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莉莉

那天她感冒、也觉得累，但还是在傍晚时分赶到了酒吧。初春时分的成都稍有凉意，她坐在酒吧院子的椅子里，看上去有些疲惫。

周围是忙忙碌碌、人来人往。

这是让她感觉“美好又厌倦”的酒吧主人的生活。

那晚酒吧举办纪念王洛宾的音乐活动，主持人说到了她的名字，人群里响起了掌声，还有零星的口哨声。

她朗读了自己的一首诗《终于使我周转不灵》。“既然是纪念王洛宾，得找一首与音乐有关的诗”，她这样想。

“我要修理我的灵魂

让它更骨感

我要抓住我的呼吸跑动

离开和回来”

她嗓音低沉，词语于夜色中的音乐声里跳跃着，就是一种诗意。

她穿行于人群中，试图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和需求。有人说看着这个美丽的女人守在这里，就觉得踏实。

酒吧叫“白夜”，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白夜》。翟永明1998年创办了它，起初是希望辞了职的自己依靠它能有尊严地去写作。20年的岁月更迭，白夜已成为成都的文艺地标。曾经的美丽“小翟”变成了通透的“翟姐”。它们共同构成更多元的成都。

她与白夜相互依傍的故事似乎告诉人们，写作者的另一种可能性。尤其是在城市蜕变的进程中，如何于坚硬的现实里捕捉诗意，如何让庸常的人生拥有浪漫和美好。

1986年，《女人》组诗的发表奠定了翟永明在当代诗坛的地位，随后《静安庄》的亮相让人惊叹翟永明诗品的“纯正”，近作《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也让人看到了她思想的沉淀和气魄。

从迷人的80年代走来，人们形容翟永明是那个时代的可人儿，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又如四时繁花，靓丽了整个文坛，成为众多诗人回忆录中最旖旎的一笔。她在中国诗坛被认为是一个神话和传奇。她的诗歌、容貌、情感，是神话和传奇的组成部分，被人们欣赏和珍藏。

写她独自从沼泽地里站起来，走出去

那时候就是阅读。童年时期读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进入以后，就恶补，这是翟永明那一代人成长的背景。她形容她的文学营养“很综合”。

大概16岁左右吧，也就是1971年左右，翟永明得到了一本残缺的《简·爱》。那是她第一次从一本书中读到一个女人的性别意识，第一次读到一个女人如何在爱情里追求平等。

“在我们那个年代，革命是唯一的主题，男人和女人的结合要讲究门当户对，这个门户指的是阶段、立场、成分。”虽然当时也有江姐、吴清华这样的女性形象，但她们是样板戏中的形象，高大，不食人间烟火，是革命的榜样，反而让翟永明感觉特别遥远。

虽然简·爱更遥远，因为那时候翟永明连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在哪里都不知道，但一个女性如何与不幸的命运抗爭，如何对一个身份悬殊的男人产生爱情，如何在感情以及命运中坚韧不拔，还是一下子把她给击中了。她突然意识到，女性的精神世界和男性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也不同。她在想，一个“贫穷、低微、不美、矮小”的女人，为什么把尊严与独立看得那么重？但也是简·爱的坚韧不拔，在沼泽地里的绝望挣扎，支撑着翟永明度过了下乡两年中最苦恼难忘的时光。

文革结束后，大概是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出版新的世界名著译本，当年翟永明看的那些缺头、缺尾、断成两截的书全都重印了。她看到了更多的文学风景。

诗人欧阳江河说，她有着惊人的创作力，创作从内省式的自我经验表述转向公众视界，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弱者身上，写出了《老家》《雏妓》等。

翟永明又多次读了《简·爱》。后来的再读，比之前超然，会从写作的技巧上，从文学史的重要性去评价它。“用今天的眼光看，结尾是个败笔。简·爱获得了遗产，看起来是门当户对了。之前两个人苦苦追求的精神上的平等似乎还得落到经济上的平等。”翟永明也知道，作者连自己的笔名都只能用男性的名字，才能出书，免不了有它的局限。但是她依然认为，那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小说，一本文学经典。

在她看来，事实上，直到今天，很多中国女性都没能真正超越那个时代的社会标准，比如女性幸福的标准，还停留在女人就得把自己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这个成功在翟永明小时候指的是成分有多好，现在指的是有多少钱，有多大权力，其实都一样。精神上的平等，心灵的自由，依然被忽略不计。“如果让我写《简·爱》的结局，我会写她独自从沼泽地里站起来，独自走向未来，而未来如何，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她的组诗《女人》，也是在这个意识之上创作出来的。标举“黑夜的意识”，就女性诗歌的发展而言，被认为具有开拓性意义，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建立起女性诗歌的话语体系。

时间进入了9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走入了极端化的误区，翟永明提出了新的写作形式，“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

诗人欧阳江河说，她有着惊人的创作力，创作从内省式的自我经验表述转向公众视界，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弱者身上，写出了《老家》《雏妓》等，“从女性意识出发，又超越了女性意识”。

她认为每个时代都需要诗歌，“只是跟任何时候一样，诗终归还是少数人的事情”。她还是手写的习惯，写好以后找人录入；也尽量让自己与热点事件保持距离。对于诗人食指与余秀华之间的互怼，她认为“因为没有诗意，才会形成热点”。“分析它，必须去看两个人不同的创作背景以及作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离开人，才有可能看见人群。”

清洗被污染的词语

回想成名的80年代，那是她那一代人的文学童年，她住的单间经常很多人来聚会，文学交流很多，“又开放又保守”。

她生得美，欧阳江河说当时诗坛认为“她是东方最美女诗人”。川籍作家洁尘说她就像是一朵艳丽的具有西班牙风情的花。摄像师肖全、画家何多苓让她的美定格在了他们的作品里。

单位是成都一个严谨的研究所，朋友却是诗歌圈摄影圈爱穿奇装异服的人。1986年是她的转折点，社会上征集诗歌爱好者开展改稿会，翟永明去太原参加活动，正式走上诗歌人生。

那时的成都，在诗歌方面具有极强的先锋性、探索性，是除了北京以外的另一个诗歌重镇。“这座城市很奇怪，不排外，虽然对本地的文化资源挖掘不够，但对新的东西关注、好奇。”

1990年到1992年，翟永明去了纽约。她形容那段时间如做梦一般，纽约成为她走进西方世界的第一个关口，也像一个杠杆，把她的生命撬动到另一段新的旅程，让她更客观地看待传统与现代，看待作为诗人的自己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

在纽约，翟永明没写诗，“好像被关上了水龙头”，但是回到中国，接连创作了很多首诗，诗风也发生了转变，她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在母语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写作。这些年来，翟永明说她一直在反思，中国的现实在改变，中国的诗歌也应有所改变。“我个人不喜欢重复，一旦重复了，我认为没必要再写了。”

社会对诗人有一个偏见，觉得诗人不接触现实，翟永明总要去纠正这样的想象。她强调说，诗人一样要食人间烟火，而且诗人可能要为人间烟火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因为诗歌不可能成为你生活的物质来源，所以你必须拿出更多的时间去解决你的生活问题。无论你有一个酒吧还是咖啡馆，麻烦事特别多，而且都不浪漫。但是你必须去做，你才可以写诗。”

写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但像诗歌最终也只有少数人可以看到。“诗人可能比一般人要敏锐一点，更愿意发现生活中的诗意。有很多词语应该是被资本或者其他东西污染了，诗人要把那些被污染的词重新清洗，让它产生比较新的意义。这是诗人应该做的事情。”

在纽约，翟永明没写诗，“好像被关上了水龙头”，但是回到中国，接连创作了很多首诗，诗风也发生了转变，她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在母语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写作。

不仅仅是通过出版传播，不同的作品也在进行新的尝试，比如《迷途的女人》被谱成曲，成为一首歌。她也会去参加《为你读诗》的活动，她读她写的《在古代》。在新媒体的作用下，更多年轻人念念不忘她的诗句：

“在古代 我们并不这样

我们只是并肩策马 走过十里地

当耳環叮当作响 你微微一笑

低头间 我们又走了几十里地”

新生代成为粉丝，她们感叹“原来是位女诗人”。她还是逃不掉“女诗人”的说法。

自1998年以来，从玉林西路到窄巷子32号，白夜酒吧20岁。对翟永明来说，经营其实很费力，“好几次都想放弃了”。经营最困难的时候，她去写专栏，写了一年，发现深深的不自由感，“还是好好把白夜经营下去吧”。这20年，白夜仿佛一个窗口，她透过它进行与日常生活的对视。“我是金牛座，会理财。”

区别于那些将她定格的作品，现在的她留着短发，她对摄影师说：“等我头发长长了，再请你来拍。”

她正尝试给人生做减法，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坚持每天都去酒吧，从家到酒吧13公里左右的路程，对她来说“有时太远了”。

2018年3月的生活还是被她安排得满满当当，“写作、看书、看病，还要去扫墓”。

对话翟永明：女性解放的路很漫长

南风窗：80年代中期，《女人》《静安庄》奠定了你在当代诗人中的地位，那个时间，大家以及社会对于诗的需求度，对诗意的向往与追寻，跟当下有什么不一样？

翟永明：人们对诗歌的认识和需求有变化。在80年代，大家的精神生活比较匮乏，精神寄托也比较少。再加上80年代也是刚刚文革结束，整个社会有一股反思的状态，所以就成为诗歌集中爆发的时段。现在呢，跟社会互动的办法有很多，可以去拍电影、写微博、写公号，对精神的追求和对社会的兴趣都细分化了。

以前被关注与现在被关注不一样。以前被关注主要是关注作品，你是男是女，你是干什么的，你的人生经验，都不重要。今天其实是粉丝文化，所谓粉丝文化就是说粉丝不是太关注你真正做的事情，也不会关注你的作品，他只是关注你这个人。

这些年，通过白夜可以看得到社会的变迁以及审美的变化。很明显的就是，关注诗歌的人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最早都是一些圈内人来参加活动，有聚会性质。大概从2005年开始，每次活动会来很多特别年轻的朋友，都是完全不认识的圈外人。你能感觉到，他们就是为了感受诗歌的气氛才来的，他们的参与感也特别强。

南风窗：20年前，酒吧文化不仅仅是在成都，在国内都应该属于比较先锋，曾经说白夜的经营给写作带来了视野上的不一样，想知道其中更多的缘起。

翟永明：9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转型期。80年代的诗人可以混生活，尤其在成都，因为这是一个闲散的城市。没有工作无所谓，你可以蹭饭。但是到了90年代就不一样了，眼瞅着商业社会就来了。我90年代初去了美国，对商业社会还是很了解，我知道混吃混喝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必须给自己找到一个经济的背景，讓你不那么没有尊严。虽然是在写作，但是自己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我也是不愿意的。

白夜是书吧、咖啡厅、酒吧的混合文化体，可以做活动。我在研究所的那几年做的都是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对我的心理创伤比较大，所以我就需要自由，可以自己控制。相比以前那样的体制内工作，我宁可选择商业，除了商业规律，就没有别的东西束缚你。

南风窗：女性意识实际上一直跟随着你的作品，请谈谈对于女性地位或者说女权的看法。

翟永明：在中国谈女权，好像是比较容易挨骂的事情，因为在中国女权已经被污名化了。如果在国外可能要好很多，因为西方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给女性争取到了权益，而且男性进入了这个运动，所以他们能够理解。

在中国，我认为没有真正的女性解放运动。我们只有一个跟革命有关的说法，随着革命的渐渐弱化，在今天社会中，最早的一些来自于封建社会比较强大的传统里对女性的一些歧视，又开始冒出来了。冒出来以后，大家就不觉得，为什么不觉得呢？实际就是你没有一个自发的女性解放运动，你对那些没有警惕，你还是去认同它，最后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这两年出现的女徳班就是一个例证。我觉得这事很可笑，这种东西出来就充分地说明我们其实真的从来没有解放过，就是革命给了你一个能顶半边天的幻觉，然后我们就觉得男女平等了，实质上真的没有，而且离得还挺远的。

但是由于比较强大的男性话语权，他又把女权主义给污名化了，一听说女权主义都谈虎色变。其实在传统的教育和传统的传承力量里，当一个贤妻良母，或者说当一个男性比较欢迎的角色的意识，根深蒂固。

现在包括一些女性知识分子，或者是很有名的女作家、女艺术家，都很怕把自己定位成女权主义者。因为定位了以后，意味着我就在跟男人作对，这是她们最不愿意的。因为可能某些人在这个社会上的名气、名望、定位，其实也是男人给的，所以她就不愿意跟比较强大的男性话语抗衡，这是比较显而易见的问题。

但是，如果女性知识分子自己都持这个态度，那么中国的女性解放的路真的是很漫长，而不是像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很平等了。

曾有一个女孩跟我讲，她认为男女平等了。我说你不能以个人的经验来说整个女性的状况，你是白领，你在你的公司里面看起来很平等，但是还有那么多底层的女性，她们受到的歧视是我们看不见的。拿招工来讲，90年代绝对不会要求女性的身高、外貌，但是现在成为一个取决的条件了。这一点你觉得它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