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必良　江雪萍　李尚蒲　仇童伟

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事实上，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无不强调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尽管2003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连年增长，但影响粮食安全的各种隐患依然存在。其中，随着农村要素市场的开放，由农地流转引发的种植结构“非粮化”现象一直受到热议。部分文献基于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由于粮食生产的投入高、收益低，农地转入户种植结构普遍出现了“非粮化”。①甚至有人认为，农地流转将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形成巨大挑战。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确实从1978年的80.34%降至2003年的66.17%，种植结构“非粮化”趋势明显。但从2003年开始，这一数据已从66.17%升至2015年的68.14%，其间(2004～2015年)农地流转率则从4.5%快速提升至33.3%。③很显然，这与农地流转会造成种植结构“非粮化”的论断并不吻合。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农地流转到底会不会造成种植结构的“非粮化”？

最新研究表明，在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农户会增加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使用量，并提高粮食种植面积。④或者说，可支配农业劳动力刚性约束的加强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的发育，是诱致种植结构“趋粮化”的根源。虽然该研究有助于理解2003年以后的“趋粮化”现象，但却无法解释2003年之前种植结构调整的“非粮化”问题：第一，1984～1999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比从88.09%降至70.18%，2012年进一步降至5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