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李君君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在中国70后作家中，刘玉栋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比较特别的存在。这个从鲁北平原走出来的文学青年，带有一种沉静内敛的思想者气质。“刘玉栋本人给人的现实感觉一点也不新，一点也不锐，平实无华，本分。腼腆倒也不腼腆，大方也说不上多么大方。一如刚下了学的中学生，安静、耐心、仔细。”①逄金一：《双倍的生活》，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厚实、稳重、沉静是刘玉栋个性的体现”②吴义勤：《道德化的乡土世界——刘玉栋小说论》，《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这种安静又有些内敛的性格就让他更多时候充当的是一个观察者、沉思者的角色，使他时常能够沉入人的心底，触及人心中那块最柔软、最疼痛的地方，生活中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似乎更能吸引他的目光。

不论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刘玉栋始终坚定而执着地讲述一个个弱势者的故事，为那些处于黑暗中却无法为自己发声的柔弱者点燃一簇温暖的火，给他们以温暖，安抚他们心灵的颤栗与恐惧，也让我们借着这一点光亮看到柔弱者美好的品质与尊严。“他的表达，他的人物，都非常的温和，就像他写的‘齐周雾村’一样，雾蒙蒙的，显出一种温柔之美。”③张丽军，马兵，赵月斌等：《“走向内心的写作”及其突围之路——“70后”作家刘玉栋的创作研讨》，《绥化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小人物平凡生活中世俗的安慰、脉脉的温情和真实的疼痛，都在刘玉栋的文字中得以呈现。“刘玉栋的小说充满了某种温暖的情感之力……在刘玉栋的笔下总是流淌着款款的温情和隐隐的愁绪,映射着浓郁的体恤之情和悲悯之态,既有生存的艰辛和凝重,又有生命的怀想和暖意,从而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审美情趣”④洪治纲：《苦难背后的温暖——刘玉栋小说论》，《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散发出某种神性的“精神光芒”，较好呈现出中国70后作家独特的审美叙述风格与艺术追求。

一、从乡入城的生命体验及其审美书写

刘玉栋的写作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鲜明的乡土中国城市化时代精神气息与独特个人化生命体验精神特征。十七岁由乡入城的经历，让这个天性敏感的青年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走进城市的那一部分人心灵的痛苦与挣扎。“十几年前，我从外地来到济南，住在东郊的一个地质队的野外基地里，等待命运的重新安排……那座楼里常住的就我一个人。因此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常常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因无所事事，我感到孤独和无聊。”*刘玉栋：《公鸡的寓言》，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第20页。孤独之中遇到的几个文友成了刘玉栋灰暗城市生活中的一抹亮色。“说真的，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小说这个东西，因为它最有意思，可以编个故事来安慰自己。”②刘玉栋：《公鸡的寓言》，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第20页。小说就成了安慰这个刚刚经历高考失败、对城市生活处处不适应的青年的精灵。刘玉栋初入城市时的这种心态，在他之后创作的很多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小说主人公刚刚来到城市时的孤独、彷徨和无助，可以说是刘玉栋刚进城时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整天皱着眉头……肩头不自信地耷拉着，看上去就是一个小老头。”*刘玉栋：《年日如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第6页，第19页，第30页。城市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和乡村世界截然不同。20世纪初，当古老的中国在西方的炮火下惊醒，痛苦地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国人对代表文明与现代的城市的想象就开始了。城市在乡村世界的憧憬与想象中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象征。然而，“城市既是一个巨大的事实，又是现代性的公认象征。它既构成了现代的困境，又象征着这一困境：置身于人群之中的人，既无名，又无根，切断了过去，切断了他曾拥有的人际关系纽带”*斯皮尔斯：《狄俄尼索斯与城市》，转引自张英进著、秦立彦译：《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城市的生存，是漂浮的，维系人际关系的传统纽带已经断裂。

这个带有沉思者气质的文学青年从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深刻地体会到了城市情感地基的薄弱。人在城市里的生活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无依无傍。1993年刘玉栋发表的《浮萍时代》对城市冷漠疏离的人际关系进行的思考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意义。一个叫红羊的女人带来了朋友“鬼子”死亡的消息，在大脑一片空白后，“我”陷入有关鬼子的遥远的回忆，但“过去总会被岁月的沙砾冲击得七零八散。我们回忆过去没有任何价值，但我们往往会被这无价值的东西搞得惆怅满怀”⑤刘玉栋：《年日如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第6页，第19页，第30页。。“我”为埋葬鬼子的灵魂和落实他的遗嘱而奔走在雾似阴冷的城市，但无论是在鬼子的父母、旧时恋人亚还是朋友红羊那里，鬼子的存在或消失都是那么没有意义。当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的往昔被归于“无价值”“无意义”，友情、爱情、亲情这些人类所珍视的情感在纯粹线性向前的城市人记忆面前轰然瓦解。城市人无根的生存状态，不禁让人发出“浮萍”之叹。这篇小说传达出的声音实际上一直回响在刘玉栋日后所创作的城市题材小说中。

城市人际关系的疏离是刘玉栋早期城市题材小说表现的主题之一。《生活无痕迹》中“我”在一个天气爽朗的下午，想起了曾经的朋友——一个在三年前离奇失踪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青年冯雷。对冯雷的失踪人们说法不一，是死是活也不能确定，然而“这一切似乎都与我没什么关系了……人们都很忙，一些事，很快就会被忘掉的”⑥刘玉栋：《年日如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第6页，第19页，第30页。。一个生命究竟是消失还是消逝竟不能让“我”关心，只让我觉得“他就像满街的灰尘一样令人心烦”。《傍晚》中与妻子离异又失去爱女的编辑牟同因想自费出版一本诗集作为亡女的礼物而求助于曾经最要好的同学，但是当他在出站口看到接自己的牌子和后面那辆奥迪轿车时，他逃离了。“他明白，即便跟自己的同学坐到一块儿，他面对着的也只能是一个市长，不会再有什么同学，更不会再有什么纯真的友情。”⑦刘玉栋：《年日如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第6页，第19页，第30页。《肉体与时光》中，“高楼”竟不记得自己的老师，当得知老师的死讯后，高楼的心情并未受到丝毫影响，他“揉揉眼睛，伸伸懒腰，打个哈欠，去刷牙洗脸蹲马桶”*刘玉栋：《年日如草》，第33页。。人们的记忆似乎被施了魔法，那些温情脉脉的过往全都消散如烟，留下的只是日常的琐屑与平庸。那个布丁街最有出息的古一先生给别人送了一辈子花圈，“到头来，别人却没给他送来一个”。《傻女苏锦》中，苏锦唯一愿意主动与他说话的就是主人公的儿子，但苏锦从他三岁时就同他说话，他却从来没有理过她。多年后，当听到苏锦死去的消息时，儿子却十分平淡地说：“我终于摆脱了那支手枪。”《玫瑰街角的两个老人》中修车的老齐和卖烤地瓜的女人在寂寞清贫的日子里结成了一段友谊，子女们并不理解老人为儿孙的付出，只埋怨他自找罪受。女人老伴留下的房子不少，但她现在却只能蜗居在厨房里，偌大一个家竟没有她的容身之处。城市老人的晚年并不幸福。

“在文学表现的所有感情中，爱情最引人注意……从一个时代对爱情的观念中我们可以得到一把尺子，可以用它来极其精确地量出该时代整个情感生活的强度、性质和温度。”*[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3册)，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如果用爱情这把尺子来衡量刘玉栋笔下的城市世界，那它一定是脆弱、虚伪、冰冷的。刘玉栋笔下的都市爱情多淹没于物质的苟且与琐屑，围城内外的男女或为肉欲的狂欢或为现实的利益而肆意放纵。爱情的永恒性被消解，婚姻的神圣性被颠覆，都市里的男女关系更加混乱与随意。城市里这种冰冷的男女关系可能对刘玉栋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在他城市题材或者有关城市的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关离婚、偷情和婚外恋的情节。

《向北》像是对婚姻所做的一个终极寓言。“我”与刘苹准备在今天早上去登记结婚。二人结婚的决定是在一家名叫“随意”的小饭店里定下的。没有鲜花与掌声，也没有月光与誓言，二人决定结婚只是因为两人年纪都不小了，不能再这么鬼混下去，需要办个“营业执照”。去登记的那天早上，“我”百无聊赖地等着磨磨蹭蹭的刘苹。这个本该有意义的日子与昨天和前天没有任何不同。看着精心打扮的刘苹我却发现，她笑起来其实难看极了。“在阳光下，我还发现刘苹眼角上皱纹很深，尤其是今天。”*刘玉栋：《浮萍时代》，济南：济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接下来作者有意对他们一路的言行及琐事进行了描写，婚姻的神圣消解于无形。到了区政府二人却被告知结婚登记需向北走，几经周折，在北的尽头却是一条漂浮着白色泡沫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污水沟。期待与现实其实差别很大，婚姻的尽头也许并不那么美好。这条肮脏的污水河正隐喻着都市婚姻未来的面孔。《后来》中郭明的妻子因结识了有钱的玩具商而与他离婚，后来郭明遇到同样离异的唐棣，二人已经决定在一起。但当郭明看到唐棣因在火车上推销首饰而疲惫的把头靠在一个男人的肩头睡着了时，他突然觉得这又是和上一次婚姻一样无意义的重复，“那仍是一张皱纹和疲惫的脸”。“后来”并没能拯救郭明。《黢黑锃亮》中“我”在一个雨天乘车去看我曾经最好的同学，当在他家里见到他的妻子时我觉得她似曾相识。雨天氤氲的天气、旅途的劳顿以及随之而来的感冒让我很快陷入了一种晕眩。在“我”病中乱七八糟的回忆中我们才明白原来这是“我”曾经的女友。遗忘似乎已经是都市现代人的通病，对待爱情也不例外。《淹没》中崔莺莺以为的“艳遇”其实只是丈夫精心设计的圈套。《危楼听歌》中的姜鹏和《打野鸡》中的小孟都遭到了妻子的背叛。不同的是姜鹏选择了决绝的方式，在婚姻、辞职、求职中茫然、失望；而小孟却始终被蒙在鼓里，依旧过着“快乐”的日子。究竟哪种方式更好，作者也没有给出答案。

从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刘玉栋关注的是“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的问题。他还处在一个四处探索的阶段。此时的刘玉栋就像一个刚刚进入城市、进入小说的青年，更多的是持一种观望态度，但是这种被“隔”在外面的旁观却也正符合城市生活淡漠疏离的本质。刘玉栋早期的创作对小说“外在”的关注可能也就成了他始终没能走到“里面”去的原因，早期的城市题材小说读起来有一种“先锋”的感觉。这些小说写作上的尝试与艺术试验提升了他的写作能力和技巧，为后来视野转向农村后的勃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由城返乡的生命回溯及其审美资源的探寻

经过初期城市题材写作的锻炼与积累，刘玉栋的小说写作日渐成熟。1999年后，他把目光又拉回到了农村。这种转向不仅仅是他个人情感的需要，更是创作的需要。因为城市题材的小说刘玉栋更多关注的是“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这就使他的写作有某种游离在生命情态之外，而在审美返乡的创作历程中探寻属于自己独有的精神根源与生命内核，获得“生命触底”的感觉。

美国的竞选主要围绕“两票”，即选票和钞票。而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钞票。作者引用了100多年前一位名声显赫的共和党谋士的话:“搞政治，两样东西最重要。第一件是钞票，而第二件是什么，我已无从想起。”(p.255)应该说，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依然是美国政治的现实。作者认为，正是美国的竞选财务体系，给金钱赋予过多干预政治的影响力。将这样的体系斥之为腐败的罪魁祸首，并不为过。

“1998年冬天，我心里特别迷茫和困惑，我对自己的创作特别不满意，我觉得我的小说缺少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也就是说，我的情感还没有真正回到内心……我决定，写离自己内心最近的东西。于是，我自然而然想到了童年和故乡。”*刘玉栋：《公鸡的寓言》，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第54页。《我们分到了土地》《平原六章》《葬马头》《火化》《给马兰姑姑押车》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成功之作。回归故乡、童年、内心之后，刘玉栋看到了乡村日常生活中那些“微物”宏阔而诗性的光。

这些小说中采用的童年视角和乡村醇和温静的氛围让刘玉栋笔下的齐周雾村充满诗性和温情。然而，齐周雾村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乡村不是“桃花源”。底层生活的窘迫让许多农民日复一日地辛劳，直到死亡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传统文化中闭塞、愚昧、野蛮落后的一面催生出许多震慑人心的悲剧；乡村不只有美好，也有痛苦甚至是罪恶。作者饱含痛苦地指出乡村道德日益败落，温柔敦厚的传统氛围正在消逝的现实……在这美与丑交织的乡村中，刘玉栋触摸到了人性背后的某种坚实而有韧性的真实。

在乡土中国，劳动是农民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也是他们证明自我价值，从中体验到快乐与满足的方式。农耕文明中决定土地产出的除了“老天爷”就是农民自己。农民付出的劳动和心血越多，他脚下的这片土地给他的回报也就越多。劳作既带给他身体上的劳绩，又带给他精神上至高无上的抚慰。勤劳能干的人在乡村世界总是受到更多的赞誉。刘玉栋从小接触的就是这些乡村世界中再平凡不过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勤劳本分，朴实无华，但粗粝的外表下仍有一颗柔软的心。农民对生活的愿望非常简单，只是希望踏踏实实地过好日子，牢牢攥住手心里这一点儿安稳，但命运有时连这样简单的要求也不愿意满足他们。他们像是土地上细弱又无名的野草，随便一阵风就能将他们刮得东倒西歪，原本平静的生活也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苦作惜时的天性也成为他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对土地的热爱以及困苦生活的催逼往往让他们没日没夜的劳作，往往在有生之年都不舍得轻易“放纵”一天，不舍得过一天他们向往的生活，直到死亡的那一日才能借灵魂的游荡，过一天向往已久的“幸福的日子”。

《幸福的一天》讲述了菜农马全的故事。一天早晨，菜农马全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一个古怪而苍凉的梦，让他睡意全无。他身着铠甲孤身一人站在四周满是白雪的荒野里，陪伴他的只有一声声凄厉的呜咽。那呜咽千丝万缕的将他紧紧缠住，把他的心，压得透不过气来。开篇的梦境似乎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窗外黑洞洞的，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但他却不得不在夜最深沉的时候抹黑从暖烘烘的被窝里爬出来。菜农必须在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火急火燎的过上喧闹的一天。“只有到晚上，他回家以后，才能看到老婆晃动的身影。可是两杯酒下肚，一天的疲倦和困意就像潮水般涌上来……他已经想不起上一次跟老婆亲热的时间了。但马全没办法，他只能这样拼死拼活的一天到晚地卖菜。”②刘玉栋：《公鸡的寓言》，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第54页。“四点钟”这符咒一般的存在，让菜贩子马全不得不在一天中最冷的时候，开始他“新”的一天。棉衣棉帽在冬日刺骨的寒风中宛如虚置，他觉得全身绷着的皮肉都快被这寒风给戳透了。精神上的压抑和肉体上的“苦行”让马全不由地想起父亲临死前从牙缝里蹦出那几个字：“人活着，真他娘的苦啊。”这样神思恍惚的驾驶让马全不幸出了事故，他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水沟里。死亡让他从生活的重压中解脱，但作者却采取了“灵魂出窍”的方式让这分明悲惨的一天变成了“幸福的一天”。醒来的马全从肉体的沉重中解脱，他的精神也从日常生活的庸碌中挣脱开来。那些在他心中压抑已久的委屈和渴望爆发了。“多少年了，天天披星戴月，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吵吵闹闹，为了一分钱，也能争个脸红脖子粗。从一大早，把满满的一车菜推进那个黑洞洞的菜市场，到傍晚时，再推着空车从里面走出来。这么多年，说句夸张的话，连太阳都看不见，当然，更感受不到那暖烘烘的阳光了。”*刘玉栋：《公鸡的寓言》，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这么多年谈论最多的是城里人的“幸福生活”，马全今天也体验了一把。“当暖暖的水像无数的樱桃小口似的亲吻马全的肉体时，马全幸福得几乎掉下泪来。”虽然花了很多钱，但马全觉得他这一天没白活。“人不能光受苦受累，也得体验一下幸福生活。”灵魂出窍后的马全做了那些他渴望已久的事情：不挤公交车而坐出租车、去“凤都楼”吃早点、买新衣新鞋、去天河池泡澡堂子、去滴雨美发厅“享受”。然而，天池搓澡的小伙子满身的疤痕和滴雨美发厅小姐脖子上那圈疤痕都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冰冷、严酷的另一面。这些创伤也让小人物马全所谓的“幸福”大打折扣。当“幸福的”马全回到家中看到门板上自己的尸身时，“他一头栽倒在门板上。接着，他觉得身体就有了重量。”“生前生活之重和死后生活之轻，虚幻中自身生命之欢愉与他者生命之隐痛，亡灵不能承受之轻与尸身依旧承担生命之重，既互相接续，又能对比应照，显现出了作者的高超的审美技巧和生命哲学理念。”*张丽军：《新世纪农民对城市的审美想象与情感律动——〈以幸福的一天〉和〈跟你说说话〉为例》，《绥化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平原土地的广博和乡村的温情让刘玉栋养成了宽厚、温暖的天性，生活中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似乎更能吸引他的目光，生活中这些不那么完美甚至是有某些缺陷的人也能得到他的宽宥和谅解。《笑不出来的喜剧》中连根爷爷因为“相面的侉子”随口一句“预言”，原本硬朗的身体一夜之间就垮掉了。在“最后的日子”里，连根爷爷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入土为安，但生活却偏偏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必须火葬的决定下来了，他将成为村子里第一个死后还要被火烧的人。对火化恐惧让连根爷爷寝食难安。可是，他的这种恐惧根本不被人理解，村子里的人都把连根爷爷这种忧虑当成笑话。唯一没有把连根爷爷的痛苦和恐惧当成笑话，并且真切地给予了同情的，可能只有刘玉栋自己。他太了解农村老一辈人了，他知道他们情感需要与伦理观念，知道他们在突然面对“火化”时内心的不安与恐惧。所以刘玉栋没有把连根爷爷当成一个笑话，他真诚地给这个小人物送去了安慰，让他最终没有成为第一个被火化的人，而是继续平静地生活下去。生活中弱势者表现出的美好品质可能更加可贵。《葬马头》中瘸子父亲刘长贵在村子里处处受到人的嘲讽和捉弄，甚至在他的妻子那里也不被尊重，但就是这个毫不起眼的瘸子却在全村人都陷入对马肉的疯狂中时，仍然在自责与痛苦中保持着清醒。他坚守住了对滚蹄子马的情谊，那个在夜色中独自一个去村外埋葬马头的身影，让我们感受到了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尊严与高贵。《七色玻璃球》中铁椎用七色玻璃球打死了姐夫二奔，但作者也给了铁锤以道德上的宽宥，因为他是为了保护姐姐。

刘玉栋安静内敛的气质决定了他笔下的冲突也不是强烈的。他的作品中鲜少激烈对抗的矛盾，这种冲突往往被他内化了。冲突所激起的浪涛往往涌动在人的内心。这也使他的小说总是在不知不觉间流露出一种“暖伤”的情调，即他所写的故事是悲的，但却仍让人感到来自人性深处的某种温暖。那些黑暗中的点点光斑，最终汇成一片宏阔的光。

《我们分到了土地》是将个人经验与民族历史联系起来的成功之作，涉及到了乡土世界中最核心的东西——土地。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从根上就被决定了的。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指出了农民与土地的深刻联系：“人自己变成了植物——即变成了农民。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因缘。对于那和人类同时生长起来的丰饶的土地发生了一种表现在冥府祀拜中的新的虔信。”*[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8页。用“庄稼人”来对应“农民”是十分贴切的。农民自己就像植物，对土地潜意识里的热爱与依恋让老一辈农民将土地看做自己的生命。《我们分到了土地》中，作者真切地表现了农民对土地的这种热爱。爷爷在生产队分地的那一天心情一定是十分激动的。他早早地就蹲在院子里看分到自家的枣红马，还告诉孙子刘长江今天可以不去上学，因为刘长江今天要代替他去生产队抓阄。“他手干净，脑子也干净，没有私心杂念”，而自己的手则“糙得跟锅底似的”，爷爷还特地让刘长江换上了一身新衣服。抓阄前的准备活动非常郑重，充满了仪式感，可是刘长江偏偏抓了个“1”号——那是最差的五块“地头子”。原本对分地期待那么大的爷爷，此时的心情是怎样的？作者偏偏没有写，他留下了一块空白。家人直到晚上才发现爷爷一直没有回来，母亲最终在家里分到的那五块“地头子”上找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爷爷。一个原本健康的老人，一夕之间就萎缩了。这是土地带给他的巨大情感冲击，爷爷那干巴瘦小的身躯无法承受这个打击，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后就死了。小说最激烈的应该就是分到土地爷爷的心理活动，可是刘玉栋偏偏没有正面处理这段冲突，而是留下了一段空白，文本也因此显示出巨大的张力。这种将冲突内化的艺术表现手法也许正是刘玉栋作品独特的魅力。

在农民那里，表达自己的爱意与温情似乎是件格外困难的事。他们羞于表达出与粗砺外表不相符的细腻情感。于是，亲人之间爱意的表达往往用责骂甚至是暴力代替。《火色马》为我们展现了乡村中美好的夫妻爱、母子情。丈夫的突然去世打破了女人原本平凡的幸福生活，孩子们也懂事了，他们怕母亲一个人侍弄不了这二亩菜地，因此都想帮她分担。而做母亲的却因为疼爱孩子，认为他们的骨头还没长好，叫骂着把孩子从土地上赶走。她不能让孩子再像丈夫一样受累。女人因爱而激发的打骂和孩子因爱而生的执拗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母子之间淳朴的深情在女人爱的责打中达到高潮。《高兴吧弟弟》中弟弟刘长河为了减轻哥哥的负担隐瞒了自己收到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的事实，哥哥刘长江在得知弟弟优异的成绩却说不想上学了后，急切的心情让他打了他一个耳光。这对农家兄弟之间的深情没有用言语表达，而是用了农村那种独特的表达爱意的方式。《早春图》中冯宝才对家人的感情也没有表达出来。他已经不在乎妻子不能说话的缺陷，而是从心底里感激“哑巴”这么多年来为家庭的付出；他记挂着小时候对母亲的承诺，想让儿子二厚去天津时给母亲带上一斤“狗不理包子”解解馋；他牵挂着即将搬进城里的儿媳和孙子，明知他们是进城“享福”了但却依然为他们感到担忧。最让冯宝才操心的可能是儿子二厚。二厚年年进城打工，难得在家，可临走之前自己还跟他怄气。小说中处处可见冯宝才对家人的爱和歉疚，但他就是没有表达出来。“爱要怎么说出口”？在那些可爱的乡村人那里，表达“爱”真的成为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童年和故乡是最贴近刘玉栋内心的东西。当他写到那个乡村世界，写到齐周雾村时，文字一下子就清新鲜活起来。故乡的花草树木、土地河流全都在诗意的文字中复活。乡土在刘玉栋笔下不仅仅是个与城市相对的文化符号，它更是一个饱含生命、充满着情感与爱意的世界。他不讲惊心动魄的故事，只说平常人家的悲喜。《丫头》讲述了一个被称作“丫头”的少年慢慢成长的故事。丫头对自己的名字由拒绝到接受，表现了他的成长与变化。他开始理解亲人这样称呼自己的意义，年轻的心感受到了这原本以为“羞耻”的称呼背后深沉的爱，他打心底里不排斥“丫头”这个名字了。《给马兰姑姑押车》讲述了因过度兴奋而在给姑姑马兰押车时睡着了的孩子——红兵的懊恼与成长。虽然最后该得的东西一点都没少，但“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些令人向往的事情，结果并不是那么令人高兴。”《公鸡的寓言》中哥哥陈大宝以独特的方式对父母即将分奔离析的婚姻做了挽留。

然而，刘玉栋建构他的乡土王国时也没有回避其中的苦难与丑陋。《雾似地村庄》中人们在瞎子乃木赖以谋生的饭缸中侮辱性的放进大便，摧毁了善良的乃木的生存意志，击碎了他对人的信任，最终造成他的死亡。乃林因性格柔弱内向而常被村里人欺负，年纪轻轻就在一个关于他媳妇儿的梦中死去了。乃森则在对这一切失望后彻底离开了乡村。小说集中展现的是乡村丑陋、罪恶的一面，恶之花在这里遍地开放。让玉栋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的家庭他的村庄他的家乡不像这乡村的景色一样美丽可爱，“为什么人就不能多一些同情，多一些温暖？战争似乎也没有这样残忍。”*刘玉栋：《我们分到了土地》，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通往天堂的路》中高芦花十六岁的大女儿孙美秀在镇上电器厂中被厂长孔胖子欺辱，最终带着身孕喝药自杀。《跟你说说话》中叔叔对婶婶的抛弃导致了她的自杀，而姐姐进城以后也堕落了。《怪胎》中已经生了三个女儿的高庆祝因刚生下的“怪胎”女儿死去而难掩喜色。刘玉栋没有刻意回避乡村的愚昧、落后和丑恶，他恰恰是看到了乡村中不好的一面。这善与恶、美与丑交织的乡村，也许才是真实的乡村。

对于乡村，作家既不需要用理想的模式去刻意美化，也不需要将它的苦难过分夸大。农民有苦难，但也不等于农民就没有童年、没有欢乐。刘玉栋用他自己的创作表明，他想要建构的并不是一个至纯至美的诗意乌托邦，而是一种温暖的乡愁与诗性的审美。温情的乡愁不是不写恶，而是在展示生活冷酷、苦难、甚至罪恶的同时，寻找能够抵御这严酷和寒冷的一簇炉火，让人永不丧失对人的信念，在暗夜里也不惮于前行。

三、城乡伦理的碰撞与最低处的“精神光芒”

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在上世纪造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出生和出生地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除了极少的状况，这种城乡区别长期固定着，甚至沿袭后代，形成具有世袭等级色彩的身份制度”*[美]范芝芬：《流动中国：迁移、国家和家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城市与乡村这种巨大的差异和阻隔就使得城市在乡村青年的心中“圣化”。“进城”就成了几代农民心中的梦想。然而当真正走进城市以后，他们才发现自己对城市是多么的不适应。作为由乡入城大军中的一员，刘玉栋也被这股时代洪流卷入其中。面对城市，他没有表现出身份转变后的狂喜，反而感到了困惑和迷茫。他深切地感受到由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而造成的一部分农民灵魂的痛苦与颤栗。这些进城的农民，有的随时可以退回去；而有的却是毫无退路的。20世纪后期中国特有的“农转非”现象让一部分农民进城扎根，寻找他们的“城市梦”。他们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与挣扎？在经历了进城初期的“城市书写”和由城返乡的审美回望之后，刘玉栋重新把审美目光聚集于当下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史及其精神魂魄的书写。刘玉栋在新世纪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年日如草》表现的正是乡土中国城市化大时代背景下的一部当代进城农民的“寻找之苦”、“融入之难”与“精神救赎”的心灵苦难史。

事实上，农民对土地的依恋越深，对城市的融入就越难。他们像生长在广袤的野地里的草，被风意外地吹进城来，城里的钢筋水泥根本让他们无法扎根。依恋土地与摆脱土地成了新旧农民之间的无法弥合的缝隙，这就在特定时空里上演了一部分进城农民的悲喜剧。作品中的奶奶是一个传统农民的形象，她在进城之前死去，以生命拒绝了城市。其实这一情节在刘玉栋的其它小说中也出现过。可以说，“奶奶”象征的正是传统农民对土地的依恋与热爱，她对乡村土地的情感十分深厚，一辈子就想扎根在这个村庄里，不愿意踏进城市一步。她愿意在乡村的泥土里长成一棵大树，而不愿成为钢筋水泥地上一株无法扎根的小草。“奶奶”拒绝的是城市的摇摆与漂泊。曹大屯的母亲吴翠芬虽然有了城市户口，但她的心还是农村人的心，她的城市融入之旅更加痛苦。来到城市后，她总觉得“迷迷糊糊、提心吊胆”，眼前像是蒙着一层阴翳，城市狭小的天空和拥挤的人群让她觉得憋闷。尽管她不用再披星戴月在土里刨食，但她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农民是不能离开土地、离开劳动的。在城里做一点小生意让她又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她卖烤地瓜、卖包子、卖煎饼果子……多年来风吹日晒，直到老年她这个新市民才算变得越来越像样子，但命运偏偏没有给她享福的机会。曹大屯的父亲曹友祥是进城的第一代，他靠读书从农村来到城市，毕业后分配到了地质队工作。但是，曹友祥的家庭和孩子却都在农村，家庭是“农村一伙，城里一伙”。几十年来老曹在城里并没有家，他的工作让他总在野外乱窜，“跟流浪汉似的”，被紫外线晒的黝黑的皮肤让人难以将他和“知识分子”挂上钩。他更像一个生活在乡下的城市人。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温情他几乎感受不到，家庭中这种城乡分隔的状况让妻子和孩子与他甚是隔膜。这种居无定所、漂泊无依的生活让他自己也觉得厌倦，觉得自己这大半生根本不是为自己过的。随着小说的描写，我们对曹友祥的这种“失败”感受也越来越深。

曹大屯是作者浓墨重彩推出的一个二代农民形象，是作者塑造出的一个以往表现农民与城市关系的作品中所没有的新形象。他在与城市的碰撞中渐渐褪掉乡村伦理的底色，逐步适应城市的生存法则，不失狡黠但又没有完全丧失善良本性。他不再黑白分明，而是退到了一个模糊的灰色地带让人不能一下子把他分辨出来。曹大屯十八岁的时候因父亲单位的政策，由“农”转“非”，成了城市人。但真正来到这个梦寐以求的城市，他才发现一切并不那么美好，像是被父亲老曹丢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了。可以称为他人生“导师”的伟哥告诉他，“漂亮的城市虽说就在眼前，但实际上离我们远着呢”。刚来到城市里的曹大屯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一肚子的烦恼无人诉说，“他整天皱着眉头……肩头不自信地耷拉着，看上去就是一个小老头。”曹大屯觉得非常的孤独，他觉得自己这几年的城市生活浑浑噩噩，十分糟糕。这几年，“他就如同一个龌龊卑下的小丑似的，整天贴着墙根走，时时在偷窥别人的正常生活。他孤独，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面对车间里庞大的机器设备和城市错综复杂的街道，他恐惧、迷茫、提心吊胆，莫名其妙地出虚汗，还要处处迎合别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刘玉栋：《年日如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第66页，第181页。几年前他满怀豪情地想在这座城市里扎根，但几年过去了，他“还是如同一根摇摇晃晃的草，可怜的根须又细又短。这里依然不属于他。”②刘玉栋：《年日如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第66页，第181页。与师傅一家的相处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城市市民生活的“派头”，但一场意外的责任事故却又将他推入了深渊。曹大屯对城市的寻找与融入似乎格外的艰难。

与袁婷婷意外的婚姻让曹大屯似乎渐渐融入了这座城市。他成了别人眼中整天乐呵呵的曹老板，“迈着四方步，叼着香烟，或者端一杯茶”，他也觉得自己成了这城市的主人之一。但是，当婷婷的前男友棒子重新出现后，曹大屯觉得“面前这种平静的城市生活立刻变得虚幻起来。这几年他自己以为充实的一切，竟在顷刻间变化成一种幻象，如此脆弱！”③刘玉栋：《年日如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第66页，第181页。他依然生活在城市的影子里。与袁婷婷离婚时，他按照自己的道义和原则，没要任何财产，净身出户，甘愿让多年的打拼归零。他依然自卑，只有在农村姑娘王小改那里他才重新找到了自信。二十多年，曹大屯在城市漂泊的状态并没有改变，他成了苍老的浮萍，想在城市安定下来的渴望越来越迫切。生活中那些非常现实、沉重的问题逼着他一点点地对外界妥协，他开始认同并且遵循城市的游戏规则了。储小青的“买凶杀人”为曹大屯提供了一个转变的契机。见到储小青时，曹大屯发现当年那个穿着火红的羽绒服走在白雪里的青春女孩已经不见了，她“那双清澈的如同挂着露珠的黑葡萄似的大眼睛”变得“浑浊暗淡”。当她“咬牙切齿，眼露凶光”的咒骂丈夫的小三时，曹大屯对青春美好的记忆也被埋葬了。人人都变了，“我”为什么不能变呢？储小青递来的崭新三万块钱钞票也让曹大屯也变了。钱的“香气令人陶醉”，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让曹大屯再一次妥协了。当然，这种“变”并不意味着曹大屯彻底丧失了本性的善良。只能说他是在不违背本心的情况下，来适应城市。因为杀人是犯法的，曹大屯如果真的帮储小青办了这件事，那就是把两个人都推上了不归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收下她的钱但不帮她办事也是保护储小青的一种办法。曹大屯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存法则，开始以城市人的方式来处理人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大屯真正适应了城市。就像小说的结尾处袁婷婷说的：“你个狗日的，总算开窍了。”

曹大屯是乡土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其真正的城市生活看似就要开始了，已经避免了现代文学中的祥子的悲剧命运。当然，这种生活依然是不牢固的，曹大屯购买的小产权房，就预示着未来的某种风险的存在。这是作者对进城农民曹大屯未来生活命运所埋下的伏笔。尽管有着某种程度的精神堕落，但曹大屯内心里依然闪烁着来自卑贱者的微弱的、最低处的精神光芒，闪烁着没有完全泯灭其本心、坚守生命底线的道德良知。而这一微弱的、最低处的“精神光芒”正是新世纪乡土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中弥足珍惜的、属于民间大地的星星点点而又可以“燎原”的精神火种。

四、结 语

从创作初期城市题材的左冲右突到转型后对乡村土地的深情凝视，再到对新世纪卑贱生存者微弱精神光芒的执着追寻，刘玉栋的文学创作经过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审美转向。这种审美转向既体现了刘玉栋的个人成长，也为我们提供了作家风格转向背后丰富的文学史和时代的信息。在刘玉栋早期城市题材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以一种扭曲化的处理方式重塑过的日常生活。这里的日常生活是充分陌生化了的，充满了怪诞、悖论和疑团，这正是当时烜赫一时的先锋文学给中国文坛造成的影响。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试验注定不能走得太远，特别是对于刘玉栋这样一个由城入乡的作家来说。于是，现实主义与个人经验结合的写作手法使得刘玉栋的作品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他的乡村创作至今仍让我们觉得惊喜。那些平凡无奇的小人物的生命故事，柔弱、卑贱者在困境中人格尊严的凸显，使刘玉栋的乡村书写散发出一种奇异的人性光泽，一种温暖的诗性乡愁意味。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册)，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而“日常生活是一个时代真正的‘肉身’”*谢有顺：《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159页。，抓住日常生活才能使得“时代的肉身”与“人的灵魂”沟通起来。“日常生活世界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一个具体而复杂的领域，它具有比任何特定历史形态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也是推动历史前行的巨大潜流。”*乔焕江：《日常的力量：后新时期文学与文化反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70后作家对日常斑痕的关注已经“汇聚成一片耀眼夺目的光斑”。这是中国70后作家审美叙述的新美学原则。当然，这一新美学原则在展现70后作家审美想象独特性的同时，也蕴含着他们需要克服的精神局限。

如何将个人的、琐碎的情感，上升为普遍的情感，让作家的创作既包含现在，又能延伸至过去、拓展至未来，使其创作既有暂时性，又包含永久性，是摆在中国70后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正如朗松所说：“个人才华最美好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把它孤立起来的那个独特性，而是在这个独特性中凝聚着一个时代或一个群体集体的生命，是它的象征，是它的代表。”*[美]昂利·拜尔编：《方法、批评及文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作为70后作家之一，刘玉栋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关注日常的同时也摆脱了那种对细微的执着，他发现了日常生活背后的意义，并将之上升为一种对于人类共同审美体验的追寻。于是，我们在刘玉栋笔下的平凡的人物和琐碎的日常中就看到了某种神性的精神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