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凌杰，俞 钢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礼仪制度讲究严格的等级关系，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制，而在唐五代时期，“以孙为子”“养弟为儿”这种违背伦理之事却见于史书，这种“紊乱昭穆”之事的起源与形成值得学界关注。

关于学界对于“紊乱昭穆”事例的关注，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所出现。刘盼遂先生是较早关注“紊乱昭穆”事例的学者，其《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1］一文梳理了大量从先秦至清时期“紊乱昭穆”的事例，并以朝代为限，分门别类地列举出来，提出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着伦理不定的观点，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深入探讨这些“紊乱昭穆”事例背后的原因以及当时社会对其看法。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由于学科的分化与学术研究的细化，史学家对于这种“紊乱昭穆”事例没有给予过多关注，仅仅只是将它看作一种特殊的养子制度，一笔带过，如戴显群先生《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其相关的问题》［2］，文中探讨唐五代时期假子制度时提出了关于假子的“三种类型说”，并且部分提及了“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现象，但未就此集中展开讨论，仅将其归于“三种类型说”。金眉先生《唐宋养子制度变动—以异姓男的收养为考察对象》［3］，主要讨论了唐宋时期收养制度中关于异性男的规定，也部分提及这一时期“紊乱昭穆”事例，但他仅仅将其看为特例，对此弃而不论。郝振宇先生《西夏养子的类型及其社会地位》［4］主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