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斯年

（苏州大学出版社，江苏 苏州 215123）

2017年11月22日晚上，我收到范伯群先生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

斯年、祥安二位：奉上外译《广陵潮》一稿，请二位教正。斯年兄的《向恺然》一稿写得很好，我当直接寄奉编辑部。我最近日益感到衰老，也想加紧完成这一项目，这是我答应出版社的最后一个任务，交稿后可还我自由之身，也可能就此搁笔了。总之再也不会答应接受新的项目了。

致礼！范伯群于11月22日。

信中说的“外译《广陵潮》一稿”，指的是他为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编著英文版《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史略》写的一篇中文底稿，我和祥安也承担了这部著作的部分撰稿任务。“还我自由之身”一语深深地唤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的年龄和所受的精神压力虽然不如他大，却也开始“感到衰老”了！11月25日读完《广陵潮》稿，我给范先生回了一封电邮，大意是说他太累了，希望千万别“赶”，务请多多保重！

12月3日午休时，听到女儿在书房接电话，突然“啊”了一声。问她“‘啊’什么？”回答支支吾吾。得知来电话的是祥安，我猜出了八分，马上追问：“是不是范老伯伯不好？”女儿见瞒不过去，告诉我：范伯伯11月24日就住院了，现已进入重症监护室。

次日，我和妻、女赶到医院去探望。

范先生上着呼吸机，戴着氧气面罩，不能说话，两手都插有输液的针管。霄岗走到右侧说：“爸爸，徐老师来看你了。”我说：“范老师，刚得知消息，来晚了。我正在做你布置的‘作业’——写姚民哀呢！”他抬起右手，伸了一下大拇指。我接着说：“收到你22日的信，看完《广陵潮》稿，25日写的回信，你没看到。你这是太劳累了！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休息！彻底康复之后，咱们再一起干！”他又伸了一下大拇指。霄岗说：“我爸福气好着呢！都有重孙啦！”这回范先生伸的是食指，轻灵地晃动几下，我仿佛看到他十分得意的笑容。但是，机器里传出的呼吸声十分沉重。医生、护士说：“范老师，你听他们说好啦！不要点头，不要动手，避免多耗体力！”我知道，即使不点头抬手，我们对他说话过多，也还是会增加他的体力消耗的，所以沉默地站在一旁。不能握手，就把自己的手伸到他的左掌之下，第一次发现：他的手是这样温暖、这样柔软！

医生、护士一边拔下他右手的针头，一边讨论是否施行鼻饲。范先生听到了，非常激动地摇动右手，表示坚决拒绝。我理解他的心意；觉得自己也该离开监护室，让他好好歇歇了。于是，走到右侧去握别，又一次感到他的手好温暖、好柔软！……

几天后，我分别给祥安、石娟打电话，他们都说范先生的心律有所趋缓。我们全家都以为这是好转的徴象，祈祷他转危为安。不料，接着传来的，却是噩耗！……

石娟告诉我：除鼻饲外，医生还曾考虑切开气管做插管，范老师也坚决拒绝。子女考虑再三，决定尊重父亲的意愿。对于不采取切开气管和鼻饲措施，有的朋友感到遗憾。这使我想起巴金……觉得范先生本人和家属的意愿都是对的。先生走得旷达而有尊严。

一、“两卷本”：廿年辛苦

第一次见到范先生，是1980年的秋末或初冬，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注《鲁迅全集》，他大概为编纂《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到北京出差。上班之前我去看他，找了一家早点铺共进早餐。餐后他一定要和我结算餐费、粮票，怎么也推不掉。我在北方呆得久，大大咧咧惯了，即使初次见面的朋友，这种小事也是不分彼此的，所以心里嘀咕：“这个同志，怎么这样较真？！”后来，他不知请我吃过多少次饭，我却回请甚少，还是大大咧咧。想不到的是，他竟先后给我下过三句评语：一是“带有浙东硬气”；二是“穷而不在乎钱”；三是“不拆台，肯补台”。其实还应加一句：“经常犯懒、犯傻。”

回到苏州，我参与了《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部分后期编纂工作，不久被任命为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是朱栋霖。随后范先生出任系主任，开始大抓科研，要求教研室讨论申报“七五”（1986——199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家觉得，必须报一个有特色、有竞争力的课题，提出的各种设想中就有鸳鸯蝴蝶派研究。记得朱栋霖说：你们几位编鸳鸯蝴蝶派资料，有了相当的积累；苏州又是鸳鸯蝴蝶派的老窝，这个课题既有优势，又有价值，值得申报，竞争力肯定强。教研室同仁一致赞成。大家初步达成以下共识：1.1949年后的《现代文学史》都是“新文学”的“史”，颇片面；2.它们又都是“斗争史”——都说鸳鸯蝴蝶派被彻底斗败了，其实却是“退”而不“败”，反倒大为发展，对此必须正视；3.“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目不准确，范先生特别强调：晚清、民国时期的通俗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现状比新文学作品更加全面、生动、深刻，它们继承传统而不割断传统，殆可视之为“中国学”，正如“二战”之后美国通俗文学/文化被视为“美国学”。教研室决定：以这些共识为基础，起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以下简称“两卷本”）课题立项的申报材料，并且一致推举范先生为项目负责人。

申报的具体经过现在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开过一次有外请学者、专家参与的论证会。会前，范先生要求按重要文类分别撰写几份史纲，提供会议讨论。我受命起草武侠小说史纲。参加会议的全部专家、学者记不清了，只记得有北大的乐黛云，因为她和汤一介先生都是武侠迷。她说：通俗文学影响最大的，无非社会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两大类。对于我们提供的几份史纲，她比较赞赏武侠小说史纲。

这个会大概是1984年开的，因为当年下半年或1985年初，范先生和我就带着几位研究生开始到外地去“海搜”资料了。我们考虑，苏州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离我们都近，而且已经初步“摸”过了，所以这次是由南京北上，经济南，到北京，重点查检通俗小说旧平装本的目录。每到一个图书馆，各人分担查抄几个首字笔画的书目卡，然后合并收存。范先生和我还抽看一些重要或罕见的书刊。记得南京图书馆的此类图书还堆在库房，没有上架；南大、南师大图书馆收藏的通俗文学作品很少。但是，我在南图的书目中见到南京《京报》社出版的王度庐的《风雨双龙剑》，十分惊喜，因为此前不知王先生在南京也出过书（后来知道还不止这一部）；又在南师大图书馆见到李定夷的《玉洁冰清》，为《丝绣平原记》之异名版本，亦颇罕见。在山东省图书馆或山东师院图书馆，见到孙了红主编的一份侦探刊物（不是《蓝皮书》《红皮书》），范先生和我都很惊喜：第一，出版时间很晚，大概是1949年；第二，主办机构是上海市警察局下属的侦察科（或什么处）；第三，开本不大，近似方形刊物。可惜查阅记录已找不到，刊名、主办机构也记不清或记不准确了。到达北京，住的是东中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地下室，早出晚归。去了北图，因为旧平装那时藏于柏林寺古籍部，因故不开放；皇城根的报库，因为全部藏报正在拍摄胶卷，也不开放。只在本部查到几种通俗小说目录。再到首都图书馆，它原是通俗图书馆，现在收藏的通俗文学作品却少得可怜。不过，见到一本《小小日报》社印行的王度庐的《红绫枕》，却是又一惊喜，王度庐与《小小日报》的关系，也是由此知晓的。此行除了抄得上述各馆所藏通俗小说书目外，最大的收获乃是确认上海图书馆真的是个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库。

此后范先生常去上海图书馆查阅书刊，我有时也和他同行。当年上海图书馆的通俗文学书籍依然封存在特藏库内，查阅要凭介绍信，而且只能坐在特藏部办公室里阅读，不得外借。两位馆员各掌一把钥匙，必须两人一齐到场，才打得开库门。好在那时的部主任萧冰如是我们的朋友；去得多了，馆员冯金牛等也都熟悉了。范先生还特别选个周末假日，请他们全体来苏游览一天，进一步建立良好关系。所以，上海图书馆特藏部对我们一直十分支持，直到后来范先生为撰写《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去查资料时依然如此。

后来因为行政事务繁忙，范先生不能长期脱身再去外地“海淘”，我就跑得多些。记得和祥安、哲声、方文去过天津；又先后和祥安、李彬去过上海，住下来查书——白天在特藏部看，晚上冯金牛他们网开一面，允许我们将未读完的书籍带回旅馆读，这是很大的“面子”。我又曾带陈子平等五位研究生往青岛查阅旧报，专门收集王度庐的连载小说；还曾单独往浙江省图书馆抄录书目、阅读图书。所有抄得的书目，又再加以合并，按序编成一册总目，每种书目后面都附注藏馆，以便需要者直奔目标。这份总目书写工整，可能是陈子平整理、抄录的，直到我调往出版社时才移交给汤哲声。这几位当时的硕士生又将总目制成卡片，收藏在教研室的书橱里，颇起过一些检索作用，现在早已散失。它们都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撰著发挥过支持作用，功不可没。与此同时，学术团队成员开始分别撰写作品论和作家论，陆续发表中间成果，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12册）（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就是这些成果的集成。范先生自己还先后出版了《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段时间里，范先生于1988年卸却系主任一职，得以集中更多精力用于运筹和推进课题的进展。我非常喜欢泡图书馆、坐冷板凳，正干得兴致勃勃，不料接到任命，去当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事先找我谈话，要求“多坐坐班”。于是告别冷板凳，去坐系主任办公室的热椅子，团队的科研工作也就参与得少了。1992年，又改任新建出版社的总编辑，这是白手起家、筚路蓝缕的活儿。我把手头的一些通俗文学资料移交给汤哲声，觉得自己从此要告别学术研究了。此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撰写工作已经提上日程，范先生还是找我商量体制问题。起初我比较倾向于“以时间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传统体制。范先生认为：通俗文学创作与政治的关系比较疏离，读者阅读趣味左右创作的力量很大，变化又快，很难划出继时性的周期，所以总体上还是采取“板块结构”为好；可以在每一“板块”中阐释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这样，就确定了七个板块加一份“大事记”的体制，于共时结构中蕴含继时阐析。因为我没有时间、精力投入撰稿工作，所以范先生让祥安和我一同负责“武侠会党编”。实际上我只提供了一部已经完成的分体史论集（即《侠的踪迹》）的底稿，与祥安商定对于此稿的取舍之后，由他补写其他各章以及前言，另请吴培华、方忠各写一章。这个“板块”的编纂和主要撰稿工作均由祥安鼎力完成。由此一斑，可窥全豹：在范先生的培养、统筹、指导之下，团队里的中青年骨干是很有战斗力的。

2001年1月，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两卷正式出版（因为工作量繁重，经再申报，获准延到“八五”完成），先后获得教育部颁发的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的“中国文学一等奖”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颁发的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之“优秀著作”一等奖。大概七八年后，范先生说：江苏教育出版社准备再版此书。他交给我一份复印件，是樽本照雄教授专为检索我们这部两卷本而编制的“索引”。这位日本学者的“史料学派眼光”非常敏锐，所编“索引”包括人名、书名、报刊名、社团名等一千数百余条，每条详列所见页、行，检索阅读极其方便。范先生让我将“索引”与我们原著的正文、注释逐一加以核对。这时我已退休，很高兴终于得到一个真正为团队做点实事的机会。核对之后，发现正文、注释中果然存在一些或错误、或前后矛盾、或不够准确的表述，又发现“索引”本身也存在某些问题，于是逐一做了订正和必要的文字加工。出版社方的章俊弟和周敬芝又作了进一步的编辑加工。可惜的是，2010年两卷本再版时，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收入这份“索引”。

从《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到《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两卷本再版，整整跋涉二十年！

再版之后的两卷本又先后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都是新闻出版系统的国家级大奖。吴福辉先生为颁发“王瑶学术奖”而给“两卷本”撰写的评语非常中肯、全面，见于再版本下册封底，这里就不引录了。

二、“插图本”：巍然巅峰

范先生是2001年退休的。他感叹道：倒是退下来之后，才得以集中时间、精力去蹲图书馆，真正专心致志地做学术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在查阅通俗文学资料时，便已注意收集相关图像。他说：到2004年，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以下简称“插图本”）的出版合同，又落实了经费，他的图像、书影收集工作才正式“上马”，所以经历了从“‘偶遇’到主动‘搜集’再到‘攻坚’”三个阶段。我大概是在第二阶段后期看到他的“战果”的。原来只晓得他跑上图跑得十分勤，某日在他的斗室里谈天，他得意地说：“我已收集到许多通俗文学作家的照片，还有许多期刊、书籍的书影，拍摄质量还挺不错呢！”于是打开手提电脑，放在床上，让我欣赏那些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照片。他又说，陈慎言的照片一直没有找到，问我有无线索。我想起在青岛查《新民报》时，见过该报预告连载“第一（著）名小说家”陈慎言作品的广告，上面附有作家照片。只是没记日期，不过，肯定是在该报登载王度庐小说预告之前，即1938年5月30日之前。根据这条线索，范先生托青岛友人翻拍到了这张照片。又是某日，范先生来到我家，谈起图像、照片，我女儿正在迷爱伦·坡，向他提供了一张坡的照片。遗憾的是，当时我把耿小的（郁溪）给忘了！——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开幕那天，我按张赣生提供的地址去访问九十多岁的耿先生。他住在女儿家，身体倍儿棒，思维倍儿敏捷。谈了大概两个小时，我给他（以及外孙女、女儿）拍了三张照片。那时没有数码相机，用的是彩色胶卷。这照片要是给了范先生，他一定会很高兴。

范先生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后记中说到杨义的《中国新文学图志》，李欧梵先生在该书“序二”里谈及“视觉媒体”，而我接到这部著作时首先想到的，却是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著的插图皆为绣像，即明、清版画，十分精彩，历史感非常强；范著的插图都是照片，包括作家肖像、原稿与手迹、代表作封面和插图、报刊创刊号照片、社会背景图片等，“视觉媒体感”即现代性极强，门类特别丰富。可谓各具特色，各擅胜场。

虽然“插图本”获得的奖项不如“两卷本”多，篇幅也不如“两卷本”大，但我认为“插图本”的质量和价值均高于“两卷本”。

首先，当然是由于“两卷本”作者多，“板块”并列，导致时间性表述上的某些重复以及文风、格调不够统一。而“插图本”属于个人专著（个人性乃是学术研究之本性），所以文气一贯、逻辑严密；以时间为经、作家作品为纬，体制规范，结构谨严，整体性极强。

其次，更重要的是范先生在“插图本”中开创性地解决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展历史周期如何划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范先生自己提出来的，他在“两卷本”的“绪论”里说：“通俗文学与时代有关，却与政治的联纽极为松散”[1]23，所以，“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就无法像现代文学史那样在时间上进行切块，如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等等之类，也没有像现代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清晰可辨的周期性，如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革命文学’到‘抗战文艺’之类的分界”[1]25。但是，在他提出的问题里，已经隐含着答案或寻求答案的思维起点，这就是：通俗文学的“潮”出自阅者心理。“插图本”顺着这一思维起点，终于科学地克服了近现代通俗文学发展进程划分周期的难点，这就是李欧梵先生在“序二”中说的：以“对印刷文化的大幅描述——上海的小报潮和现代（通俗）①按：引文括号内文字系笔者所加。文学期刊的三波高潮”[2]，构成通俗文学发展历史的“基础”。我则更倾向于将“基础”改称为“动力”或“动力机制”。这个“动力机制”由报刊主编、作者、读者三方构成，主编背后“隐藏”着出版商，而主编则能比较忠实地贯彻出版商的意图。商业行为的目的是赢利；通俗文学作者创作作品，既有满足自己“创造欲”的成分，也有卖钱维生的成分；大众读者购阅通俗文学作品则属精神消费。这个动力机制按照需求——供给法则、分配——交易法则和投资——赢利法则运行，推动通俗文学作品实现自己作为文化商品的特性和作用。新文学的动力机制与之截然有别，其中起主导、决定作用的，乃是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和先锋性。范先生以通俗文化的这几个“潮”为纲，不仅凸显了通俗文学有别于新文学的特质，而且从“动力三角”的张力和三种因子辩证互动的复杂关系来考析运行轨迹，清晰地揭示了近现代通俗文学从“游戏”到正格、变格之消长，从“都市乡土”到雅俗、中西之交融的发展进程，令人豁然开朗。

“插图本”对20世纪20年代电影热的论析很有启示性。范先生告诉我们，在考察历史现象时应特别关注矛盾的“联接点”。它存在于各种不同的、对立的文艺主体之间，集中体现着相关主体的“异”中之“同”，蕴含着互相转化以至共同创新的可能：鸳鸯蝴蝶派作家视电影为愉悦市民观众的好工具，左翼文艺家视电影为宣传进步思想的好工具，早期电影企业家视电影为赚钱的好工具；他们又都认为，使用这个工具必须讲求艺术性。于是，有“艺术性的工具观”，形成三股力量的“联结点”，促成三股力量的“大联合”，造就了中国早期电影的繁荣。这里讲的不仅是史实，更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

范先生在有关章节中还论析了书局老板沈知方和狄平子的“生意经”。从印刷文化市场的构成角度考察，正是这些有眼光的出版商及其企业，以调控、分配资源的手段，对“多元共生”文化景观的布局、平衡和稳定起着决定性的支撑作用。这又启示我们：“多元共生”首先是消除掉对中国现代文学图景的涂抹、扭曲、遮断之后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然后才升华为“历史哲学”。

三、“互文性”：开辟新局

又是某日，依然在他的斗室，范先生对我说，想把通俗文学研究扩展为通俗文化研究。此言大合吾意！因为我正在为中国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黎锦晖的《麻雀与小孩》进行“个人记忆复盘”（该剧文本、录音均未失传）。当年它不仅风靡全国乃至东南亚，而且曾经成为师范学校和许多中小学的音乐教材。1949年后，对黎锦晖的评价由褒到贬，经历过一百八十度的大起落，至今似乎仍未彻底“平反”。儿童歌舞剧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俗文学”，却绝对属于“通俗文化”。我还想起一件小事：儿时在老家巷口，常会见到一个名叫“xiǎoyáng”的经济警察（当时我认为他就叫“小羊”）醉醺醺地从小酒馆里晃将出来，脖子上挂着一把木壳枪，趔趔趄趄地唱道：“……木壳枪——开放——不响——哎哟——哎哟！……”后来查阅一种通俗文学期刊（刊名忘了），竟然发现这是当年上海滩流行的一出“时剧”里的唱词（可惜剧名也忘了）。上海演出的通俗戏剧唱词，竟迅速辐射到了浙东小县城里一个酒鬼警察的口中，通俗文化的伟力于此可见一斑！小事里蕴含着大道理：此类通俗戏剧是文明戏的余绪，不同于现代话剧、歌剧，直到1950年代，各大城市依然生存着演出这种戏剧的剧团，拥有相当多的市民观众。范先生后来又曾对我谈到他读《黑籍冤魂》的感想，说此类通俗小说反映当时的国情和民风，真是入木三分！我觉得他向通俗文化研究拓展的想法，正是当初把中国通俗文学视为“中国学”那个观念的“回归”和“提升”。

对于大型项目，范先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如前所述，“插图本”的酝酿始于1980年代，正式“上马”却在2004年，因为此时出版单位和经费得到“双落实”，没有后顾之忧了。这次“拓展项目”提上日程也是如此。他对我们说，市里给他拨了一项经费，想转给文学院使用，文学院却让他自己用。范先生由此想到：本学科的“第三代弟子”都已完成或正在完成各自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大多具有“跨界性”或“边缘性”，正好引导他们向“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这一领域扩展、深入下去。这样，除了经费之外，又有了一个由新生力量组成的作者群。至于出版单位，范先生已和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达成协议。“水到”了，“渠”也就可“成”了。

当前学术界有个“小热点”，即讨论学术研究要不要“领军人物”。一般而言，鉴于学术研究的个人性，确实是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的；但是，一个学术团队或一个大型集体项目，没有领军人物却是难以形成战斗力并创造出成熟成果的。范先生正是这样不可或缺、更不可多得的优秀领军人物。我一直称之为“帅才”，因为他不仅具有战略眼光和杰出的运筹、组织、公关能力，而且既亲力亲为，又善于用人。事无巨细，都逃不出他的眼底；边边角角，都处理得妥妥帖帖。至于这个课题的立项，更是渗透着他对“第三代”的关爱和期望，尤其令人感动。

记得为这课题开过三次会议，第一、第二次会议之后，十四个子课题的题目、作者都已基本落实，开始进入分头撰稿阶段。范先生不仅亲自承担“近现代转型期国情民风流变”一题的撰稿任务，而且关注各位作者的书写进度和难点，继续思考项目的全局性问题。有一次他打来电话，问我鲁迅观看电影《人猿泰山》的情况。我告诉他：“鲁迅是1933年看这部影片的。海婴则说父母后来带他看过全部续集。”我还给范先生发去一篇藤井省三写的专文——《上海时期的鲁迅与电影》。检索《鲁迅日记》，出现“携海婴”观电影的记载始于1934年9月4日看美国纪录片《降龙伏虎》（White Cargo）；而《鲁迅日记》第一次载“携海婴”观看的泰山系列影片，则是1935年2月16日的《泰山情侣》（《人猿泰山》续集；按，此片鲁迅和许广平已经看过，这次是专为海婴而去重看的）。①这里需要做个更正：我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结题会的发言里说鲁迅看《人猿泰山》时海婴还未出生，记忆有误。其实那时海婴已经4周岁了，但从鲁迅记日记的习惯分析，这次看电影并未带他同去。《鲁迅日记》又载，此前鲁迅夫妇还看过《泰山之王》；此后又看过《泰山之子》，但均未“携海婴”。范先生读了藤井的文章后又来电话，和我作了一番讨论。他认为：鲁迅基本不看国产片而爱看外国片，按其自述，主要是为了增加对于世界各地的见识；对于泰山影片，也不排除鲁迅欣赏人与自然经对抗而获得和谐、爱情这一积极主题及其表现。范先生又说，鲁迅在杂文里曾经谈及：“市侩”爱看泰山之类影片，着眼点是在“蛮婆子的蛮曲线”，也就是“性”；“正人君子”和“绅士淑女”则是一边大讲道学，一边偷偷欣赏“肉感”，偷窥“大腿文化”。鲁迅与市侩、正人君子、绅士淑女坐在同一个电影院里看《人猿泰山》，各自作着各自的“阐释”，这是很值得论析的一种文化现象。我则认为，这正是典型的“大众文化活动”，也就是各色人等同在一个公共空间里从事的文化活动。它是雅俗共赏、各取所需的；在一定条件下，也不排除互相交流的可能。现在回顾，范先生的上述阐析已经透露着他的“互文性”思绪：《人猿泰山》这一个案，涉及小说与电影的互文，母语文化与接受语文化的互文，不同受体之“阐释文本”的互文。把《人猿泰山》置于互文网络中加以考察，自足、自立的文学观念即被颠覆，就可获得多向度阐释的可能。在扬州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范先生提议把课题——作为成果的书名——正式定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这里应该包含着他上述思考的结论。“互文性”既是理论、方法，也是视角、视域。这一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全书的方向和贯穿思路；对每位作者，则从方法论上提出共同遵循的要求。这对加强全书的整体性也是至关紧要的。

2016年的夏季特别炎热。十三个子课题的稿件陆续汇总到范先生手中，他冒着酷暑逐一进行审阅、修改。稿件质量参差不齐，他曾对我“诉苦”：“每个人的稿件，看过之后我都先在电话上提出详尽的修改意见，然后退回。修改之后发回来的稿子，经常仍不如意，我得逐字逐句加以修改、润色，甚至局部还得改写。苦不堪言！”我受他的委托，审改过一章文稿，原稿基础虽然不错，但对他的苦衷仍然感同身受。而范先生，却没忘记向每位作者“预支”一笔“消暑费”——对他来说，每个第三代弟子都是“孩子”呀！这一细节又特别使我感动！

范先生常在他住处附近的一家“迪欧咖啡”约我们商量事情。记得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咖聚”，却是石娟在此请喝红茶——因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后詹丽女士要采访范先生，也想见见我。采访结束，大家起身准备离开，范先生却坐在沙发上没动，他说：“我一下子站不起来！”等他慢慢站起，由石娟搀扶着走到楼下时，范先生又说：“我得坐一会儿，走不动！”在路边的木凳子上坐了一会儿以后，他才拄着手杖慢慢立起。望着石娟、詹丽陪同范先生远去的背影，我心中涌起一股酸楚……

所以，当听到范先生病危住院的消息时，我冒出的第一个“直觉判断”就是：“去年的酷暑过劳，正是种下的‘远因’之一！”

“互文研究”两卷本的出版，标志着范先生为学术团队开辟了一个新局，也体现着他对第三代弟子无微不至的关爱。对于这部著作，祥安所撰《空间与市民日常文学生活——读〈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作了全面、中肯、深刻、周到的评论。相信“第三代”一定会在范先生开辟的新领域里继续探索，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对于英译《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史略》，范先生定下的书写原则是：每一篇都用“讲故事”的方法，向普通外国读者评介一位中国通俗文学代表作家的一部或两部代表作品。他已写就的几篇文稿，都显示着文本细读的深厚功力，对作品“消化”得特别好，特别善于取舍，善于在讲述中揉入评议。我愿认真学习，却很难学得到位。

范先生扔下这部未竟的书稿走了！我一定协助祥安完成他的遗愿，把这部书写完、写好，以此告慰先生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