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耀芳

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城市，上海。在那里活命，长大成人，又一天天变老的人，往陌生地方打一个电话，会揣着小心，习惯以一种乖巧的、避免碰无妄钉子的方式，讲一种zhi、chi、shi，z、c、s不分，对方一听就露馅儿的普通话。当口音暴露了自己的上海人身份，难得对方用上海闲话回答自己的问话，灵犀相通，一阵心的悸动，唤来了感觉，碰着上海宁（人）了。一种看似高兴又不像是高兴的情绪在滋长，偷偷地来了精神，匆匆收起洋泾浜普通话，一串串上海方言连珠一样滚落，仿佛时光倒转三十年，那个满城几乎都讲上海方言的年代，两鬓的白发也倏忽间变黑了。居市内陋巷的，或没有抽水马桶的弄堂房子，或老公房，走的是水泥楼梯，一早听牛奶瓶子叮当响的，他们讲的上海话最地道。

上了年纪的老上海人，普通话咬字不准，他们接受儿女下达的任务，接送孙辈、外孙辈上下课，一路上，半老头儿、半老太太一手掮着书包，另一只手牵着个刚放学的小孩子，嘴巴不闲着，硬邦邦，听起来滑

稽的洋泾浜普通话在小孩子的耳朵里显得刺耳，想躲是不行的，因为普通话是小孩子唯一会说的口语。“你怎么然后然后的？然后太杜（多）了！”祖辈的数落下，小男孩低下头，抬起一只穿球鞋的脚去踢路边的石子，他这么一运动，皱皮老手攥住鲜嫩小手用力一拽，“哎呀！痛耶！”算是一声微弱的抗议。难受归难受，离家门口还有一百米路，起茧的耳朵也只得把罪受下去。

小學校里的老师们来自外地，听不懂上海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