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中央对农村定位的再升级。

早年一些有关“三农”的公共政策，不少是围绕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的需求来制定的，因此比较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农村是城市粮食和工业原料供应基地，农业的发展即是农村的发展，这种思路导致乡村的价值被一定程度忽视。

村庄凋敝态势从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跨地区流动以后开始显现。随着“农二代”成为流动主力，这个群体呈现出离土、出村、不回村的特征。人走、资本不回的状况加剧了这一趋势。

新世纪以来，村庄问题越来越引起中央重视，并先后开展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在各级政府、各方主体的努力下，许多村庄开始复活，但一部分村庄颓势未得到根本改观。顺此趋势下去，未来“农二代”的离村、不回村趋势可能还会加剧，“农三代”由于与乡村的连结断裂，或将呈现比“农一代”、“农二代”更加不可逆的离村离土特征。

乡村的衰败，还有农业发展路子狭窄、城乡力量强弱悬殊的原因。城市过于强大而产生的“马太效应”加快了乡村的衰落。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将整个乡村的发展与复兴纳入了国家的战略视野，是对城乡关系的重新定位，为当下乡村衰落的严峻现实提供了深远、有力的解决路径。

乡村振兴的抓手

要振兴乡村，先要搞清楚乡村振兴的条件。

第一，城乡互动，即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城乡融合。原来的城市化是资本进入城市，土地、资本、劳动力单向地流入城市，这种流动所造成的结果是乡村的衰败。

而城乡互动的含义在于，资本改变原来完全流向城市的趋势。在城市的资本回报率开始下降的过程中，投资机会发生变化，资本流向开始发生分化，有一些资本开始进入乡村寻找机会。

人口、土地和資本从单向配置到城市转变为城乡两个空间的相互流动和配置，由此带来农业功能的拓展与形态变化，资本到乡村的获利机会增加，乡村价值上升。在城乡互动阶段，人们对城市和乡村两种文明的认识变化，两者的互补和互需增强，有助于城乡两个文明发挥各自的优势，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构建有利于促进这种格局的实现。

第二，独特的历史文化。乡村文明承载了历史和传统，蕴含着习俗与风情。许多乡村之所以复活，就是因为重新挖掘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并激发了这种文化的时代活力。

第三，产品升级。过去乡村生产的主要是初级产品，附加值不高、产业链不长，市场规模也有限。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费升级的需求给乡村产品带来了新的机遇。农村不仅生产粮食，还生产附加值更高的有机产品，品牌农业、原产地农业、深加工农业都发展起来了，极大地提高了农村产品的价值，也给予了村庄更多的机会。

第四，好的农村组织。资本从城市进入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组织好农民，让资本与农民结合，真正发挥效用。要有好的带头人把农民有机组织起来，进行外部合作，从事产业化生产、规模化生产，从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以宅基地改革为牵引

在产业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土地资源的配置方式至关重要。土地资源的配置不仅要考虑到城市，更要考虑到如何满足乡村出现的新业态，要通过调整城乡土地权利体系来支持城乡互动。

在产业空间重构的过程中要通过调整城乡土地权利体系来支持城乡互动。

因此，实现乡村振兴，要对土地政策的改革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乡村转型应由宅基地改革作为牵引。这一制度的改革，才是止住乡村衰败、活化村庄的关键。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包括：宅基地取得方式，宅基地用益物权，村庄的开放，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利平等，宅基地价值显化与实现形式。

当前宅基地制度基本上是无偿分配，以成员权为基础的，导致人不在村庄但地仍旧被占据，而没有充分发挥土地的作用和价值。

宅基地改革的核心在于：第一，保证作为集体组织成员的农民能够获得他所居住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就是，在初始宅基地的分配权上，基本还是保证原来一户一宅的权利，就是基本居住权。第二是让有意愿、有能力退出的农户，在退出宅基地后能够获得宅基地补偿。第三是要逐步试点宅基地的有偿使用。第四是把农民节约出来的宅基地指标留给村集体搞非农产业，获得建设用地指标的使用权。因此，更直接一点说，宅基地的改革一定要让里面的人可以走，外面的人可以进来。

2018年一号文件提出，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这是一项重大创新。

正如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挥土地制度特有优势，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三农”不足，建设用地安排重城轻乡问题突出。现在到了将土地增值收益更多投向“三农”的时候了。

激活农村沉睡的土地资产，乡村振兴的曙光正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