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秦

【摘要】 《罗曼蒂克消亡史》运用一种非线性叙事方式，呈现了战火燃烧中一切罗曼蒂克衰亡的过程。影片所体现的解构性，使得复杂的人性在特殊时代下显露无遗，也在更深层次上完成了对“消亡”主题的呼应。

【关键词】 《罗曼蒂克消亡史》;解构;非线性叙事;“消亡”主题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罗曼蒂克消亡史》是对民国动荡时局之下老上海生存风貌的一次奇异想象，通过独特的非线性叙事手法，展现了一个时代暗流涌动中人性的挣扎和旧秩序的衰落过程。影片看似是一部民国众生相的描绘，实际却在表现“消亡”主题的过程中，对战争年代的复杂人性和时代秩序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解构。那么，从电影的文本结构看，影片独特的非线性叙事方式如何体现解构性？“消亡”主题如何呈现解构意味？

一、非线性叙事结构

在传统的线性叙事中，伴随时间的推进和空间的转换，电影情节遵循着“开端-发展-结局”式的演进模式，依照事件的因果关系等逻辑程序依次展开。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则采用一种发散的视点，不再将影片的叙事结构局限在单一时空线上，而是通过倒叙、插叙、正叙、闪回、闪进等手法的灵活转变，打破线性的时间和空间限定，以一种“碎片化”的效果将电影情节呈现出来，同时设置多条线索，增加故事的复杂性。概言之，时空交错、多视点、多线索、碎片化是影片非线性叙事结构的基本特点。

《罗曼蒂克消亡史》的非线性叙事结构无疑是对传统线性叙事模式的一种突破。在叙事手法上，《罗曼蒂克消亡史》打破了时间的连续性，将独立的故事片段化，把前后跨越十余年的故事按照时间点分为七个段落跳跃叙述，通过倒叙、插叙等方式，用独特的剪辑方式对其重新组合。如对小六一线的叙述，影片首先通过倒叙安排小六出场，在送其去苏州路上，随着渡部一句“停一停”，行驶的车停了下来，对小六的叙述突然中断，转而插叙吴小姐一线，为小六命运的发展留下了一个悬念。直到1945年，吴小姐在饭桌上的话提醒了陆先生，使他重新开始调查渡部，影片继而补叙小六的故事，将真相揭开。小六的线索跨越时间最长，成为全片最大的一个谜团，非线性的叙事手法使得影片情节更加扑朔迷离，也增添了观影的挑战性。这样的安排带来强烈的时空错落感，从而为影片构建了一种更为复杂而丰富的叙事空间。影片的非线性叙事不单是在结构上做出的一种创新，事实上也更加符合历史的回忆叙述，因为当人在反思时，他的思绪“一定是碎片化的，一定是在进行比较、跳跃，这样才会有一种思考”[1]68。被切断的故事情节则在它的截面“建立一种比较”[1]68，达到比顺叙更为丰富的表现力。

影片人物设置多样化，呈现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角色，成为多线索的重要前提。影片中，主要线索由陆先生、小六、渡部三人构成，贯穿始终。将三者线索单独分析，按照本事顺序来看：先是小六在去往苏州途中被渡部囚禁;后陆先生由于同日本人的冲突在渡部的餐厅引发了一次刺杀行动;战后陆先生与小六重逢，完成对渡部的枪决。三者形成的矛盾关系中涉及爱情、性欲、民族矛盾等多种复杂命题，在发展过程中被有意交错安排，推衍出更加多义的空间。影片中的支线也极为出彩：小马仔与妓女的爱情故事;吴小姐与其丈夫感情的变迁;王妈和车夫的身份及二人关系等，都在主线之外有序上演，构造了一个暧昧、阴沉相融的繁杂世界。这种多线并进的手法一反传统的单线叙事模式，使得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相互缠绕，彼此交错，为影片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丰满的时代背景，也打破了历史叙述的单一及人物中心化模式。

无论是非线性的叙事结构，还是多线索多人物的情节设置，同样会产生碎片化的效果。影片中碎片化的观感一方面由结构意义上时间性的断裂产生，另一方面则通过内容上安排的支线发展和各种偶然性及细节来表现。两个小马仔的对话为影片增加了不少趣味，是观众神经暂得放松的一个空隙，同样地，童子鸡与妓女的感情支线也将观众的思绪暂时抽离，为沉重紧张的气氛注入一丝温情的同时，使得主线发展表现出断裂和碎片化;影片开头短暂出现一个男子（渡部）背对观众更衣的场景，和一个车中女人（小六）的镜头，这一细节隐约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带来了第一个悬念，接着画面切换到茶楼里，打断了观众刚刚产生的思考;影片最大的偶然性表现在小六故事的揭秘上，吴小姐的随口一语无意间点醒了陆先生，方使剧情突转。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和情节安排为影片带来一种跳跃感，各种细节的表现需要观众通过思考推理才能加以联系，而对镜头、情节的合理安排使得电影不至于过度零碎，反而让故事更富吸引力，也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观影体验。

时空顺序的打乱带来了第一重距离感，情节的重新编排为影片摄制提供了更大的自由性。多线并进的叙事方式和碎片化的效果在表现出明显个人印记的同时，提供了一种更具挑战性的观影效果，使得观众不再被动地接受，而成为主动的探秘者和思考者，也在很大意义上也完成了对传统观影模式的一次突破。另一方面，解构并不代表一味否定，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也并非盲目追求零碎的情节和模糊的线索。全片围绕“消亡”主题展开，使得影片情节看似破碎，却又环环相扣，彼此联系，保持了一定的完整性。

二、动荡时局下的人性

影片中人性的命题在“消亡”主题下被一次次重提，随着罗曼蒂克的渐次消亡，对于普遍人性的认知也被逐步消解。乱世之下，有重情重义如小五者，宁以牺牲守护一点罗曼蒂克的残影;有因利忘义如张先生者，苟活于世，贪恋表面的风光。人性的矛盾在爱情、亲情、家仇国恨的各个截面不断出现。

“我觉得把人性所有的可怕放在一起，叠加在一起就是战争的可怕。”[2]35这是程耳对战争和人性的态度——战争是所有人性阴暗面的集中场，而也正由于复杂人性的孳衍，使得战争的毁灭性变得更为可怖。战争在不断压抑人性的同时，又将人性最为隐秘的一面暴露出来，亲情、爱情、道义被暴力与扭曲席卷而去，文明成为一片荒芜。

作为战争的牺牲品，渡部无疑是影片塑造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渡部的罗曼蒂克糅合了情欲、亲情、家国之情，是更加复杂矛盾的。去往苏州途中，他被小六的樱花耳坠吸引，这种情欲同家园之思牵扯起来，形成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愫。双重身份使他备受压抑，对性的渴望和本我的冲动让他最终选择了释放。但一味宣泄带来的只是更深的压抑，在地下室中囚禁的不止小六一人，渡部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换来了自身人性更深的沉沦。他的悲剧性也在于无法看清现实，或者说，战争的荒诞性让他早已难分真实与虚妄，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只是他自己织造的一个罗曼蒂克幻梦，被战争摧残破碎的人性是无法被人为遗忘和消解的，结尾小六的那一枪以对他生命的终结完成了最终宣判。另外，渡部和小六间的情感关系也是争议不断的。他们之中游移着一种模糊的感情，即便是对暴虐与受辱，影片的镜头描写都为二人之间营造出一种悲情的美感。“捡手帕”和“递手帕”的情节带来的是一种朦胧的温热，然而在二者心中升腾出来的情绪又要比暧昧来得克制得多，这也许只是在那个飘零时代看到了各自身上的孤独的原因。而戰争的毁灭与人性的蜕变，又使这种原本罗曼蒂克的美好情愫终于走向了一种破碎和悲剧。

在程耳眼中，渡部对小六的心软更多是“一种性的力量”[1]71，所谓的爱以暴行展现，夹杂着冲动感和占有欲，又同思乡的情愫杂糅，成为一种复杂的情绪化合物，最终演变为自私而扭曲的行为，爱也就成为一叶障目的自欺。电影一方面也解构了一种对病态情欲一厢情愿的感动和臆想。战争对人性的压抑引发了人的异化，在战争的阴霾中，渡部的罗曼蒂克注定是易碎的。

在对陆先生的刺杀计划中，阴谋的推进也依仗对人性的利用。而大儿子的死在瓦解了渡部的自认为对人性的把握时，也解构了观众对宽容、善良的普遍理解，与小六的一枪亦有相通之处。战争的残酷是双方面的，但即便作为侵略的一方，也首先是人，影片对复杂人性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观众对传统人物角色那种非好即坏的刻板印象，又一次推翻了二元对立的逻辑，赋予了人物更多的解读空间。

人性的命题在小人物身上或许具有更为普遍的表达。通常情况下，对于人性善恶的评判是置于伦理学范畴之下的，由此人性的价值标准必将通过道德秩序来树立。然而当固有的道德准则受到挑战，岌岌可危时，人性的善与恶就不再是一个旗帜鲜明的问题了。

“童子鸡”表面憨厚木讷，却在大都市生活的侵蚀下，变成了一个冷血杀手。在亲手处决完周先生那一刻，对生命毁灭的痛感在两个小马仔的调笑声中显得无足轻重，成为那个时代一个最为平常的悖论。和妓女的感情线中，“童子鸡”对这个给了自己初次肉体快感的女人作出了“我养你”的承诺，在影片中成为为数不多的一个罗曼蒂克的余响。但对于“童子鸡”那个未出场的乡下的“相好”而言，他无疑成为了一个“负心汉”。实际上，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观和爱情观此刻已在不知不觉中消亡了，这个罗曼蒂克的遗留之下是另一种罗曼蒂克的失落。但影片并未对此作太大的批判，就像对人性的判断是无法给出一个特定答案那样，“本能欲望本无美丑之分与善恶之别”[3]203，对于这个还带着“孩子气”的大男孩，更多人的选择还是一种宽容。给观众留下一种所谓的“罗曼蒂克”印象，也许是影片一个无意为之的导向，电影给予的更多是对那个特定时代下的小人物的同情，这也成为影片自身的一个罗曼蒂克所在。

任何习以为常的惯例背后都只是人性的暂时和解，也许同情的心灵，向善的天性，不过是和平年代的自欺，而人们始终无法跳脱现实去假设一个人性的战场，完成一种虚拟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影片给我们带来一种更为形象化的情境与历史可能性，同时对当下普遍的生命观造成了一次冲击。战争一方面压抑了人的欲望，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欲望得到释放，然而无论何者，都阻挡不了历史的不断推进。

三、喧嚣时代的退隐

“其实这个电影没有主角，我觉得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电影每个人都是主角。”[2]34这个“意义”程耳没有明说，但结合影片来看似乎又不难理解。每个个人共同造就了一个时代，但时代却不是某个人的。陆先生虽贯穿全剧，但他更大程度上只是作为一个线索人物，同样小六的出场也较晚，渡部的人物设置虽然出彩，但相对于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而言，也只是一个剪影。罗曼蒂克的消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时代秩序的退隐。

“罗曼蒂克”一词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无疑是爱情，而在电影中，它的意指却是丰富多解的，它既可以是男女之情，又可以是民族之志，既能够代表具体，又时而转向虚无，具有明显的解构意味。象征爱情的罗曼蒂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吴小姐和她丈夫的感情从有至无的过程，展现了爱情的消亡过程。丈夫的出轨和对权势的妥协无疑是对爱情的彻底背叛，而身处当时的吴小姐只能被动接受。从一开始得知丈夫与别的女人厮混开始，吴小姐都是通过忍讓来回应，甚至委屈自己为受困的丈夫求情。从吴小姐的角度来看，这种处理方式是时代强加给女性的，它让女性用隐忍回忆叛离，永远只能扮演伤心的角色。这种不合理的爱情的失落几乎成为了必然，也成为在这一时代秩序在爱情层面的一种消亡的先兆。

影片中展现了不少震撼的死亡场面，几乎每一次的死亡都寓示着一种罗曼蒂克的消亡。电影第一部分中，陆家上下被灭门，俯拍镜头的缓慢推移将惨景逐渐呈上，距离的控制和童声唱腔的背景乐，转而使死亡洇染出一种悲壮气息。于陆先生而言，罗曼蒂克的消亡从这一刻刚刚开始。死亡带走了他对家庭兴盛蓬勃的希冀，是他维系这个大家族的理想的破灭。但罗曼蒂克的消亡又更在死亡之外，它既然构成一种历史，其失落也必经历一个过程，绝非突然终止。陆先生真正的消亡，应该是时代性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体面优雅的上层贵族阶级的溃败，也是他曾经紧握在手的旧秩序的衰落。随着个人权力的衰亡，陆先生身上所携带的那种体面精致的生活方式，克制残酷的处事态度，也随之而去了。结尾在香港海关处接受检查，他再无一言，服从脱帽、抬手的命令。慢镜头下，陆先生平抬的双手既是一种放弃和妥协，又带有某种救赎意味。一个喧嚣的时代在沉默中消亡了，而新的秩序又将悄然建立。乱世使然，不论无名小卒或是风云之流，都将交出手上的权力，为历史洪流查封，这是对大时代中个人力量的消解。正如程耳所言，真正的主角只能是那个时代本身。[1]70

从最直接的观影效果来看，小六身上的消亡感显得更加强烈，她前后人生经历的对比体现了多重解构性。在对爱情的追求中，她如一切世俗女子那样，渴望找到依靠，这种依附感不仅是体现在物质上的，还同时表现在对爱情自身的追寻上。小六的爱憎都一样强烈而清醒，可时代和身份的限制，让她只有在戏中才能表达真正的自己，而对爱情的体验，也不过是一时激情的宣泄，她对纯粹爱情的寻找注定是要失落的，遑论身处乱世。小六的虚荣放浪尽显人前，热烈而癫狂，对于自由和浪漫的渴求，更达到了极致。而这种乖张性格和自由天性，在那段被囚禁的生活中完全破碎了，所有的生命力和对美好情感的幻想被侵蚀殆尽。一方面，电影所解构的是传统女性作为家庭、社会符号对男性表现出的依附感，但同时，它并未对一味放纵的感情给予多大的宽容。它告诫观众冲破陈规换得的未必是自由，相对于爱情观，这更是对追求自由人性时过度放纵浪漫的一种敲打。战俘营外，小六开枪击毙了渡部，完成的不过是一个“仪式感的杀戮”[4]14。这是对一种特属于中国印象的“宽容”心理，或者说是“善良”心理的解构，用影片中的台词来说，是一种对没有偏爱、憎恨的“博爱”的解构，反之传达给大众——“不能把自己的宽容，当作送给敌人的武器”[1]71，是对那一时代秩序下传统道德观的冲击。

在呈现风云骤变的大时代更迭中，影片给了小人物更多的空间。罗曼蒂克的消亡不仅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把握者身上，也同时在那些于夹缝中生存的小人物身上上演。对“童子鸡”一线的叙述看似零散，却是对无数普通人生存状态的一次集中展示。在时局逼迫下，性格内向腼腆的小马仔不得不离乡谋生，加入残酷的黑帮组织，其中一个小马仔的死亡来得毫无预兆，生命的消亡在乱世前行的滚轮下悄无声息，而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下，一个普通人生命的消亡，或许连一个最为短暂的镜头都不会为之呈现。所有的道德文明、人性准则都在时代演进中化为浮沫，等待又一轮新秩序的清理。

四、结语

动荡时局下，复杂人性裹挟着浓浓的悲凉感，道德也成为一个被不断讨论又始终被悬置的话题。洗去了十里洋场的浮华，《罗曼蒂克消亡史》在给人带来一种脆弱的幻灭感同时，通过非线性化的叙事结构，复杂微妙的情节线索和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向人展现了另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影片对旧上海文化气息的精准捕捉，一定程度上看似迎合了观众对于民国时期贵族阶级优雅精致的日常生活的幻想，却意图打破这种关于历史的臆度，在对罗曼蒂克消亡的多重意味的展现中完成了对普通大众印象中民国丽影的一步步消解，进而在对战争的反思中，重新思考历史的意义和普遍人性的问题，对传统人性道德观和宏大历史观进行了一次深入解构。

参考文献：

[1]程耳，郝建.《罗曼蒂克消亡史》：复杂叙事、时代画卷与类型对话——程耳访谈[J].电影艺术，2017（2）.

[2]程耳，谢晓晶.和银幕之间的一种“凝望”《罗曼蒂克消亡史》导演创作交流[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2）.

[3]李西建.重塑人性：大众审美中的人性嬗变[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4]卢毅.乱世众生相——解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消亡”主题[J].电影评介，2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