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丁

201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布，王泽山、侯云德两位院士获此殊荣。网上不少年轻人由衷赞叹：“帅呆了！”更有人喊出：“这样的人才应该上热搜！”

在新媒体的逻辑里，登上热搜约等于晋身网红。请大国脊梁走到前台，为娱乐明星的脑残粉降降温，呼唤“智慧正义”取代“颜值正义”，既折射人们对于娱乐至死的担忧，也展现对社会价值序列的再思索。

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乃至巨大的财富应该向谁分配？这确实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命题。这几年，如果有一位科学家不输娱乐明星，一定是袁隆平。无论超级稻增产还是海水稻丰收，他总能收获万石的网络点赞。而最猛烈的赞，不是来自饥饿记忆深刻的“50后”，恰恰来自从小衣食无忧的“90后”“00后”。“这样的人，活该他有钱”“放在古代是要封神的”，年轻人从不掩饰对“当代神农”的崇拜。

目光回到40年前。1978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因此收获了几麻袋情书的陈景润，无疑是一时无两的网红。但他那一代科学家，是因“可敬且可怜”走红。同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到来，但在之后不短的时间内，社会上却开始流行“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而上溯百年，“赛先生”振臂一呼，是当之无愧的网红，但对应到真实的历史线条中，科学沉沉浮浮、科学家起起落落，人们敬慕科学家，但有时也“止于敬”罢了。

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今天一样，科技在每个人掌心上推陈出新、渐次开花。今天，不仅是作为主义的科学赢了，更是改变生活的科技赢了，科学之光穿透生活，以前所未有的强度照亮人心。正因此，当“布鞋院士”李小文如扫地僧般出现在教室，当“二等座院士”刘先林沉醉于高铁看图纸，当南仁东踏平坎坷为天眼选址，人们敬仰他们的人格之重，但归根到底，是服膺于科学之重。

《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将根本性改变下一个100年。这意味着，未来的时局图，一定比上一个100年更紧密地围绕科学家铺开。他们，怎么可能不是网红？当回收火箭的马斯克收割全球无数粉丝，当“科学松鼠会”唤醒更多人愉快“剥开科学的坚果”，当深藏功与名的科学家与热衷科普的科学家都很有市场，科学家收割更大话语权的时代已经拉开大幕。当然，视角若拉回到今日中国，情況或许还没有上述那么乐观。科学家的网红时刻，依然是身后多于生前，生活花絮多于科研过程。若按德克兰·费伊所说的，科学明星是“利用他们巨大的影响力激励新思维、驱动科学争议、强化公众的理解、动员社会运动并塑造政策”，那么除了一个袁隆平、半个施一公，今天中国拿得出手的科学网红并不多。科学家群体还是沉默的。他们在激荡社会活力、凝聚科学共识、改变社会发展上，功用仍可以成倍放大。

从更大层面来说，一个社会绝不满足于只有几个网红科学家。“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是大批科技工作者紧锣密鼓、前后接续的工作，才壮大了创新的雁阵。因此，我们要关注到更多人，至少不能让他们为报销发票而头大。从这个角度看，对科学要有价值尊重，更要有制度尊重。当健全创新激励机制，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真正让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名利双收、一个不落时，创新的泉涌才是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