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有一阵子我常被一个问题困扰：到底在摄影术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是怎样看东西的呢？当时我刚认识后来第一个代表台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陈界仁，他有一系列叫作《魂魄暴乱》的骇人作品，全部取材自清末老外们拍的中国酷刑照片，又是凌迟又是腰斩，受刑者目光迷茫又带着莫名其妙的狂喜，旁观者则一脸淡漠，图像里的中国人遥远而怪异。这些照片就是引发法国思想家巴塔耶写下《色欲主义》一书的灵感泉源。陈界仁的独特之处是用电脑把自己的样子贴到那些受刑者和旁观者的脸上，结果受刑和观刑的都是他自己，看与被看的都是同一人。

中国人第一次被照相机对准的那一刻，如许多非西方国家的人民一样，十分恐惧，以为那部机器会吸走自己的魂魄（因此才能显像他处），所以管摄影术叫“摄魂术”。陈界仁探讨的其实不是酷刑文化，而是摄影这种西方技术如何进入中国人的躯体，撕裂了我们的灵魂。透过这些照片，很多国人第一回看到凌迟处死是怎么回事，第一回有距离地看到自己国人观赏酷刑时的表情，我们有了双新眼睛。

摄影不仅叫我们看到更多，看到自己，还硬生生地插入了中国的眼球。像《一条安达鲁狗》里那个经典画面，被割开的瞳仁就这么流去不返，难以复原。

其实早在照相机发明以前，照相机的基本原理就存在了几百年。文艺复兴时期的“暗室”开一小口引光入室，投影成像在另一边的墙上，使畫家可以对着它画出距离大小准确无误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