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龙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曹操作为汉魏之际社会转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从古至今一直深受学者们的关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有关曹操墓发掘鉴定的报道，又为学界对曹操的研究增加了驱力。据我们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发表的有关曹操研究的学术论文近1100篇，学位论文38篇，研究内容涉及到曹操墓、曹操的生平经历、曹操形象的演变、曹操的创作等方面。就曹操的创作而言，其价值不仅表现在文学层面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层面上。从历史的维度进行观照，曹操在创作中通过对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运用，以及对当时重要历史事件的书写和再现，彰显出对历史的独特的评判和理解，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义。但从目前学界关于曹操研究的相关成果来看，对曹操创作所反映出来的曹操对待历史的态度及其价值，部分研究者在对曹操创作的主旨以及其作品中的引用进行探讨的时候有所涉猎，如钱钰玫的硕士论文《论曹操公文写作的历史贡献》①钱钰玫：《论曹操公文写作的历史贡献》，广西师范学院2011年硕士论文。，主要从招贤纳才、发展农业、管治社会、服务军事等方面，对曹操公文写作成就其军国大业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刘晓阳的硕士论文《曹操散文研究》②刘晓阳：《曹操散文研究》，山东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在对曹操散文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时，指出曹操的散文真实呈现了曹操一生所经历的重要事件；笔者的《曹操创作对引〈诗〉传统的发展及其文学影响》③张振龙：《曹操创作对引〈诗〉传统的发展及其文学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等论文，涉及到了对曹操创作中所用有关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分析。尽管这些成果也论述到了曹操创作中对历史的接受等问题，但由于不是对曹操创作中对历史接受的专题探讨，故相关论述既不全面深入，又缺乏对其价值的深度透视，存在着一定的缺憾。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作品入手，对曹操创作中对历史的接受及其价值进行专题研究。敬请方家指教。

一、曹操创作对历史接受的总体表现

曹操创作对历史的接受，总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多用雄主、贤相、节士、武将和良母等历史人物及其事迹，或借助他们的地位、作用、影响，或借助他们的才能、治国谋略、道德人格等，用以阐明事理，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雄主有舜、周武王与周文王、齐桓公与晋文公、汉高祖和汉武帝、汉宣帝和光武帝等。如《辟蒋济为丞相主薄西曹属令》云：“舜举皋陶，不仁者远”*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第140页，第8页，第166页，第113页，第1页，第176页，第99页。。舜作为原始社会时期的氏族领袖，任命大公无私的皋陶掌管刑法，致使不仁之人远离而去。所以《论语·颜渊》云：“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9页。在此令中曹操把自己辟蒋济为丞相主薄西曹属和舜任命皋陶掌管刑法两者相提并论，重在说明自己的知人善任。又如曹操在建安十七年平定冀州之后，盐铁恢复官营，任命王修为司金中郎将专门负责此事，王修认为该工作平凡，不利自己建功立业，就给曹操写了封信，《与王修书》就是曹操写给王修的回信。在信中曹操希望王修不要受别人议论的左右，尽己之能，安心工作，并借用汉宣帝任用萧望之之事勉励说：“昔宣帝察少府萧望之才任宰相，故复出之，令为冯翊。”③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第140页，第8页，第166页，第113页，第1页，第176页，第99页。西汉宣帝时的萧望之有宰相之才，宣帝欲重用他，先任其为冯翊的地方官，萧望之认为是降职，称病不去赴任，宣帝就派侍中侯金安告诉他如此做的用意。曹操在此把自己任王修为司金中郎和汉宣帝用萧望之为冯翊地方官相比，是让王修明白，曹操此举不是不重用他、疏远他，正是重用他的表现。曹操在创作中通过对这些雄主的运用，达到了自喻明志的目的。

贤相有吕尚、傅说、伊尹、管仲、萧何、曹参、陈平、张良、萧望之等。如《善哉行三首》其一云：“齐桓之霸，赖得仲父。后任竖刁，虫流出户。”④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第140页，第8页，第166页，第113页，第1页，第176页，第99页。春秋时期的桓公任管仲为相终于成就了霸业，但由于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竖刁等人，朝政日乱，以致桓公死后诸子相伐无人收尸。曹操通过对这一史实的叙述，从反面说明作为独霸一方的雄主，善于采纳贤臣的治国建议，是实现政局稳定、清明的保证。又如《举贤勿拘品行令》曰：“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⑤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第140页，第8页，第166页，第113页，第1页，第176页，第99页。曹操主要运用了《史记》中《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陈丞相世家》中萧何、曹参、陈平等人的事迹。萧何与曹参皆出身县吏，陈平被称为盗嫂受金，尽管他们或出身贫贱，或品行有污，但皆帮助其主实现了帝王之业。曹操运用这些贤相的事迹，既突出了贤相对治国理政的重要，又取得了为自己“唯才是举”的主张作张本的效果。

节士有介子推、伯夷、叔齐、伯成子高等。如《听田畴谢封令》云：“昔伯成弃国，夏后不夺，将欲使高尚之士，优贤之主，不止于一世也。”⑥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第140页，第8页，第166页，第113页，第1页，第176页，第99页。伯成，即伯成子高，相传是尧时的一个诸侯，尧让位于舜，舜让位给禹，伯成子高便辞职去种田，夏禹为成其名，就顺从了他的志愿。建安十二年，因田畴有功，曹操封其为亭侯，食邑五百户，但田畴坚持不受，于是曹操就下了这道令，借伯成子高弃国、夏后不夺的史实来成就田畴的清高之名。又如《度关山》云：“世叹伯夷，欲以厉俗，……许由推让，岂有讼曲？”⑦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第140页，第8页，第166页，第113页，第1页，第176页，第99页。《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商末孤竹国君的长子，其父死后，与其弟叔齐互相让国，后弃国逃走，商亡后隐居首阳山；许由，传说中的隐者，尧曾让天下于他，许由不受，隐于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曹操的这首《度关山》写于其辞去济南相返乡之后。曹操三十岁任济南相，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上的革新，遭到地方豪强的反对，不得不在中平四年托病辞官返乡。曹操当时的心境很容易与伯夷、许由的事迹产生共鸣，他们也就自然成为他创作中抒情言志的对象。曹操作品中对这些节士事迹的运用，多是为了彰显其人格节操，或喻人，或喻己。

武将有孙武、穰苴、赵奢、窦婴、赵括、吴起、乐毅、蒙恬、霍去病等。如《劳徐晃令》云：“且樊、襄阳之在围，过于莒、即墨，将军之功，逾孙武、穰苴。”⑧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第140页，第8页，第166页，第113页，第1页，第176页，第99页。曹操在此引用春秋时吴国孙武、齐国司马穰苴两位名将及其事迹，用以彰显徐晃的军事才能和战功。再如《分租与诸将掾属令》曰：“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⑨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第140页，第8页，第166页，第113页，第1页，第176页，第99页。赵奢，战国时赵国名将，大破秦军，赵王给予封赏，他将赏赐全部分给部下；窦婴，汉景帝时平七国之乱的大将军，他将所得千斤赏金放在廊檐下，让部下自己取用。曹操此令就是效法古人赵奢、窦婴的做法，将自己的租税所得分与诸将。这些武将为曹操或肯定属下将领、或彰显自己与诸将同甘共苦的精神，提供了有力支撑。

良母有孟母、赵括之母、太任、太姒等。如《善哉行三首》其二云：“既无三徙教，有闻过庭语。”*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0页，第85页，第4页，第6页。《列女传》载：孟母为教育孟轲，曾三次搬家，选择邻居。曹操以孟母教子的故事表明自己幼时没有受到良好的母教。又如《败军抵罪令》云：“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②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0页，第85页，第4页，第6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括为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虽熟读兵书，但不会作战；公元前260年，秦攻赵，赵王用赵括伐廉颇，赵括母上书劝阻，赵王不听；赵母请求不要因赵括打了败仗而处罚她，赵王答应了，后赵括果然大败，赵母因有言在先而免于罪。曹操引用此事，重在指出败军抵罪古已有之，为自己整顿军纪颁布《败军抵罪令》提供依据。曹操创作中运用良母的事迹尽管较少，但也可以看出曹操对历史人物及其事迹接受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二是通过文学这一样式对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予以书写和再现。如曹操的令、书、表、檄等应用文体，“是英雄摩下的乱世简写，是诗人马背上的日常情怀，是能臣理治天下的机巧智慧，是一段历史的细节和人事的密码。从文章内容来看，所涉范围极广，涵盖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涯和所有政教领域，包括举荐大臣、外交往来、辞谢官爵、上献贡物、军事指挥、任免官吏、论功行赏、抚恤将士、选贤任能、屯田兴农、重教兴学、自明心志以及私人书信等诸多方面，不仅详实地再现了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风貌，更直接而生动地反映出操刀者曹操的谋略和智慧。”*钱敏芳：《曹操诗文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第34页。对此学界已有专题探讨，不再重复。此外，曹操还运用诗歌对当时的重要历史事件给予了生动展示。如《薤露行》：

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④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0页，第85页，第4页，第6页。

这是一首叙述汉末何进召董卓进京以致乱政的史诗。《后汉书·董卓转》载：中平六年即公元189年，汉灵帝刘宏死后，少帝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其兄何进拜大将军，欲谋诛宦官。太后不听，何进犹豫不决，故召董卓带兵进京，以胁迫太后。董卓于是来京，屯关中。不幸谋泄，张让、段珪在嘉德殿杀何进，袁术烧南宫，欲讨宦官，段珪等劫少帝、陈留王夜出。董卓闻讯，带兵急进，在北邙遇见，废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帝，即汉献帝。后闻东方起兵，于是毒杀弘农王，徙都长安。洛阳几十万人相随，途中人马互相践踏，死者无数。董卓又烧洛阳城，致百里之内没有人烟。这首《薤露行》就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景象。开篇从所任不良写起，指出乱因。中间叙述何进召董卓进京，因其“知小谋强”“犹豫不敢断”而致乱身死。贼臣六句，写董卓乱国及其造成的灾难。末二句借古事抒情，发出感慨。再如《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⑤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0页，第85页，第4页，第6页。

这首诗叙述了汉末关东诸郡守领讨伐董卓，因各怀异志，互相攻灭，造成丧乱的历史事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初平元年春正月，……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8页。诗的前半部分，用高度凝练的语言书写了各路军阀从共讨董卓聚合一起到因各怀私利而离散分裂、自相残杀的过程；后半部分则通过典型事例和景象的描绘，记录了军阀纷争的事实及其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这种对历史的书写和再现，尽管没有正史记载的具体详尽，但却更概括简洁，具有正史无法比拟的文学色彩和人文内涵，实现了文学与历史的完美统一。

综上所述，曹操创作中对历史的接受，虽然只表现在对雄主、贤相、节士、武将和良母等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运用，以及对当代重要的历史事件的书写、再现两个方面，但其对历史接受的取舍标准和关注点却具有示范的意义。这不仅体现为他接受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目的和重心不同，而且在借助于文学这一艺术样式来书写和再现历史的时候，达到了文学与历史结合的新境界。

二、曹操创作对历史接受的主要价值

如果我们对曹操创作中对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运用和对历史事件的书写、再现予以切实地分析，就可以发现其中不仅彰显出曹操对历史的独特的自我评判和理解，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并借助文学这一载体对历史进行了有效地传播。

其一，曹操创作中对历史的接受，彰显出他对历史的独特评判和理解。这种评判和理解，有的表现为赋予了所用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之前所未有的新的意义。如《决议田畴让官教》云：“昔夷、齐弃爵而讥武王，可谓愚暗，孔子犹以为‘求仁得仁’。”*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22页，第94页，第157页，第126页，第135页，第94页。此处用的是《史记·伯夷列传》中所载伯夷和叔齐的事迹。对伯夷与叔齐的所作所为，孔子认为是仁德的表现，然曹操则认为是愚暗不明事理之举。如《明罚令》云：“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之后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子推独为寒食，岂不偏乎？”③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22页，第94页，第157页，第126页，第135页，第94页。这里分别借用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所载介子推的事迹，以及《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记载的伍子胥的事迹。曹操认为人们从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五天起，几日之内绝火寒食，来纪念晋国的介子推；而吴国的伍子胥死后，尸体被沉于江中，吴人却并未因此以不饮水来纪念伍子胥，是失之偏颇的。以上这些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其意义因为历史的原因早已定型并为时人所接受，然曹操却不拘于传统的评价历史的价值标准，提出了和传统不同的观点，彰显出其不拘于历史成说的质疑精神，赋予了其创作中所用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以新的意义。

有的则相对强调了所用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正面价值，而对其不足的一面予以有意的淡化。如《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中说：“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④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22页，第94页，第157页，第126页，第135页，第94页。运用了《史记》中《陈丞相世家》记载的陈平、《苏秦列传》记载的苏秦两人的相关事迹；《求贤令》中云：“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⑤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22页，第94页，第157页，第126页，第135页，第94页。这几句话分别运用了《史记》中《管晏列传》记载的管仲、《齐太公世家》记载的吕尚等人的有关事迹。以上这些历史人物及其事迹被曹操运用时，或突出了他们忠于其主的一面，或突出了他们的才能，而忽视了他们品行中偏短的方面，使其或成为忠于其主的忠臣，或成为依靠才能辅助其主成就大业的能臣，从而被后人世世代代所颂扬。曹操在运用这些历史人物及其事迹时，合理地扬其所长、弃其所短，不以其短弃其所长的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对我们今天如何正确地对待和接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仍有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有的则随曹操所表达的观点不同而发生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曹操创作中对同一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运用上。如《让县自明本志令》云：“孤闻介子推之避晋封者，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⑥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22页，第94页，第157页，第126页，第135页，第94页。；《明罚令》云：“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子推独为寒食，岂不偏乎？”⑦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22页，第94页，第157页，第126页，第135页，第94页。这两段都运用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所记介子推其人其事，但两者所蕴含的意义却不同。前者把介子推逃避封赏之举视为自励的典范；后者则把人们为纪念介子推而绝火寒食看成陈规陋习。再如《决议田畴让官教》云：“昔夷、齐弃爵而讥武王，可谓愚暗”*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22页，第114页，第4页，第6页。；《授崔琰东曹掾教》云：“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②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22页，第114页，第4页，第6页。；都运用了《孟子·万章下》和《史记·伯夷列传》中所载伯夷的事迹，前者把伯夷弃爵讽刺武王的行为视为不明事理的愚暗之举，后者却认为伯夷之风能使“贪夫慕名而清”。这表明曹操在创作中对同一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运用，其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曹操的目的和主张的不同而变化的。这不仅体现出曹操在对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接受时做到了学以致用，而且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注意到了其积极的一面，也关注到了其不利的一面，对我们今天如何接受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也不无启发意义。

其二，比较客观地书写了汉末的历史事实，与正史形成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曹操的令、书、表、檄等应用文体，本身就是属于历史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史料价值不言自明。再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这两首诗实际上描写的都是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但侧重点不同。《薤露行》主要展示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蒿里行》则注重再现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进一步加剧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的事实。正如方东树在《昭味詹言》卷二所说：“《蒿里行》，此言袁绍初意本在王室，至军合不齐，始与孙坚等相争，而绍弟亦别自异心。‘铠甲’四句，极写伤乱之惨，而诗则真朴雄阔远大。”*河北师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页，第41页，第18页。“魏武帝《薤露》，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而《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④河北师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页，第41页，第18页。。《薤露行》重点围绕何进，讥刺其智小谋大，所托非人，犹豫不决，处事不慎，引狼入室，导致东汉倾覆；《蒿里行》则主要剖析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各州郡兵马，因争势夺利，各怀私心，逡巡不前，最终四分五裂，互相残杀，使国家陷入军阀混战之局。曹操在从不同角度对汉末董卓之乱的历史予以再现的同时，还巧妙地运用历史典故发表己见。如《薤露行》中的“沐猴而冠带”⑤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22页，第114页，第4页，第6页。运用《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5页，第359页。之语；《蒿里行》中的“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⑦夏传才：《曹操集校注》，第122页，第114页，第4页，第6页。，运用《尚书·泰誓》中“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江灏，钱宗武注译：《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页，第414页。，《尚书·康王之诰》中“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⑨江灏，钱宗武注译：《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页，第414页。，《史记·高祖本纪》中所载陈恢对刘邦说“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⑩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5页，第359页。等语义，做到了纪实与历史相结合。钟惺在《古诗归》卷七说：“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河北师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页，第41页，第18页。曹操的这些诗作，不仅比较客观地书写了汉末董卓之乱的历史事实，与正史形成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还表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情系天下、关心民瘼的情怀与敢于担当、坚守正义的气度。

其三，曹操创作中对历史的接受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的文学传统，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在曹操以前，文学中对历史的反映是比较真实的，作者往往以历史的旁观者来客观地书写历史，较少直接对历史给予主观的评价，所以文学中的“诗史”传统还未明显。但到了建安时期的曹操，其创作在对先秦以来文学传统继承的同时，开启了对历史予以文学表达的新方式。即曹操在其创作中，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接受，赋予了前代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以丰富的内容，蕴含了自己的评价；另一方面曹操是作为参与者、见证者，从亲历者的角度对当时重要历史事件予以文学的书写和再现的，寄寓了自己的所见、所感与所思，使其创作的作品真正具有了明代钟惺所说的“诗史”意义，这在中国古代文学上应该说是开风气之先的。曹操这种对历史的文学表达，对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典型表现就在于它逐渐取代了先秦以来的历史散文和汉代史传散文的文学传统，继续朝着“诗史”的方向演进，真正扮演了先秦以来的历史散文和汉代史传散文的文学角色；与此同时，使先秦以来的历史散文和汉代史传散文愈益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成为真正的历史著作。从此先秦以来文史不分的传统开始了文学与历史著作的分离，各自朝自己的方向发展，担当起各自的责任。这种对历史的文学表达不仅很快得到了建安其他文人的认可，并广泛付诸实践，对后世文学带来深远影响。庾信的《哀江南赋》“赋史”和杜甫“诗史”类的文学作品，应与曹操对历史的文学表达的新方式有着文学史方面的内在关联。所以曹操创作中对历史的文学表达的新方式，对以后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其四，借助文学这一载体对历史进行了有效地传播。当然曹操之前的文人、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和其后文人的创作中对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运用和对历史事件的再现，也对历史进行了有效传播，但由于曹操的特殊身份，使其创作对历史的传播更为有效。因为，一方面曹操是当时政治上的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其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其他文人所无法比拟的。其典型表现就是常常借助于诏令等应用性文体，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贯彻他的主张，从而使他的作品的传播有意无意带有政治强制性；而且曹操在对历史人物及其事迹进行运用的时候，大多都能做到恰如其分，这也无形中增加了读者的接受度。另一方面，曹操作为当时文坛的重要领导者之一，他的作品也自然地成为当时文人学习的对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页。理论的发展如此，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建安时期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当时文人对文学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曹操这一政治集团对文学的需要。这既是建安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建安时期文学得到有效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第54页。就是很好的证明。

由上可知，曹操创作中对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运用和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再现，从历史的真实性来看，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和重要的历史事件为基础的，是文学中的历史真实；从艺术的真实性而言，又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对真实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和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有意地取舍，并蕴含了自己的评价与理解，是文学中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艺术真实，实现了文学历史化与历史文学化的有机统一。

三、曹操创作对历史接受的原因

曹操创作中之所以长于运用历史人物及其事迹，长于书写和再现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有其必然性的。大体而言，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与汉魏之际的社会政局密切相关。在我国古代发展史上,尤其到了社会政局发生转关的时期,执政者多从历史上寻求支撑自己治国理政思想的史实，作为自己政治主张得以顺利贯彻实施的有力证据。这种传统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该期诸子学说的表达和阐发有很多就是建立在前代历史史实基础之上的。历史进入汉代以后，政论散文家、史传散文家的作品以及文人的表疏、帝王的诏令等文体，也经常借助于前代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曹操生活的汉魏之际正值社会政局十分动荡之时，借用历史上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实例来阐明自己治国理政的理想与主张，也就自然地成为他创作中的一种选择。尤其是文献典籍中对有关政局转关时期圣君贤臣及其事迹的记载，就更容易成为曹操创作中的借鉴。

其二，跟曹操崇尚历史的意识与渊博的历史知识密不可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崇尚历史的意识。这种意识主要缘于重实际而轻虚幻的传统，对此梁启超曾有论述：“要而论之，胚胎时代之文明，以重实际为第一义。重实际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为人伦之模范也；重实际故重经验，其尊祖也，皆取以为先例之典型也。于是乎由思想发为学术。其握学术之关键者有二职焉：一曰祝，掌天事者也……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华既天、祖并重，而天志则祝司之，祖法则史掌之。史与祝同权，实吾华独有之特色也。重实际故重经验，重经验故重先例，于是史职遂为学术思想之所荟萃。周礼有大史、小史、左史、内史、外史。‘六经’中若《诗》輶轩所采、若《书》、若《春秋》，皆史官之所职也；若《礼》、若《乐》，亦史官之支裔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曹操也深受这种崇尚历史的意识的影响。《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裴松之注云：“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第455页，第3页。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封于曹，因之为姓。尽管此说未得到后人的认可，但他借此提高自己家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表现出浓郁的崇尚历史的意识。光和三年(180年)六月，汉灵帝“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4页，第3577页。，曹操“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④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第455页，第3页。。《后汉书·百官二》云：“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⑤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4页，第3577页。议郎实际是皇上的顾问，担任此职的人一般要具备渊博的历史知识。曹操被任为议郎，说明他是具备这一职位所需要的渊博的历史知识的。这些也为曹操在创作中运用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书写和再现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和汉代文人引史助文的这一创作倾向有关。汉代文人引史助文创作倾向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先秦时期以来文人创作引用传统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论述用典的历史发展时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14-615页，第699-700页。说明文人在创作中运用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目的就是借以或表情达意，或验证现在。这种传统从《周易》就开始了，至东汉的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人的创作，便采集摘取经史，使作品华实并茂，成为后人创作的范式。另一方面则深受汉代经学的影响。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7页。由于受经学的影响，皇帝的诏书、群臣的奏议，莫不援引经义，所以依经立义也成为文人的创作表达方式之一。这种依经立义的表达方式与先秦以来文人创作引用传统的互推互涌，使汉代文人引史助文的创作风尚得以形成。尤其是东汉以后，引史助文成为文人创作的重要倾向。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然自卿渊已前，多俊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14-615页，第699-700页。《隋书·经籍志》也云：“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2页。。可以看出，曹操创作中的事典多取自于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也是渊源有自的。

其四，与先秦以来的文史传统观念有关。我国自有文字以来，凡是文字记载的文本一般都视之为是对历史的记载。《孟子·离娄章句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7页。孟子认为，《诗经》与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样，都是记载历史的著作。《春秋》之前的历史是靠《诗经》来记载的，《春秋》就是对《诗经》传统的继承，《诗》亡以后，记载历史的任务才靠《春秋》来完成。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司马迁：《史记》，第1936页。。在司马迁看来，《诗经》是经过孔子删节而成的，《诗经》中的作品，都是对周朝历史的记载。一部《诗经》实际上就是一部反映周朝兴衰的历史。我们经常说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是混而为一的。之所以如此，是与先秦以来文人的文史传统观念密切相关的。在古人看来，不仅历史著作是反映历史的，而且文学著作、哲学著作和经学著作也是反映历史的，可以说一切皆史是我国古代文人文史传统观念的重要特征。所以曹操创作中对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运用和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再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先秦以来文人文史传统观念在其创作中的自然表现。

其五，与曹操的志向和个性有关。因为曹操恰逢生活在汉魏之际社会政治动荡的时代，时代环境与其家庭影响、以及从小所受的教育，培育了他胸怀天地、情系百姓的广阔胸襟和统一天下的志向。许子将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第3页，第2页，第31页，第55页。，可谓是曹操志向和个性的最好注脚。曹操的这种志向和个性不仅使其善于权变，就是当时的其他有识之士也对其满怀期待。如桥玄曾谓曹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②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第3页，第2页，第31页，第55页。王儁也对刘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兴霸道，继桓、文之功者也。”③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第3页，第2页，第31页，第55页。故追求成功和以历史上的明君贤主为自己学习的对象与理想偶像就成为曹操的人生目标。同时曹操还具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军事家的谋略、文学家的情感等特征。这种特征促使曹操在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选择上，就自然地把目光投射到决定着历史转关和发展的重大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上。而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决定着历史转关和发展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无过于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具体一点说，就是历史上成就霸业的贤君明主，以及帮助这些贤君明主成就霸业的文武大臣，是那些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等非凡之士。这表明曹操的志向和个性，对其创作中接受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曹操作为汉魏之际历史转关时期的代表人物，其历史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对此《三国志·魏书·魏武帝纪》陈寿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眎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④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第3页，第2页，第31页，第55页。在此陈寿从政治、思想、军事、用人、谋略等角度对曹操进行了评价，其实我们从其创作中对历史的接受和评价，以及表现出来的识见与精神气度等方面，同样可以透视出他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一面。对此我们也应给以应有的关注，并结合当下的实际予以合理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