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传学，柳廷俊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党的十九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重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要完成“过河”的任务，就要解决“舟”和“桥”的问题。离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无法有效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早在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是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要完成好这一重要任务，就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准确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迫切要求，全面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途径，更加能动地推动这项工作。

一、准确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用十二个词来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分精炼，便于识记。但是精炼的东西一般比较抽象，而抽象的东西容易造成解释多样化，甚至造成误读。事实正是如此，由于这些价值观尤其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在西方国家长期宣传，以至于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国家宣扬的“普世价值”没有什么区别，造成严重误读。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借助于科学方法对价值观加以分析。

一般的概念要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进行解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马克思指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和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8页。一定的社会价值观产生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因此价值观只有联系特定的生产方式才能得到正确理解。马克思指出，平等和自由的观念在古代就有，但它和资产阶级倡导的平等和自由完全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在古希腊，柏拉图也谈自由、公正，不过他所说的自由公正与奴隶没有关系，只有少数自由民才享有自由，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自由民有强制奴隶劳动的“自由”。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不再是强制劳动，而是工人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做一天活拿一天工资。资产者认为这是公正平等的，“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极其不公正，因为资产者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只能享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平等就是“劳动力交换的平等”。民主也只是为少数人所享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只要与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就立刻显现出它们的真实含义。

对于“爱国”“友善”“和谐”等价值观同样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爱国”并不具有普适性价值，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内涵差别很大，甚至相反。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爱国主义”的内涵，区分了不同性质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页。“友善”“和谐”价值观在西方国家表现为广泛宣传的“博爱”。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宣扬“爱”“博爱”的思想家非常多。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想建立一种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宗教。他竭力夸大爱的社会作用，宣扬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无独有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持同样的观点。1846年1月5日，“真正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出版了德文周报《人民论坛报》，其主笔是该派代表人物——德国新闻工作者海尔曼·克利盖。他在将近一年时间里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当时社会不公正的状况，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然而海尔曼·克利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爱”的教育。他在《告妇女书》中，宣称“妇女是爱的祭司”“爱的使徒”，而认为男人利欲熏熏，争权夺利，是灾难和动乱的制造者，把世界变成了“恨的王国”，所以世界需要妇女来拯救。怎么拯救呢？克利盖认为用“爱”来拯救。他告诫妇女，“只要你们利用自己的影响，整个腐朽的恨的王国就会垮台而让位给新生的爱的王国，……爱和自制可以获得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恩格斯严厉批判这种不分阶级、不分群体的“爱”，指出这种爱是为一切社会、一切民族、一切阶级、一切时代设计出来的，因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适用。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企图把共产主义学说归结为关于“爱”的多情善感言词，马克思、恩格斯愤然指出这是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贩卖基督教的肮脏货色。1847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正义者同盟改组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把“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人人皆兄弟”体现的是资产阶级博爱思想，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则强调“爱”是具体的、历史的，没有什么超越阶级的“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它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群众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新的经济基础赋予核心价值观全新的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价值准则。只有联系具体的经济基础才能划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其他性质社会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二、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迫切要求

价值观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周围，每时每刻都在影响人们思想。在思想领域没有真空地带，不同的价值观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9期。红色地带代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灰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代表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红色、黑色地带相互对立、此消彼长，这种态势将长期存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深刻洞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扩大红色阵地迫切要求。

1.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存在容易滋生以利己为核心的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第289页。我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体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筑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当前经济结构中，除了公有制经济之外，还存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成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持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必须清醒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并非社会主义经济，它容易滋生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等社会意识，形成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述了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共有的社会意识是“利己观念”。“你们(资产阶级——引者注)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第289页。这种利己观念将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因此，建筑在非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造成消极影响。

2.意识形态历史继承性给价值观教育带来消极影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不是凭空而来，它与之前的社会思想文化存在继承关系。恩格斯指出：“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页，第732页。当然，这种继承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汲取历史的精华，二是承袭历史的糟粕。在一定历史时期起进步作用的意识形态，都是在批判继承先前历史材料有价值成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西欧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思想家宣称自己的任务是恢复被神学和教会扼杀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实际上他们是依照新兴资产阶级的意愿对古希腊、罗马文化进行重新选择和加工。文艺复兴时期他们大力弘扬古希腊、罗马世俗文化中关于关心人、尊重人的进步思想，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知识，反对愚昧，表达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追求。与之相反，先前意识形态中的糟粕也可以被承袭下来。恩格斯曾经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进行评论，指出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继承大量的历史糟粕。“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是沿着纯粹资产阶级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没有任何封建的旧东西，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从英国不加选择地接受大量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残余，诸如英国的习惯法、宗教、宗派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22页。我国是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以特权、等级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根深蒂固。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已经被消灭，但封建思想糟粕并没有随着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立刻绝迹。由于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这些思想糟粕仍然会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继续存在，甚至会以新的形式沉渣泛起、粉墨登场，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带来消极影响。

3.异质性意识形态要素相互作用严重制约了价值观教育效果。恩格斯晚年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针对有人认为唯物史观就是经济决定论的论调，恩格斯指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但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页，第732页。表明意识形态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对经济基础产生重要的能动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要素相互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重要原理，体现了意识形态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当各要素协同发展，形成合力，则会对经济基础产生正面的能动作用。当各要素之间相互掣肘，内耗增大，对经济基础产生消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必然体现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要素之中。各意识形态要素形成强大合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才能深入持久，入脑入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信息交流变得更加便捷。在信息开放的环境之中，西方国家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素将对我国政治、哲学、法律、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要素产生负向作用，严重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

三、全面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途径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要从经济基础、思想上层建筑要素、人民群众利益和群众的主体功能四个方面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途径。

1．重视经济基础的决定功能，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是要让人民群众把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个人的价值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运用教育引导、舆论宣传等方法，还要重视经济基础的决定功能。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曾经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表明现实社会关系在消除各种谬论中的决定作用，因为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1869年9月，共产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上巴枯宁妄图通过“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的口号。马克思指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财产继承权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同其他所有的民法一样，继承法不是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这种经济组织的结果，是这种经济组织的法律结果，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第88页。“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第88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解决价值观教育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而要延伸到经济基础之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人民群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深厚的物质基础，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决抵制全盘私有化思潮。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让公有制经济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改变其他经济成分的色彩和特点，最大限度地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努力减少其在思想建设中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只有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建筑其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在群众头脑中深深扎根。

2．发挥意识形态要素的整体功能，汇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强大动力。意识形态是由多个要素组成的有机系统，各个要素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经济基础。整体的功能并不等于组成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协作把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政治思想、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素之中。各个要素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最大效能。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整块钢”铸成的，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否则就会“一爪落网，全身被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素应该也是“一整块钢”，决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体现在政治思想、法律、哲学要素之中，也要体现文学、艺术的创作之中。如果要素之间功能相互抵触，就会从总体上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作用。在和平时代，文艺作品以其形象性、生动性、通俗性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观看文艺演出、参加文艺活动、阅读文艺作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如果在文艺作品宣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触的价值观，就会侵蚀社会主义文艺阵地，进而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法律、哲学”等意识形态要素的认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每个要素都要同向发力，充分发挥意识形态要素的整体功能，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3．注重利益机制的协调功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大众认同。利益问题是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也是他深入认识社会现实的切入点。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思想与利益的密切关系,指出利益因素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合时宜的’，它‘赢得了’一切，并且有过‘极有影响的成效’，尽管‘激情’已经烟消云散，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摇篮的‘热情的’花朵也已经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隐藏在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和宗教背后的利益实质。“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思想上层建筑，要让群众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在于理论本身逻辑多么严密，而在于理论是否能够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必然会使自己出丑。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谈到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挑战时指出：“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巨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第43页。解决好这些实际问题是群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党和政府要把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作为奋斗目标，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有更多获得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4．尊重群众的主体功能，激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生动力。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既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也是指导工作、制定决策的重要方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人民群众既是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对象，也是价值观实践的主体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群众思想中长期扎根并能得到持久践行，必须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功能，促进自我教育，激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生动力。教育是知、情、意、行的转化过程，“知”是前提，“行”是目的，“情”和“意”是内生动力的源泉。自我教育是激发自身内生动力的重要形式。毛泽东提倡人民群众“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说服的方法”就是要求群众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自觉参与社会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和领悟核心价值观。结合日常生活、挖掘身边典型有助于发挥群众的主体功能，从细节入手、从小事着手可以有效促进群众自我认知、自我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文明程度大幅度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都能真切感受到这些变化。如果群众之间能够相互教育、相互启发、相互比照，放大感知效应，必能有效生成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在群众中涌现出来“最美教师”“最美医生”“最美司机”等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他们来自于普通群众之中，立足于平凡岗位，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挖掘这些身边榜样和凡人善举有助于营造崇善尚美的社会氛围，同时也让群众感到先进人物的可亲、可敬、可学，“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⑤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第43页。身边的先进人物是群众中的一员，他们的事迹必然会引起群众的自我评价，激发比学赶超的热情，在此基础上群众很容易提出自我新要求，形成自我新认识，从而把学习先进人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觉持久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