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兆荣， 杨娇桥

(厦门大学 人类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一、小 引

我国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建设明显包含“计划经济”的因子，即在2020年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将达到60%。这对具有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传统而言，不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考验。城镇化或许具有自我内在的变迁逻辑，但，以运动的方式，以数字化指标，以行政化指令，以项目的形式，以确定的时间完成“项目”，却是令人担忧的。虽然就全球化而言，城市化是一个难以扭转的趋势，但城市化这个概念即使在西方迄今都还是模糊的。〔2〕中国自古就有“城镇化”历史，那是自然的、规律性的、社会需求化的结果，具有自己的逻辑。至为重要的是，我国的城乡是整体、互动和双向的。城市是在乡土的土壤中成长和生成的。这与西方的城乡关系有着天壤之别。而“邑”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城乡内核，而且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因此有学者把中国古代国家称为“城邑国家”。〔3〕

二、邑之溯源

乡土和人群是邑的基本要素。我国历史上的所谓“封建”，虽为“封邦建国”之简述，却为农耕文明的特征性表述。西周建国之初，曾实行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分封，称为“封建”。〔6〕周人分封的主要形式即周王(周天子)封土地给诸侯，建立一批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其主要的政治方式是“采邑”，即封赐给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荀子·荣辱》有：“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故也叫“采地”“封邑”“食邑”。封建社会君主赏赐给亲信、贵族、臣属的不仅是土地，还包括土地上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