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峰，时书霞

（兰州财经大学 陇桥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1）

一、问题的缘起

乡村聚落是由血缘、地缘关系相互结成的相对独立的基本单元[1]，作为融生产生活、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地理空间综合体，使乡村旅游不仅具备不同聚落群之间多层次、多视角的互动交流功能，而且具有自然生态游、农业体验游、休闲度假游、康体娱乐游、民俗文化游等多种旅游功能。英国、日本、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乡村旅游发展较早，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精致的苏格兰乡村、古朴优雅的西班牙古堡、静谧的卢瓦尔河谷、画般意境的北海道等，均以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历史传承俘获了全世界的眼球，满足了游客返璞归真的旅游心理需求。我国乡村旅游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是以成都郫县徐家大院农家乐为标志的。进入21世纪，乡村聚落因所携带的“不发达”标签，致使以改变乡村聚落存在形式的乡村旅游、城镇化进程及城市群（带）空间倾轧致使某些乡村聚落终结，最直观的表现是村落数字锐减以及由此而派生的传统村落所赋存的“地方性”逐渐消弭[2]。具体表现为：其一，某些区域急功近利式的新型城镇化进程，自然村数量已由2000年的363万个减为2010年的271万个[3]；其二，农村聚落自然生态环境衰退及富含历史信息的宗祠祖庙、传统乡土建筑的泯灭；其三，乡村旅游过度的商业化、同质化和庸俗化开发致使传统村落所携带的宗规乡约、方言俚语等民间文化民俗遭遇变异。

为避免传统村落在快速城镇化和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植入式效应，让文化重新回归民间，传统村落保护已成为文化遗产抢救中最为重要的课题。我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是采用名录制，自2012年开始，截至目前共有五批4 153个纳入住建部、文化部和财政部三部门公布的“传统村落名录”，对传统形态完整、遗存丰富、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列入名录，加以保护。其中，甘肃已纳入“名录”的传统村落共有36个，地区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甘肃已纳入“传统村落名录”名单

就目前而言，甘肃已纳入“名录”的传统村落大多分布于中部和南部的兰州、白银、天水、陇南、甘南等地州市，传统村落的特色比较鲜明，具备乡村旅游发展的客观条件。同时，这些传统村落大多处于生态脆弱地区，也是扶贫攻坚的主阵地。考察发现，甘肃传统村落和其他省份一样均面临着消亡和传承之困。传统村落的破坏与消失，毁掉的不仅是古民居、古建筑，更重要的是其蕴涵的历史信息和民俗文化[4]。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要注意开发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将传统村落的生态建设、古迹的恢复与保持、传统民俗的传承与保护、特色产业发展放在首位，坚持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持续发展模式，避免“重开发，轻保护”的急功近利式的全面毁旧翻新，也要防止“嵌入式”开发而导致的过度商业化和庸俗化。乡村旅游开发要挖掘本地优势资源，使传统村落成为传承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脱贫攻坚的重要引擎。

二、传统村落的价值和旅游功能

（一）正确认识传统村落的价值

1.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摇篮。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库，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智慧。白银市景泰县中泉乡三合村，当地人称“石番窑”，在200米长的崖壁上，先祖们开凿的兼具居住功能和军事防御功能的石窑洞完整保存。西番窑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功能构造，还在于它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沉淀。陇南市文县铁楼乡白马河流域草河坝、案板地、入贡山、强曲等村落的白马藏族，国内专家通过对其进行人类学、语言学、传统习俗与信仰的考察研究，认定其为我国最古老民族之一的氐族后裔。据考证，白马人保留的傩舞戏“池哥昼”中部分面具源于氏族公社时期炎帝时代的氐族象征图腾刑天，三目神“马王爷”也体现了氐人的原始信仰[5]。这些传统村落遗留的住宅、民间信仰和习俗反映了先民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是中华民族最根性的精神基因。

2.传统村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遗产。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很多人的乡土记忆，其内容包含村域的格局、环境和宗祠祖庙等历史建筑，以及村民的生产生活、民风习俗等一系列要素，是最根性的文化遗产和民间历史的载体。陇南市西和县西高山刘河村，过去以构树皮为材质的原始物理制浆法制作的“麻纸”为主要产业，如今这种承传千年的“西和麻纸”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名副其实的“古纸孑遗”，仅有几个非遗传承人用信念讲述着“古纸”前世今生的浮沉变迁。平凉市华亭县安口镇高镇村，当地人称“窑头镇”，历史上以出产实惠精美的“安口窑”陶瓷而闻名，这个曾陶瓷工匠最为集中的陇上“陶”源，如今仅凭幸存下来分散于村落的几个古窑，还能看见昔日“窑”火不断的繁华景象，其它则已成为尘封久远的历史记忆。因此，当这些承传久远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成为人们“符号化”记忆的时候，就得认真审视这些文化“溢价性增殖”所带来的品牌效应，既要防止因过度“资本化”和“旅游化”而导致的“原要素”逐渐遗失[6]，也要推动这些活态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工程，保留本真的视觉印象和历史痕迹。

3.传统村落的人居生态之美。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其选址、空间布局饱含着华夏先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同时也是农耕文明自然循环经济的活态展现。传统村落在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自然生态环境衰退、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农业的发展，传统村落面临覆亡的危险。白银景泰县西南寺滩乡永泰村是永泰古城（因鸟瞰形似金龟，故又称“永泰龟城”）内的城中村。永泰古城是丝绸之路沿线最具代表性且保存比较完整的明代军事城堡和明长城边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兵营、练兵场、火药场、草料场、武器库和马场等一应俱全。城墙上有炮台12座，城楼4座，城下有瓮城，护城河，城南北两侧有通往兰州和长城方向的绵延数百里的烽火台。这座古城护城河环绕，城外方圆几十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川沃野，城背后山林茂密，可潜藏千军万马。

4.传统村落承载着最根性的文化记忆。传统村落所积淀的家国情怀与血脉牵连，即便是远在他乡或异国定居数代，都可以在回乡祭祖、宗祠家庙的郑重仪式里，依然延续着这种叶落归根的价值理念和耕读传家文化。庆阳市正宁县罗川村，人文积淀厚重，古文物众多，有城隍庙、文庙大殿、牌坊等传统建筑，建于明万历年间的“赵氏石坊”堪称精绝，它不仅是一代廉吏赵邦清的颂德碑，也是孝母文化最为直接的展现。陇南市康县岸门口镇朱家沟，留存的石碾、磨盘、手磨子、石马槽、功德石碑和村内的古道、古宅、古泉等，浓缩了昔日人们劳作生活的场景，这些独特的景观意象和文化符号，蕴藏着近现代乡村社会发展转型的丰富信息，成为最具根性的文化守望。

（二）传统村落的旅游功能

1.观光游览功能。传统村落依托周边的田园风光、泉林溪瀑和古建民宅，使游客在原始古朴、空气清新的乡野之间，享受旖旎的自然风光，感受静谧、洁净的乡村生态环境，以满足游客返璞归真的旅游需求。陇南市地处甘肃东南部亚热带向温带过渡性的气候地带，山地丘陵广布，河川溪涧纵横。陇南徽县大河乡青泥村，背依青泥岭，是古代由陇入蜀的青泥古道必经之地，温润的气候，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次生林，幽深的喀斯特溶洞，良好的自然生态和淳朴的乡土民情，成为宜游宜居的“世外桃源”。诗仙李白《蜀道难》有“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句赞誉青泥岭曲折高险；诗圣杜甫曾有“早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的感叹。青泥村将周边田园风光、溶洞奇观、摩崖石刻和蜀道故迹有机整合，兼具观光休闲、探险猎奇等旅游功能，可以使游客洗却浮躁，回归自然。

2.人文体验功能。传统村落建筑群以及内部赋存的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具有一定的原生态价值，其所体现的古老性、浓郁的乡情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现代旅游消费新的增长点。西汉水上游的陇南市西和县，以特色民俗文化——乞巧文化为突破口，并充分挖掘伏羲文化、秦文化和仇池文化等的文化价值，围绕“伏羲圣地、乞巧福地、神秘古国”主题。被视为“秦人遗风”的“乞巧”节俗共有迎巧、坐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和送巧等七个环节，缅怀秦人女性先祖女修的仁慈、博爱、牺牲、聪慧等秉性，使旅游者对上古时期的女神信仰有了更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如今，地处姜席镇晚霞湖周边的谢庄、姜窑、峰坪、董坡、麻庄等环湖五村作为集中展示乞巧文化的窗口，给游客以独特的人文体验。西和县凭借“乞巧文化”使文旅、农旅和商旅达到了真正的融合，乡村旅游正焕发出新的活力，并成为助推西和县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引擎。

3.休闲度假功能。乡村旅游是一种新型旅游活动形式，从最初发展至今，就以优美的田园风光、充满情趣的乡土文化和富有特色的传统劳作等，带给旅游者审美与精神享受而备受青睐，特别是对高度商业化的大都市居民来说，能够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游客可以品尝地道的特色风味小吃、行走于绿色生态乡径饱览美丽的乡村田园和牧场，可开展徒步游、骑行观光、自驾游等休闲度假旅游活动。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为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拥有誉为“世界藏学府”的拉卜楞寺、古代茶马交易通道之称的临潭县冶力关、“东方小瑞士”之称的风情小镇——郎木寺等国家A级景区，池沟村和扎尕那村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近几年，甘南州依托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宗旨，创新旅游发展理念，走旅游可持续发展道路，实施全域旅游战略，营造宜居宜游的旅游环境，目前已入围“中国最美休闲度假胜地”。

4.服务接待功能。传统村落是集生产生活、田园风光、古建民宅、乡风民俗于一体的空间聚落综合体，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和考古价值。华北地区的四合院、福建的客家土楼、晋陕一带的窑洞、云贵高原的吊脚楼等等，都代表了所在地域、民族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但村落本身的“不发达”标签，长期以来普遍认为乡村发展旅游会面临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不完备等问题，并不具备旅游接待功能，自然就会导致乡村旅游倒逼传统村落基础设施的改善而出现旅游开发和快速城镇化等建设性破坏[7]。其实，作为一种根性的文化记忆和体验式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有效规划将其区分为保护区和娱乐游憩区、完善服务设施和可进入性等问题，适度开发民宿旅游资源，而村落本身也具备一定的旅游服务接待功能。

三、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思路与保护措施

（一）科学合理进行传统村落的保护性规划

传统村落在选址、空间布局、生活方式以及古建民居等人居环境等方面均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传统村落所具有的地域性、稀缺性、真实性和原生态性是极具魅力的人类遗产。长此以来，由于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价值和不可再生性认识不到位，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村落居民随意翻修改造传统建筑和城镇化建设以及乡村旅游开发，致使村落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遭到破坏，导致传统村落保护力度不足而快速消亡。如前所述白银市景泰县永泰村因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匮乏，居民不得不向外部转移，目前常住居民仅100多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空心村”，永泰古城已沦为一座被时光遗忘的记忆之城，村落的消解势所必然。因此，我们首先应认识到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旅游开发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与关联性，不能一味地认为只要能带来经济价值的资源就可以进行开发。尤其对文物价值高、民俗特色明显的地区，优先要考虑文物、民俗的传承和保护问题，依据“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原则进行可行性论证，在确定开发方向和开发保护分级体系的基础上，编制系统科学合理的传统村落保护和开发规划方案。

（二）深入挖掘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内涵

传统村落作为维系华夏子孙文化认同的纽带，见证了我国农业文化、古建筑、民俗民风的演变以及发展历史的活化石和博物馆，理应受到全社会的重视而实施保护，而很多地方忽视了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大量村落依附于传统村落中的众多历史文化信息濒临灭绝。为了重塑传统村落的文化认同，修复被人为割断的乡土历史，寻回被丢失的乡土文化，回归被遗忘的乡土价值观；让日趋空荡的灵魂和处于焦灼的心灵能找到现实的关怀，让那些远离故乡的游子能找到久违的精神归依和灵魂故园。因此，应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工作方针，必须进行周密组织，深入布置，全方位调查记录和深入挖掘传统村落蕴含的具有根性记忆的历史文化，精心编纂，建档立卡。张掖市高台县罗城镇天城村，东依合黎，西邻酒泉，南望祁连，北通居延，黑河（古弱水）绕村而过，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被誉为“天城锁钥，要塞咽喉”。天城村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曾筑哨马营，建陕甘“镇夷千户所”。天城村现有国家级（明长城、烽燧、关隘）、省级（墩台）、县级（香山寺、御赐闫相师墓碑）等文物保护单位多处，此外还有天城陈醋、粉皮、打铁工艺、戏剧、社火和宝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天城村在县镇两级政府主导下，对村落分布、文保单位、街巷空间、历史建筑等相关情况进行勘察分析，初步完成了村落历史文化挖掘采集和村落档案的编制工作。其它纳入名录保护的传统村落，也应设立专项资金科学调查，对历史资料、宗庙祠堂等传统建筑、壕沟寨墙、重要街巷、桑麻农事、乡风民俗、宗规乡约、民间技艺、碑幢刻石、井泉沟渠、古树名木以及重要人物（包括非遗传承人）、族谱、家书、历史舆图等信息汇集整理，形成详实的档案资料，逐步修编村志以承续乡土基因，弘扬乡土文化。

（三）传承民俗文化，打造特色乡村旅游产业

民俗文化是传统村落的活态遗产。对可行性论证后有条件开发的村落，应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等工作，适度开发观光、休闲度假、保健养生、传统文化体验、红色文化等乡村旅游产品，依托特色民俗有序发展民间工艺、中草药、特色农业等产业，促进农旅、文旅、商旅深度融合，让传统村落融入新业态。然后加强地域产品营销规划，强化品牌建设，积极组织实施“互联网+传统村落”行动，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甘肃境内传统村落大多分布于陇南山地和甘南高原且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较好地保持和延续了各自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陇南市本着“保护第一，合理利用，规划先行，加强管理”的原则，以A级景区和乡村旅游资源为依托，加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按照“三轴两心四区五节点”空间布局规划，推进“旅游+民俗文化”、“互联网+特色产业”，全面实施民俗文化与旅游融合机制，坚持以文化提升旅游的内涵品质，以旅游促进优秀文化传承弘扬，使旅游业和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建成了一批旅游示范乡镇、旅游示范村和专业旅游村，实现了旅游业的拉动、催化和集成效应。2016年陇南全市共接待游客1 150.9万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6.1亿元。花椒、油橄榄、核桃、茶叶等一大批特色农产品以及红芪、党参、当归、大黄、半夏、柴胡、天麻等中药材已成为扶贫助农的特色产业。甘南州通过多种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培育和发展新型旅游业，助推全域旅游发展进程，旅游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四）建立跨区域多部门协调保护机制

为了让历史遗存与当代生活共融、村落景观与人文内涵共生、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鸣。对传统村落保护中存在保护发展项目责任主体不明确，个别村落保护项目实施进展缓慢、保护难度大、技术力量短缺和资金缺口大等问题，提倡在明确主体责任基础上，组织相关专家、规划师在全面了解掌握区域传统村落的数量、类型、地理分布特征及现状条件等情况基础上，整合现有的政策、资金和人力等支持，实现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但也要防止过度的“资本化”和“旅游化”而使传统村落的“地方性”流失。在政府层面，由各地县形成城建、环保、文物、旅游等部门共同参与，区域间经验共享的格局，逐步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分工协作”的跨区域多部门协调保护机制。只有各级政府提供政策保障，跨区域多部门协调，拓宽融资渠道，实现经验共享，才能赋予传统村落以新的生机与活力，也不会因过度旅游化和商业化而开发得面目全非，更不至于在急骤的时代转型期间被甩落与扬弃。使传统村落成为融入现代文明的风景，这是体现传统村落价值的关键所在。

（五）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立法执法工作

在推动传统村落保护法制化方面，应进一步明确政府和村民在保护传统村落的责任和义务，加快传统村落保护的立法进程，从法律层面为传统村落的认定、保护、规划等提供硬约束，将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就国际层面立法而言，197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关于保护历史小城镇的决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6年通过《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我国在此方面立法比较晚，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办公厅颁布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试行）》；2016年9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江西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成为全国首部传统村落保护的省级地方性法规。甘肃也应制定颁布相应的《甘肃传统村落及特色村镇保护条例》，对纳入保护范围内的文物古迹、宗庙祠堂、乡土建筑和古路、古桥、古井、老树等历史环境要素均实行分类保护；对具有独特历史记忆的宗规乡约、方言俚语、生产生活、古建民宅等原生态文化，应全面盘点，实施整体保护。同时也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已损坏或流失的地方性遗产及时进行修缮、修复。为强化立法执法工作的实效性，也要将传统村落保护纳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建立保护责任追究机制，抑制一些领导、部门、组织和个人在开发利用传统村落过程中的短视和急功近利思维。只有健全监督、执法和考核机制，才能给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旅游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马翀炜，覃丽赢，2017.回归村落：保护与利用传统村落的出路[J].旅游学刊（2）：11-12.

[2]陈刚，2017.发展人类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旅游开发[J].旅游学刊（2）：9-11.

[3]冯骥才，2013.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J].民间文化论坛（1）：7-12.

[4]方莉，龚亮，李慧.传统村落保护迫在眉睫 大批传统村落成“文化遗憾”[N].光明日报，2014-01-09.

[5]张鸿雁，房冠辛，2016.传统村落“精准保护与开发一体化”模式创新研究——特色文化村落保护规划与建设成功案例解析[J].中国名城（1）：10-26.

[6]崔峰，2009.白马人“池哥昼”的原始崇拜和历史渊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88-92.

[7]王琴梅，方妮，2017.乡村生态旅游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实证分析——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J].旅游学刊（1）：7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