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晓斯

由排斥走向融合的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

无论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governments)，还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发达国家，只要经济社会运行在正常轨道上，社会政策以及社会开支就不会成为核心议题，甚至不会成为争议话题。只有当发展遭遇重大难题或瓶颈必须转型时，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社会、怎样的经济发展(增长)方式以及如何达至这样的社会、如何实现这样的增长等话题才会逐渐变得显明，对市场、政府和社会各自角色的质疑声才会此起彼伏，经济社会政策也因此而受到诘难，使得政府和决策者变得犹疑不决、左右为难。而当今世界各国的政策选择就大致处于这样一个转折期、争议期。我们甚至隐约看到西方世界有人重燃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浓厚兴趣；也有人提出这一学说在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对再嵌入市场(re-embedding markets)的潜力①。但对社会政策的创新显然不仅仅是复辟凯恩斯主义这么简单。史密斯(Paul Smyth)和布坎南(John Buchanan)曾借用米奇利对战后经济与社会政策关系理解的经典分期，进一步讨论了这两种政策由依附、分离、对立到融合的变迁。②

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各国，社会政策被视为经济的附庸和补充。凯恩斯经济学为将充分就业作为社会安全基石提供了理据，而福利国家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基础。为了维持其财政基础，完全就业也是福利国家的必要条件；收入支持计划则是经济衰退期维持就业需求的重要保障。除了与明确提出生产性社会政策的缪尔达尔夫妇(Iva and Gunnar Myrdal)相关联的瑞典经济学派外，很少有人注意到社会服务的经济价值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