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义国

尼古拉斯·卡尔多（Nicolas Kaldor，1961）用6个“程式化事实”（stylized facts，亦作“卡尔多事实”“典型化事实”）总结了20世纪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现象，并试图将技术进步内生至增长模型中，以说明跨国增长率的差异主要源自技术进步的差异，且人均GDP增速的差异与科技水平的差距显著敏感。

为了有效诠释“卡尔多事实”关于经济增长的国别差异和长期增长现象，消解规模收益递减规律的负面效应，以最小成本跨越“增长的陷阱”，熊彼特、索罗、佩蕾丝、库兹涅兹和希克斯等学者将宏观经济学关于增长理论的研究重点从资本和劳动转向创新、研发、全要素生产率（TFP）乃至制度和意识形态，并不断丰富形成了主流共识的理论解释。其中，普遍认同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自创新引致的外部性，金融与科技的交互协同是决定这种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关键动力。

鉴于增长源于创新的结论性共识，近十年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者开始全面评价并愈加重视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把握并塑造良好的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机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面对的促进长期增长、抑制负面效应的热点问题。

认识创新：企业家精神、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912）将创新解释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依靠企业家精神，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及组织创新五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