰。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本土企业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中迅速发展壮大，技术、资本及管理等层面的竞争力均有明显提高，部分本土品牌开始走向世界。本土公司由于具有熟悉相关政策和对本土文化民俗等较高了解度的先天优势，在激烈竞争中缺乏信息、资金、技术的跨国公司则会被本土企业抢占市场份额，使得这些外资企业退出中国市场。

（四）跨国公司战略的调整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化的主体跨国公司积极推进投资的全球化战略。全球化包括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资金流动全球化，它实质是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在全球选择合适的生产地址，从而完成公司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战略目标。当一国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跨国公司会在全球范围内做出相应调整。比如中国作为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国家，其劳动力价格上涨使其失去劳动力比较优势，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跨国公司就会从中国撤资，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地。

跨国公司的另一战略为“归核化”战略。该战略是与多元化战略相对应的一个战略，所谓归核化，意指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将其业务集中到其资源和能力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归核化不等于专业化，也不等于简单地否定多元化，强调业务向企业的核心能力靠拢，资源向核心业务集中。归核化后的企业仍是多元化的，但业务间的关联度较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较好，竞争优势明显，竞争力增强。许多跨国公司为了缓解资金紧缺的压力，会采取“归核化”战略来降低业务多元化的经营程度,以加强自身核心竞争。在跨国公司实施归核化战略的过程中，在我国投资的产业往往成为归核化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造成跨国公司撤资。

三、跨国公司撤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不利于中国就业状况的改善

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改善了我国的就业状况。跨国公司对华撤资也对我国的劳动力就业数量和劳动力素质等两方面造成影响。

一是增加我国失业率。在解决我国就业问题上，外商投资企业一直发挥了正面作用。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为我国提供约563万个岗位，在外资企业就业的人数占我国就业人数比为4.1%；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为我国提供了约1 446万个岗位，在外资企业就业的人数占我国就业人数比为7.3%，增长了约4倍左右。总体而言，外资企业为我国提供的就业岗位呈平稳上涨态势，外资企业已成为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力量。受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吸引，在华跨国公司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大程度地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如果外资企业进行撤资，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撤资，这会使大量员工面临失业，这部分员工的知识储备和技能水平的限制，短时间内不能解决员工的就业问题。若失业员工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会使得中国失业率上升并给社会、经济带来压力。

二是不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在华跨国公司会对员工进行经常性的培训，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对提高中国整体劳动力素质有积极作用。同时，在华跨国公司就业的员工可以学习外资企业先进的管理和职员培训模式，对改善中国就业大军的素质具有重要教育借鉴作用。而跨国公司对华撤资则会使员工失去教育培训的机会，不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

（二）减缓技术溢出速度

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增加，使得利润市场遭到挤压，加剧了企业竞争，各企业为了获得相对优势不得不加大对科研技术的经费投入。同时，跨国公司在对华投资过程中与中国企业产生“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无形中向中国企业渗透了相关技术。科技与管理人才的流动也相应产生了技术溢出效益。跨国公司对华撤资的同时，也撤走了相应的科学技术，这会对我国企业发展造成障碍。跨国公司对华撤资则不利于我国企业学习借鉴外资企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从我国撤资，由于其在撤资过程中带走了资金和技术，由于这两个生产要素为我国目前生产的核心要素，这两个要素的缺乏必然会给我国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双向影响

一方面对我国产业结构的有利影响。首先，跨国公司对华撤资，我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收回一些特定行业如石油、电力、军事等事关我国经济命脉的行业的自主权，减少外资依赖性，维护我国经济独立和政治安全；其次，外资企业撤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国内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给众多中小型企业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外资企业大都有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其强势进入中国市场抢占市场份额，使得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面临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而外资企业的撤资则可以缓解这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民族工业。外资企业的撤资有利于我国剥离部分并不是高技术高效率且对我国产业发展并无帮助的企业，而且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必然会导致部分外资企业因不适应中国市场环境而被迫撤资，因此跨国公司对华撤资对产业结构调整有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利影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后经过多次的前向后向联系，跨国公司和本土公司建立了密切的产业连锁关系。因此当跨国公司撤资时，不仅会对相关配套产业造成影响，同时也会给具有产业连锁关系的企业带来祸患，一旦跨国公司撤资，本土公司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而又无法攻克技术问题时，本土企业必然面临停产危机，也无法收回前期已投入资金。同时，跨国企业撤资所带走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重要意义。当跨国公司撤资时，本土企业丧失了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四）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

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引资大国，我国的吸引资本数量逐年上升，2000年我国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407.15亿美元，2015年我国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高达1 262.67亿美元，约为2000年的3倍左右。我国吸引的外资绝大多数都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因此，若跨国公司撤资则会导致我国国际资本的流出，进而引起我国外汇资本的减少导致资本项目失衡。资本项目是我国国际收支项目中的重要一项，因此当资本项目失衡时会造成我国国际收支逆差，若这种情况持续太久，则会导致我国陷入国际收支持续逆差的危机。资本项目失衡造成国际收支逆差，间接地会带来以下几个危害：一是导致外汇储备大量流失。储备的流失意味着该国金融实力甚至整个国力的下降，损害该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二是储备的流失导致外汇短缺，造成外汇汇率上升，本币汇率下跌。三是储备的流失意味着我国获取外汇的能力减弱，影响发展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进口，使国民经济增长受到抑制，进而影响国内财政以及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四是持续性逆差还可能使我国陷入债务危机。因此，资本项目的失衡决不能片面化看待，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四、我国利用外资战略的调整

我们有必要依据跨国公司从我国撤资的原因采取相关对策，调整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减缓跨国公司撤离中国的速度，同时提高外资的利用率，真正做到外资效用最大化。

（一）建立外商撤资企业预警机制

纵观跨国公司对华撤资的案例，其在撤资以前均有迹可寻。然而由于政府监管的不作为和中国缺乏统一的预警机制，致使外资破坏性撤离。我们发现跨国公司在决定撤资前会大幅度地改变企业的经营战略或者是投资决策，我国可以结合国内各个外资企业的经营状况、资金来源、行业情况等的分析，设置预警点。当在华跨国企业的某一经济要素到达撤资的临界点时，及时向有关部分反映，防范外商突然撤资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制定相关干预法律和政策，在执行相关案件时有法可依且有法必依，使预警机制合法化且强制化。当跨国公司流露出撤资意向时，当地政府应积极采取行动了解跨国公司撤资的动机和原因，并积极采取措施制定替代方案，与跨国公司进行谈判，打消或者延缓跨国公司的撤资意向。

（二）继续优化引资结构

既要优化外资产业结构，又要优化外资区域结构。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息息相关的。中国应该积极引导外资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动，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流动，避免继续向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动。要注意从简单、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向复杂、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集约型经济转变。同时，近几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上升，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而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比较成本优势逐渐显现，优化外资区域结构和实现东西部地区统筹发展异曲同工。不同地区应结合各自的比较优势，制定本地区的引资重点产业方向和技术要求，提供相应的鼓励政策。对东部地区而言，外资从中低端制造业撤离将是长期趋势，管理部门应提升服务意识，实现撤资后续工作的有序和高效。同时，要进一步发挥东部发达地区的引资新优势，积极引导新进外商直接投向高科技领域，尤其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的重点发展领域。在中西部地区，则要进一步凸显较低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形成的比较优势，注重实现与东部联动发展，通过加快物流、交通等基础设施与软环境建设，吸引东部地区撤离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实现我国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加高外资退出壁垒

跨国公司撤出东道国时往往会遇到资产专用性壁垒、沉没成本壁垒、战略性退出壁垒、商业声誉保护壁垒、东道国政府和社会壁垒、信用壁垒及管理和情感壁垒。我们可以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加高外资退出壁垒以阻止跨国公司撤资。一是对一些极易撤资的公司或者行业，积极鼓励增加在中国的投资额或者是研发费用，增加跨国公司的撤资成本；二是对跨国公司撤出中国的法律程序应该从严处理，简单的法律程序对跨国公司撤资起不到一个警示作用，法律程序稍复杂化也可以给本土企业一个缓冲机会，并且有可能使跨国公司在走相关法律程序时改变撤资决定；三是对一些投资额度较大的跨国公司，本土企业和政府都应在合作中加强对跨国公司高层的联系和沟通，增加彼此除工作交流外的情感联系。

（四）促进外资来源的多元化

当前，世界经济与政治环境多变，资本的流动往往受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所以必须减少对于某类甚至某个国家的依赖。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力度吸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特别是欧洲国家的世界500强企业来华投资，在巩固美国、日本传统对华投资来源国的同时，努力吸引欧洲尚未充分开展对华投资的国家企业来华发展。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已经具备了对外投资的实力。这类国家的企业也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应该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引进沿线国家来华投资，为它们的对华业务提供便利，将基础设施对外投资与优质外资企业对内投资结合起来，进行通盘谋划。

（五）优化引资与用资环境

加强引资与用资的制度化、透明化，减少外商经营的不确定性。应尽快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打消外商对于中国营商制度环境的顾虑。积极发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引导作用，加大商业、外贸、航空运输、工程承包、社会中介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力度，引导外资向高技术产业和中西部流动，为相关领域外资进入创造便利条件。加大力度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加强政策协调，实现税务、海关、银行、外汇、环保、商检等部门联合办公，进行有效配合，使外商“最多跑一次”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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