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荣，梅 嫣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从现存资料看，最早完整记载陶渊明生平事迹的是沈约《宋书·隐逸传》，其云：“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1]沈约将《五柳先生传》看作是陶渊明的“自况”“自序”，并且说“时人谓之实录”。其后萧统的《陶渊明传》以及《晋书》与《南史》都因袭而不变。但我们在今天流传下来的陶渊明自己的作品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所谓“时人”（如颜延之等）的文章中，都没有发现直接称陶为“五柳”或“五柳先生”的。以“五柳”直接代指陶渊明，从现存文献资料看，最早始于萧梁时期，如：庾肩吾《谢东宫赐宅启》：“况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夹石双槐，似安仁之县。”[2]3341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夹钟二月》有云：“寻五柳之先生，琴尊雅兴；谒孤松之君子，鸾凤腾翩。”[2]3062尽管我们不能说陶渊明生前已经自称或被称“五柳先生”，但结合其一生行为品格来看，《宋书》称其《五柳先生传》自况？这是符合实际的。但问题是，他为什么以“五柳先生”自况？难道就如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说：“‘五柳’一语，摒却依傍，毫无因循，不过是他家屋旁实有的几棵树而已，这种手法之于陶渊明，适合其人。”[3]55结合陶渊明作品来看，问题恐怕远非如此简单。那么，在他的心目中，这个“五柳先生”有没有什么人物原型呢？如果有，应该是谁？有什么原因？对此，古代众多研陶者似乎不认为是个问题，倒是今天的学术界对此津津乐道。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学界的几种看法及其理由。

一、学术界对“五柳先生”“以自况”的几种看法

其一，认为“五”谐音“武”，“柳”谐音“留”，与陶渊明尊其曾祖陶侃相关。如徐声扬认为：“柳树，在历代受到重视，因为柳和‘留’谐音，取彼此虽离开而要毋相忘之意，……又在今陕西咸阳市西，有个细柳营，是汉文帝时周亚夫将军屯兵的地方，以备匈奴。后称赞军营纪律严明者，为细柳营。陶侃在武昌做太守，又是将军，在武昌建立了许多营地，他‘课诸营种柳’，以存亚夫之意，渊明是崇拜自己的曾祖父的，对植柳提高军纪的用意，一定要永久不忘，同时对武昌自然也要不能忘记，于是自己也在宅边种上柳树。但为什么要种五棵呢？这是想利用谐音的方式去表示内容，因为五和武谐音，即暗示宅边种的是武昌柳。就是在纪念曾祖父陶侃而号为五柳先生，即有继承祖业，光大陶族之意。陶渊明很注意名和字和号的内涵，所以自己自号为五柳先生。”[4]

其二，也认为所谓“五柳”与其曾祖陶侃的武昌柳有关联，同时，柳树与隐居有关，在文学意象上受到前人作品的影响，特别是与潘岳《闲居赋》中“长杨映沼，芳枳树离”[2]1987的描写有关。这是日本学者矢嵨美都子的观点，她说：

追溯到陶渊明写《五柳先生传》时， 考虑一下他的情况、心情。那时，他尚未成名，说起来陶侃以晋朝名将负有盛名，而且陶侃的官柳故事广为传颂，知名度甚高。因此陶渊明决意隐居时，刚刚附带着隐居形象的潘岳《闲居赋》的“柳”和在贵族社会相应地有名气的陶侃的“官柳”故事重合为一。再说陶渊明巧借陶侃的名气，取号为五柳先生。把以上所说的事综合起来，可以说，“五柳先生”这一称号，是不是反映了陶渊明身为三流贵族但是满怀着对陶门荣光的自豪，挑战门阀社会的态度。[5]

其三，对于“五柳先生”名号的构成分别解析，认为“五”这个数字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如同“五行”“五常”一样，“柳”则是遥承了柳下惠 “树柳行惠德 ”的行为和精神，“先生”则是受到魏晋文人自我起号做法的启示。此以李剑锋观点为代表。他认为：“陶渊明的 《五柳先生传赞》在形式与内涵上具有开创的意义，作传用赞， 在形式上明显是《史记 》、《汉书 》等传记末尾总评的余响， 但又吸收了魏晋赞体文学的抒情性和个性化特点。此外，《五柳先生传》用颜回箪瓢屡空之典，向往无怀氏、葛天氏之民的生活，在精神上又受到儒、道、神话诸家的浸润。”[6]

其四，认为“五柳先生”与扬雄有关。较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日本的川合康三，他认为“五柳先生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有着扬雄浓重的投影”[3]59，但转过来又认为《五柳先生传》是“自传文学”，“告诉人们五柳先生就是他自己”[3]67。近年来，将“五柳先生”与扬雄联系在一起的有好几篇论文。如吴国富《“五柳先生”及“无弦琴”的守穷守默》①吴国富：《“五柳先生”及“无弦琴”的守穷守默》，《九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第48——53页。，于溯《重读〈五柳先生传〉》②于溯：《重读〈五柳先生传〉》，《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凤凰出版社，2012年7月。，邵明珍《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7]，范子烨《五柳先生是谁》[8]，上引李剑锋的文章中也论及于此。这几篇文章各有特色，颇有启发性。

另外，还有一些观点，想像过于大胆，甚至认为“五柳”是“乌有”的谐音，“五柳先生”即是“乌有先生”，没有其人的意思；还有人认为“五柳”暗指陶渊明的五个儿子。如此等等。

应该说，以上的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且有文献资料作为证据，可以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带来很好的启示。但同时，这些看法仍有需要进一步探讨之处。在第一种和第二种看法中，都提到了陶侃为武昌太守时种柳的故事。关于此事，《晋书·陶侃传》载曰：“侃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9]这里的记载比较简单，只是为了说明陶侃的“纤密好问”，《晋中兴书》载此也非常简单，只是为了说明陶侃的“明识过人”而已，并没有赋予“柳”与陶家有什么深层的文化关联。况且，《晋书》记载陶侃种柳也没有交代与汉代周亚夫的细柳营有什么联系，若说其“以存亚夫之意”，亦似牵强。至于以“柳”谐音“留”而谓取其毋相忘之义，则不知何谓，至少陶渊明时代还没有这种用法。而说“五”谐音“武”，以暗示“武昌”，再进一步引导出“五柳”暗示“武昌柳”，这就有过度阐释之嫌了。此无须多辨。

第二种看法中，除了所谓“武昌柳”之外，又从前代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用柳的文献依据，尤其认为潘岳《闲居赋》“长杨映沼”之句中的“长杨”与陶渊明的“五柳”最为相类。其实这两者只是字面意思上的关联，没有任何其他形式上的相似，更谈不上精神气脉的沟通，以此为据，适足自陷，实难自圆其说。此无足深辨。倒是第三种说法颇足深思斟酌。因为“五柳”之“五”，究竟是实数还是虚数，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将其解释为符合传统文化心理的虚数，在逻辑上虽不能证伪，也是可能说得通的。而“五柳”之“柳”虽与柳下惠的启示及影响有关，却并非直接相关。第四种看法尚需学者深思和讨究，论者的立足点不一，论证与结论皆尚须进一步斟酌。如上引邵文认为：“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等创作的传赞类文体，其传主不是陶渊明自己，更有可能是扬雄。”[7]应该说，模仿《圣贤高士传》或有可能，而仿自《后汉书》则不太可能。因为范晔撰《后汉书》始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左迁为宣城太守之时，成书时恐怕陶渊明已未必在世，更何况《五柳先生传》之创作或早于此。上引范文中也认为“《五柳传》的传主就是扬雄”[8]。

遍检陶渊明作品及其行迹，考察相关文献，结合当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我们认为，应当尊重最早的原始文献，《五柳先生传》确是“自况”，但却是以他心目中心仪的古代人物——扬雄作为原型的，而不是为扬雄作传。他以此为原型，结合自己的理想与愿望，使其成为一个理想化的人格类型。也就是说，“五柳先生”以扬雄为原型，而其精神风致与神韵气脉又不囿于这个原型人物，且又结合了陶渊明自己时代的特征，具有“当代感”。这个原型人物虽是汉代的扬雄，而其精神风致则更多地来自于陶渊明时代的隐逸风尚和时人艳羡不已的“林下之风”——尤其是嵇康的精神气脉。

二、扬雄——“五柳先生”的人物原型

《宋书·隐逸传》中对《五柳先生传》原文的记载并不完整，除了所载的“传”之外，原文中还有赞语。如果我们将《汉书·扬雄传》中的相关记载与《五柳先生传》进行对比的话，会发现两者在许多字面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①案：“传”文依《宋书》，“赞”语则依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1页。（《五柳先生传》）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10]3514（《汉书·扬雄传》）

对比两者，可以发现，五柳先生与扬雄在关键的性格与行为特征方面皆可一一对应，在读书态度与读书方法上，前者“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后者“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在安于贫贱方面，前者“不慕荣利”，“环者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辄尽，晏如也”，后者则“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在贫而乐道方面，前者“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后者则 “清静无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在好酒而常不能得之这方面，五柳先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而扬雄也是“家素贫，耆（通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从游学”[10]3585。

几乎在所有重要的性格特点上，两者都是类似的，甚至用词都是相同的。这一点，上述第四种看法中的几篇论文也都谈到。

当然，我们说五柳先生的形象是以扬雄作为人物原型而创作的，并不仅仅因为两者上述文字的相似之处。实际上，陶渊明在其他作品中也常提到扬雄，而且扬雄的形象也一直是安贫乐道而又嗜酒湛思的正面形象，还有曾经在作品中以扬雄“自况”的例证。

《汉书》本传记载扬雄恬于势利，好古而乐道，只想以文章留名于后世，不欲徼名当世，“用心于内，不求于外”，却为时人所忽。同时，扬雄嗜酒而家贫不能常得，或有亲旧知其如此而载酒从之。这种形象又几乎是陶渊明在实际生活中的翻版。萧统《陶渊明传》中就载有当时达人檀道济、王弘、颜延之置酒而招陶的故事，陶渊明自己也常在诗歌中写邻人亲朋置酒而招的事，如《饮酒》二十首其九：“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蓝缕茅簷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11]228田父设酒待之，劝其与世浮沉，却被他以“稟气寡所谐”的理由挡回，这也是史书上扬雄行为的再现。而《饮酒》其十八则是直接歌咏扬雄的品格，又借用了柳下惠的事迹，其云：“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11]245用扬雄之典，稍检《汉书》即可对应之。而“岂不在伐国”云云，则是用柳下惠的典故。扬雄曾以柳下惠自比，陶渊明又以扬雄自比，古今解陶者多矣，但将此分辨清楚的却不多，直到近代古直撰《陶靖节诗笺》，对《饮酒》其十八旁征博引，又仔细辨析之，方清楚陶诗的良苦用心。古直注曰：

陶（澍）注：“汤（汉）云：‘此篇盖托子云以自况，故以柳下惠事终之。’澍案：载醪不却，聊混迹于子云；伐国不对，实希风于柳下。盖子云《剧秦美新》，正由未识不对伐国之义，必如柳下，方为仁者之用心，方为不失显默耳。”（古）直案：汤注自况子云之说是矣，陶氏潜易其说，徒疑雄为莽大夫耳，不知汉魏六朝间人，视雄犹圣人也。……《汉书·扬雄传》赞曰：“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此诗首四句即隐括赞语，靖节以雄自况者亦在此。《汉书·董仲舒传》：“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此诗末四句本此。盖《法言》云：“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与？’曰：‘古者高饿显，下禄隐。’”姚信《士纬》曰：“扬子云有深才潜知，屈伸沉浮，从容玄默，近于柳下惠朝隐之风。”（《御览》四百四十七引）子云以柳下惠自比，故靖节亦即以柳下惠比之。《抱朴子》曰：“孟子不以矢石为功，扬云不以治民盖世，求仁而得仁，不亦可乎？”靖节称为仁者，亦当时之笃论矣。班固赞雄“恬于势利”，“好古乐道”，“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此岂肯言伐国者哉？不言伐国，从容朝隐，以希柳下之风，显默之际，窅乎远矣。靖节所以赞之曰：“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12]

这里，扬雄以柳下惠自比，在于其“朝隐之风”，陶渊明以扬雄自比，不仅是其安贫乐道的方面，几乎包括各个方面。

扬雄，或作杨雄，他以柳下惠自比，是否有“杨柳”并称不分的缘故，这已不得而知。而陶渊明以“五柳先生”“以自况”，却以扬雄为人物原型，在很大程度上，或恐正有“杨柳”相连并称的因素。《说文解字·木部》：“柳，小杨也，从木卯声。卯，古文酉。”[13]后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三十五中解释得更为清晰，其曰：“杨枝硬而扬起，故谓之杨；柳枝弱而垂流，故谓之柳。盖一类二种也。……又《尔雅》云：杨，蒲柳也。旄，泽柳也。柽，河柳也。观此，则杨可称柳，柳亦可称杨，故今南人犹并称杨柳。”[14]先秦时期已有“杨柳依依”云云，自汉晋以来，杨柳更是常常相连，人们甚至在作品中认为杨即柳，柳即杨。魏晋六朝时期的乐府歌曲《折杨柳行》也常常将两者并联，当时的人们甚至对于“杨”“柳”“杨柳”三者可以互称，如《南史·张绪传》载：“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长，状若丝缕。时旧宫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常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15]当然，这种隐秘的文化心理，陶渊明是否存在，我们也不得而知。但陶渊明确实在其作品中常用过与扬雄相关的词语，如其《劝农》中所云“儋石不储，饥寒交至”[11]35，便直接源于上引《汉书·扬雄传》中的“乏无儋石之储”。范子烨认为，所谓的“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所描写的正是汉代扬雄的境界，而为陶渊明所追慕者。他还用了不少篇幅论证陶渊明对扬雄的仰慕，包括其诗文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词语，得出结论说：“《饮酒》（其五）以‘南山’为纽带、为核心，便实现了诗人在精神上与扬子的对接与沟通，实现了处在不同时代的主人公角色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实现了自然和历史场景的转换与更迭，其自然、浑成，举重若轻的大家诗笔真令人拍案叫绝，瞠目仰视。”[16]无论此说是否可以作为定论，但自圆其说是完全成立的。至少，这也充分说明了陶渊明对扬雄这位前代哲人在生活态度、行为方式，包括价值观念上的强烈认同。因此，我们认为，五柳先生以扬雄作为人物原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五柳先生毕竟是陶渊明的“自况”，除了扬雄的形象之外，还带有陶渊明自己对古代圣贤形象的集中理解以及晋宋时期的文化特征。也就是说，扬雄是五柳先生的“形”，而其“神”则除了扬雄之外，还有陶渊明自己及其时代的价值选择。

三、希企隐逸风尚与林下之风——五柳先生精神风致的渊源

五柳先生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安贫乐道，陶渊明自己一生都在践行这一原则。他在作品中描写过众多的古代圣贤形象，如伯夷、叔齐、长沮、桀溺、孔子、颜回、原宪、荣启期、黔娄、老莱子、柳下惠、严君平、扬雄、疏广、疏受、郑敬，等等，大都是澹泊自守、用心于内的人物。其中，荣启期是他笔下常常歌咏的对象。《饮酒》其二：“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11]214-215《饮酒》其十一：“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11]232《咏贫士》其三：“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11]316云云，说的都是荣启期故事。

荣启期是传说中与孔子同时代的隐士，此人的具体形象虽然模糊，但在魏晋时期崇尚隐逸的文化氛围中，却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与尊重，甚至有些名士以其姓名为字号，如裴启字荣期，范启字荣期，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对他的赞颂，嵇康《圣贤高士传赞》《琴赋》，阮籍《辞曹爽辟命奏记》，皇甫谧《高士传》，左思《白发赋》，张敏《头责子羽文》，葛洪《抱朴子内篇·释滞》《列子·天瑞篇》，竺僧度《答苕华诗》等都曾引用其典，顾恺之还有《荣启期夫子》之画，陆云与孙楚皆有《荣启期赞》。陆云《荣启期赞序》曰：

荣启期者，周时人也。值衰世之季末，当王道颓凌，遂隐居穷处，遗物求己。溯怀玄妙之门，求意希微之域。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而歌。孔子过之，问曰：“先生何乐？”答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得为人矣，是一乐也；以男为贵，吾又得为男，是二乐也；或皆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是三乐也；夫贫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终也。居常待终，当何忧乎？”孔子听其音，为之三日悲。常被裘带索，行吟于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带索者何索。”遂放志一丘，灭景榛薮。居真思乐之林，利涉忘忧之沼，以卒其天年。荣华溢世，不足以盈其心；万物兼陈，不足以易其乐。绝景云霄之表，濯志北溟之津，岂非天真至素，体正含和者哉！友人有图其象者，命为之赞。[2]2055

这样一个一生穷困，却始终快乐的隐士形象，在魏晋时期得到不断的歌颂，自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所致。当时崇尚隐逸，隐士总被视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道德高尚者。与陶渊明约略同时而稍后的范晔在其《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便认为隐士们“或隐居以求其志，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彼虽踁踁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利者乎！”[17]对于当时的希企隐逸之风，论者已多，无须赘述。因此，对于荣启期等安贫乐道而快乐逍遥的隐士的歌咏，当然正符合陶渊明的价值选择。但荣启期毕竟是上古时期传说中的人物，没有扬雄形象的具体，只是在精神风致上给后人留下影响。而直接表达这种安贫乐道而又飘逸风致情怀的则是魏晋人一直艳羡不已的“林下之风”——“竹林七贤”徜徉林下的洒脱风貌与飘逸情怀。本来，“竹林七贤”只是魏晋之际以阮籍、嵇康为首的较为松散的名士集团，他们之间有些错综的交往，其中几人曾聚集山阳，有过短时间的“竹林之游”，但就是这一举动成为后来东晋士人无限追忆的画面。最为明显的表现自然是“竹林七贤”称号的流行。虽然，“竹林七贤”为何是指此七人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有些不解，但在东晋士人眼中他们就是得名于“竹林之游”。

《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刘孝标注引孙盛《晋阳秋》曰：“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18]726“故”字特意强调了“竹林七贤”名目的由来。从时间关系来看，“竹林七贤”称号是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后来“竹林七贤”取代“七贤”被广为吟咏恰好彰显了时人对竹林场景的偏好，而竹林游宴之事最终也就借助符号的指向性让人每每忆及。谢安假想他的伯父谢鲲“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世说新语·赏誉》）、济尼称赞谢道韫“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世说新语·贤媛》），都留下了遥想的痕迹。而“竹林七贤”语言本身的诗性又为接受者提供了解释的空间，所以在谢安那儿浮现的是“携手步林”貌，在济尼这里则是“林下箕踞”貌。从总体上来看，后者更具有典型性，代表了东晋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整体印象。除了孙盛《晋阳秋》及其《魏氏春秋》等记载可证外，亦可从当时的文学和绘画作品中窥见。

东晋中后期的湛方生著有《七欢》，文中“朝隐大夫”向“岩栖先生”说中都起馆等六事都没能打动“岩栖先生”，直至陈述最后一事：“是以抚往运而长揖，因归风而回轩。挂长缨于朱阙，反素褐于丘园。靡闲风于林下，镜洋流之清澜。仰浊酒以箕踞，间丝竹而晤言。”[2]2269这段话前面是在谈论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然后以此为依托表明要“挂长缨于朱阙，反素褐于丘园”，即辞官归隐。这几乎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其中“林下”“浊酒以箕踞”似可想见“竹林七贤”风貌。此时的“竹林七贤”也成为绘画的热门题材。根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东晋史道硕、戴逵、顾恺之等均绘有《七贤图》，这种风气沿至南朝仍不衰，不过这些作品均未能流传下来。今天考古发现南朝几座帝王陵墓中存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是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的版本。该画的线条技法、结构布局、整体风格与传世摹本《洛神赋图》十分接近，顾恺之又画有《荣启期》，因此有学者猜测这幅画的作者就是顾恺之。在这幅画中，树木与人物构成画面的主体，从人的视角而言，两者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林下”位置关系。从该画对每个人物均有生动的神态动作刻画（配合着旁边的姓名标识我们可以依次辨认是：嵇康弹琴、阮籍吟啸、山涛小饮、王戎舞如意、向秀冥思、刘伶嗜酒、阮咸弹琵琶、荣启期鼓琴）以及其他细节的处理，亦能看出画者对记忆逼真的要求，可见“林下七贤”于人们印象之深刻。当这种记忆取得图画形式时，它的传播也是更加高效的。当时涌现的大量类似作品无疑加速了士人对“竹林七贤”，尤其是“林下”图式的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砖画所展现的并不是紧密的七人集团，而是独立的七个林下之人。很大可能是受到墓室构造的影响（砖画分布在墓室左右两壁），所以树与人在同一水平线上交错排列，分成两组，又因为要讲究对称，所以加入了古贤荣启期。但从所着意的各个人物活动不同于“肆意酣畅”的笼统描述来看，似乎也跟人们对“竹林七贤”的认识回归理性有关。“竹林”或“林下”在东晋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可以说，至少在陶渊明前后，“竹林七贤”的确是“风誉扇于海内”的偶像式人物，且人们对他们的记忆总是愿意与竹林有关，“林下之游”已经成为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画面。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便当与此图式的启示相关。更何况，陶渊明对“竹林七贤”故事非常熟悉，且对嵇康赞赏有加。他生活的庐山文化圈中，刘遗民、周续之等也是隐遁而乐游的人物，释僧肇《答刘遗民书》曰：“君既遂嘉遁之志，标越俗之美，独恬事外，叹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尝不远喻林下之雅咏，高致悠然。”[2]2410这句话中“林下之雅咏”本指“竹林七贤”谈玄论道，此处用来比喻刘遗民好研佛理。陶渊明《扇上画赞》咏东汉初期隐士“郑次都”曰：“郑叟不合，垂钓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11]436

据谢沈《后汉书》记载：“郑敬字次卿，汝南人，闲居不修人伦。都尉逼为功曹，厅事前树时有清汁，以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木汁耳。’辞病去，隐处精学。同郡邓敬公为督邮，过存敬。敬方钓鱼於大泽，因折芰为坐，以荷荐肉，瓠瓢盈酒，言谈弥日。蓬庐荜门，琴书自娱。世祖公车征，不行。”[19]陶渊明诗句当是由此化出。关于“交酌林下”句，对照史书来看，“交酌”是实情，但“林下”却带有想象的意味。史书并未言及郑敬所处大泽有丛木，即便芰荷茂盛临泽而坐也难称“林下”。“林下”又是“竹林七贤”流行后才有的说法，所以这里的“交酌林下”应该就是基于脑海中“林下七贤”饮酒清谈场景而对历史不自觉的代入。这也能从后句“清言究微”中得到证明。

陶渊明住处有柳自是常景，《归园田居》其一云“榆柳荫后檐”，《蜡日》云“梅柳夹门植”，且诗人在诗文中常常描写坐立树荫或林下的体验，如“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坐止高荫下”（《止酒》），“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二首》其一），等等，那么某日诗人在五棵柳树下伫立或徘徊，在“林下”早已是脑海中固有观念下，“柳下”亦即“林下”，脱口而出“五柳先生”，这样的画面是非常真实的，符合诗人旷达率真的作风。更何况，陶渊明对“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非常推崇，有学者举了很多例证，说明陶渊明经常化用嵇康诗文，兹不复举例。而嵇康不仅是魏晋时期飘逸洒脱的名士代表，且自身也曾与柳树结缘，《世说新语·简傲》第三则刘孝标注引《名士传》曰：“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虽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啖，清言而已。”[18]766-767

如果说湛方生只是借“朝隐先生”之口道出自己理想而非实际的生活，《七贤图》表达对名士风度的希企抑或理想人格的寄托均停留在祖述“林下七贤”层面的话，那么在陶渊明身上似乎转换为自我的生命体验。然而，这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接受深化的过程。实际上，东晋士人对“竹林七贤”的接受从来都不是被动的，从他们更多地凸显“竹林”场景或“林下”结构而不是七贤任诞风度便可看出这是以士人心境为主导的接受。东晋中后期，在政局、地理环境以及玄学思潮综合影响下，士人普遍存在着山水审美情趣，无论言志还是抒情总是要与林薮发生关联。也就是说，“林下”实际是时人以竹林故事为本事而传达他们亲近的自然愿望。这从戴逵身上可见一斑，其《离兴赋》曰：“挟鸣琴于林下，理纤纶于长浦。回饯行于越江，送猗人于西渚。”[2]2249这是一篇感慨与友人离别的赋。写其与友人或林下弹琴，或长浦垂钓，不禁让人联想起嵇康“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20]的诗意画面，这两类意象也常常出现在晋人诗赋中。但作者这里并非将此作为想象中类型化的事物进行铺列，而是自我真实生活的写意。戴逵作为熟悉“竹林七贤”事迹并对他们报以理解的人，他的隐居生活与嵇康相似但又有不同。同样地，陶渊明林下沉思或者饮酒，我们也丝毫看不到模仿矫作的痕迹。就是因为他们口中的“竹林七贤”，主要借以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使是吟咏名士风流也是竹林之下风流。而融入自然，与山水为乐本身就是他们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所以“五柳先生”实际是陶渊明田园隐逸生活以及崇尚自然思想的反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五柳先生确实是陶渊明的“自况”，但却是以汉代扬雄作为主要人物原型而构成的理想化的一个形象，不仅扬雄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与“五柳先生”有着惊人的相似，而“杨”与“柳”并称不分或许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暗示。另外，五柳先生既是安贫乐道的隐逸人物，也是当时崇尚隐逸风尚的文化氛围所致，在刻画这个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时，陶渊明也不知不觉地将时人艳羡不已的“林下之风”带入其中，这便是“五柳先生”精神风致的渊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