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在中国文化史上，跟鳄鱼最有关系的人物，无疑是写过《祭鳄鱼文》的韩愈；若再求其次，我想应是章太炎了。

以前，曾就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写过一篇读后感，已留意此事。芥川写了他1921年在沪上拜访章太炎的印象：

章炳麟先生的书房里，不知出自何种爱好，壁上趴着一条硕大的鳄鱼标本。这间放满书籍的房间，可是名副其实地彻骨寒冷。墙上挂着的那只鳄鱼标本，令人感到是一个讽刺。……据说，章炳麟先生以王者之师自任。也曾听说，他曾一度想把黎元洪作为其弟子。如此说来，其书桌横头墙上那只鳄鱼标本的下方，的确悬挂着一条横幅。上书：“东南朴学 章太炎先生 黎元洪。”

芥川最后还发了一通不知所谓的感慨：

我一边洗耳恭听先生的高见，一边时不时地瞧着趴在壁上的那条鳄鱼，而且一个与中国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的念头在脑海里掠过：“那鳄鱼一定熟知睡莲的芬芳，以及太阳的光明和水的温暖。因此，我现在的冷得瑟瑟发抖，那鳄鱼该是最能体会的了。鳄鱼啊，成了标本的你，该是比我要幸福。可怜可怜我吧！可怜苟且偷生的我吧！……”（陈生保、张青平译本，第31-34页）

另有一位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上世纪三十年代到苏州探访过章氏，也提及：“章炳麟的家，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里写到过，那是上海的家。那里的鳄鱼标本，在他苏州的家里，也放着一个。看来他是非常喜欢，很中意。”（《留学的回忆——鲁迅的印象及其他》，收入戴燕、贺圣遂选译《对中国文化的乡愁》）照小川的话，章氏似有两个标本，恐怕不确，更可能只有一个，不过将上海那个搬去苏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