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文学也许在实用方面，对股票没有用，文学也不能够健身，杜甫写的《秋兴八首》也没有挽回唐朝下一步的命运。可是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情感教育，没有文学的教育，人还处于野蛮时代，所以文学的确有教化。

我今天坐在这里非常感动，有这么多的朋友学者，都来参加这个盛会。大家都讲到了文学，文学在我们那个时代是大写的，文学高于一切，文学最能够投射一个民族的心灵精神的力量。文学也许在实用方面，对股票没有用，文学也不能够健身，杜甫写的《秋兴八首》也没有挽回唐朝下一步的命运。可是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情感教育，没有文学的教育，人还处于野蛮时代，所以文学的确有教化。文学最能够拉近人类心灵。两岸也许政治方面、历史方面、地理方面隔了很远，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精神的传统是同一的，我们讲杜甫是我们共同的精神滋养，文学最能够弥补任何的历史或者是政治造成的创伤。

这几年我在制作昆曲，昆曲不是我的本行，我是跨行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种焦虑，焦虑我们文化的思维。毋庸讳言，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处于衰落的状态，在文化上的发言权几乎失去了，由西方主掌。我们内心中总有一种愿望，希望有一天，能恢复我们的大汉天声，我们过去几千年的传统，有一天把它重现光芒。这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内心中压抑的痛苦，我们文化这样衰落下来，整个民族好像失魂落魄似的。怎么样重新找回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文化是最大的救赎力量，要靠着我们文化的救赎来重新振奋整个中华民族。昆曲在我来看只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它在明朝成就很高，在我看来它跟我们的青铜器，跟我们的宋朝瓷器，它们的家是一样的。我也希望昆曲能够复兴，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实验，是不是有几百年的传统、几千年的传统，能够到现在二十一世纪还能重现光芒，怎么把过去跟现代接起来，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现代意义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在昆曲方面有些体验。

我们在北大演出的时候，三进北大，最后一次是2009年12月，零下9度，在百年纪念堂，2400个座位，三天满满的学生。天寒地冻，演出完学生们不肯走。我看他们脸上都发光，好像参加了一个文化的仪式似的，精神度提高了。我冷的不得了，我要去睡觉，但是他们还不走，他们一个一个来跟我握手。有一个同学说，白老师非常感谢你把这么美的东西带给我。我非常感动，这就是我的心愿，我希望我们的年轻学生、年轻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看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而受到感动，得到精神上的依归，再来重新亲近我们自己的文化。那一刻，我这么多年来的辛苦也就感到欣慰了。昆曲的美跟情是两种救赎的力量，我们非常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它的美和它的情，情是人情，我们很需要。在做昆曲的时候，我希望这个传统能够恢复起来。俞平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北大开昆曲课，我现在也在开昆曲课，也是俞平伯他们的精神再继续下去，至少在北大撒种子。有一天我们希望这个种子会发芽。

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后面其实是一大堆昆曲义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愿望、一种悲愿，希望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天重新恢复它过去的荣耀，过去的光芒。二十世纪过去了，二十一世纪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这个世纪是复兴我们文化最重要的时候，如果我们再错过这个世纪，可能我们文化真的很难再回头了。这是我们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个心，大家群策群力，我们这么悠远的传统有一天会复兴。这就是我做昆曲时候的一个愿望，也是很多人心中潜伏的愿望。

历史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记忆，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尊敬历史、注重历史。我们有春秋大义，司马迁在牢里还能完成《史记》。历史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道德上、精神上非常重要的标杆。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已经有条件把历史的真相还原。比如说我们的抗战史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抗击外族入侵。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如果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我们也不能责怪日本人。我们自己先要把真正的历史写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会议可能也是一个起点。我的书可能也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引起大家的探讨，希望从这里开始，我们至少在军事史方面、在抗战史方面，我希望能够有历史学家，跳出两党的观点，能够大家合作起来写一部放诸于世纪的信史。西方他们对于二战的采访，有好多纪录片。我们当然也做了，可是规模跟他们比起来还差的太远。我们也可以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我稍微讲一讲从《台北人》到《父亲与民国》，这两本书中间隔了五十年。我讲讲这两个的关联，它的形成，讲讲我自己的心路历程。

《台北人》这本书当时我写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可能要从这首诗讲起。我那时候引了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旁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我那时候在大学里面已经念过一些唐诗，也念到刘禹锡的诗，对他金陵怀古的那几首诗也深有感触，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在写《台北人》的时候，那是1965年，我在美国，我第一篇写的是《永远的尹雪艳》，我写第一篇的时候，突然间我觉得这首诗给我一种主题引导性的灵感。我这篇小说发表在我自己办的《现代文学》上，1965年。第一篇我就引了这首诗，后来有十四篇。现在回头想，那个时候诗里面的故事、意境、感触，大概那时候我已经有了概括性的、主题性的一种想法了。后来我写《台北人》的时候，诗的主题在引导我。这首诗是讲西晋东迁的历史，很多那个时候的大家，王导、谢安，晋朝的那些望族大家，从北边南迁，西晋东渡，到了现在的南京金陵那边，后来建立了东晋。那是中国汉族大迁徙，从北方到南京，这种历史给了我一些感触。我很喜欢一本經典著作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那里面记载了很多东晋的人，东渡以后对于从前洛阳、长安，对从前故都的怀念，所谓亲情堆砌在这些故事里面。

那时我大概十几岁，刚刚有一点朦朦胧胧的感觉，所以这首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然刘禹锡写这首诗的时候，那时候唐朝盛世已经往下衰落，他也是深有所感，历史的沧桑、历史的兴衰，在他的金陵怀古里面，他是唐朝人，写晋朝的时候是以古寓今。

我小时候去过南京，秦淮河那些地方我都去过，这个也很有关系。我写这个的时候年纪还比较小，大概二十六七岁开始写的，写完不过三十一二岁。我那时候等于写我父亲他们那一辈的遭遇，小说里面都是一些中年以上的人，所以我是替我父辈写他们的沧桑。我是用文学的方式，不经意的把他们写出来，当然那里面是从上到下的阶级都有，所以我也看到迁徙的那些人的命运，他们对家国思乡的那种乡愁，我都深有所感，所以《台北人》就这样一篇一篇写出来了。的确，历史占有很重要的成份。虽然那些故事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小说的本质就是虚构，不是虚构就不是小说。所以它是虚构的，可是虚构的 故事后面，如果不是写历史的事实的话，也是历史的感受。虽然在《台北人》里面有武昌起义，有五四运动，有抗日，还有国共内战。现在来想，这一切恐怕是从刘禹锡这首诗来的。所以传统的重要就在这个地方，唐诗、宋词是当时我们这个民族最高成就之一，唐诗也是我精神的食粮，很重要的精神食粮。所以刘禹锡的七绝让我产生很大的灵感。

时隔五十年，我写了我父亲的身影集，把它编著出来的时候，回头看看，两本书互相的照应，自己想想也不可思议。我年轻的时候恐怕写不出来，我那时候写文学，是一种感性，而现在是很多的理性在里面。我有一个朋友，聂光远先生，他在戏曲界很有地位。他看完这本书，他说你的《台北人》是用文学写历史沧桑，《父亲与民国》是用历史写历史的沧桑。我想他讲的很对。刘禹锡的一首诗“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我认为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可能就在写这些历史沧桑，杜甫的《秋兴八首》恐怕是唐诗的高峰。所以我们的确是一个非常看重历史的民族，现在回头看看，历史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奇怪。

我之所以做昆曲，缘于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我们都有失落感。我形容整个民族二十世纪失魂落魄，因为我们的文化衰微。我们看到西方的音乐、西方的绘画、西方的舞蹈，他们的兴盛，我们当然也欣赏了，但心里面总有一点隐痛，怎么我们的东西没有这样。他们有世界的发言权，他们说好就是好，他们说不好就是不好。当然我也去听贝多芬，我对西方文化由衷的敬佩，他们的成就太伟大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一直处于这么衰微的地位，我非常的失落，焦虑，而且很不舒服。我们汉唐的时候，宋朝的时候，甚至于明朝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比他们低，有时候还比他们高。他们在黑暗时期的时候，而我们是最精致瓷器拿来喝茶的。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大汉天声，有这样的梦想。我们的二十世纪，内忧外患太多，的确不宜于文化的建设。二十一世纪来了，希望不要再有战乱，不要再有动乱，在和平时代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建设文化的时候。

要建设文化，第一步要从基础开始，自己破坏的、自己失落的太多，先要把根基建好。我们把古文化里面能够滋养我们的，我们重新把它发扬光大。可能有一天，希望在这个世纪，必须这个世纪，不能再等了，再等的话真的太晚了，人家跑的太快了，人家建设太多，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在这个世纪要有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华民族整个的文艺复兴。这时候要播火种，昆曲是其中之一。昆曲的确是代表明朝的文化成就高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在明朝时候几乎烂熟的时候，才有那么精致，几乎有一点颓废的味道，也是精致的不得了。苏州的假山假石那么精致细巧，是中国文化到了最细致时候的产物。在我来说，昆曲的复兴是我们大的文艺复兴的第一环。西方也是，西方有些国家，他们的文艺复兴也是从戏剧开始的。这是我的一个悲愿，人总是要有梦想，但是我这个年纪老早就应该梦醒了，但是我不愿意醒来，青春梦还在做。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文化兴盛起来，我们的戏剧、音乐、文学恢复唐朝、宋朝那个时候的样子。我们吟宋词美的不得了，但是不见了，这是我们文化最大的损失。现在宋词都能唱还了得？我们的元曲也不能唱了，文化丢掉了真的会永远消失的。所以昆曲在我们这一辈人衰微了，没有人会唱，没有人会演，可能昆曲就没有了，那对我们的文化，就跟宋词元曲一样，是多大的损失。从五四以来我们的教育还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缺陷，我们有系统地把传统文化的特色排掉，不教中国的音乐，不教中國的绘画。我们的教育是文化自残，自己砍掉了，难怪我们的文化衰微。所以我们从基本教育开始，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一个救赎的力量。

摘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