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策

2017年入冬后的一天，在长春市图书馆翻阅旧报，一个标题闯入我的眼帘：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同志病逝。颇为震惊。一看时间，后事应该早已办完。颇以未付一纸唁电为憾。历历往事涌上心头。

玄都观里识新桃

1976年，在国人记忆中是不太容易忘却的一年，而在我，更是命运旅程中一个重要节点。就在这年10月3日，我经时任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宋振庭的过问，结束了20年的下放生涯，由一个乡镇学校奉调回到阔别已久的吉林大学校园。

历史系里的老人不少还在，但新人也确乎不少，确让我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感。新结识的时任副系主任张忠培君即为其中之一。之后知道，我和他虽属新识，还真有不少共性：同是两湖人——他湖南、我湖北。同为1952年高考得中——他录取北大考古系；我录取武大历史系，毕业时，他因为成绩优异，被推荐考北大考古系副博士研究生，我因为毕业前几个月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学术论文，被推荐考南开大学傅筑夫教授指导的经济史副博士研究生。他在北大攻研修成正果，毕业后分配来东北人大（即今吉大），而我因为当时既不同意研读经济史；又不同意留校（四年大学受团处分一次，被系主任全系大会点事没点名批评一次，感到珞珈虽好，居大不易）遂于1956年被分配到当时令人闻名胆惊的长春，（那年的毕业分配除了分至各省市再分配的之外，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分来吉大的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