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

自古法家，或称申商之术。其实这申与商是很不相同的。商鞅改革是一场社会革命；申不害更多是操作技巧范围内的事。

从公元前359年到前338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改革。商鞅的改革注重制度建设，废井田，开阡陌，“民得卖买”；统一度量衡；奖励耕战，以农为本；提升国家军事能力；将秦献公时代的基层管理制度加以完善，提升了国家动员能力。这种深层次的全面改革，深刻地改变了秦国的社会结构，因而在商鞅之后，仍能够推行下去，终于成就秦国的统一大业。

商鞅通過一系列基础性全局性法制变革，对于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措施。相反，申不害的术，则始终关注于教导韩昭侯集中全部精力看住手上的“权力”。

申不害是郑国的“贱臣”（低级官员），韩国兼并了郑国，申不害也就成了韩人。在申不害之前，韩国的相臣都是公族（韩王的同族）担任，昭侯八年，任用申不害为相，改变此前专用公族为相的传统。“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竟“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诸侯无侵韩者”。

那么，申不害是怎么为昭侯重用的呢？公元前354年，魏国攻打韩国，申不害建议韩昭侯执圭朝拜魏惠王。古代诸侯朝拜天子才执圭这样的玉器，这种违反礼制的拍马屁行为，极大地满足了魏王的虚荣心。于是，魏国从韩国撤出了军队。为此，韩昭侯对申不害高看一眼。

申不害很会揣摩韩昭侯的心思。次年，魏国攻打赵国，邯郸被围。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派将军田忌、军师孙膑用“围魏救赵”之计，击破魏军，取得胜利，这就是著名的桂陵之战。赵国也曾向韩国请求救援，韩昭侯征询申不害的意见。申不害怕自己的看法不符合领导的意见，说自己要回家深思。同时，怂恿大臣赵卓、韩晁向韩昭侯主动提出对策。申不害从旁观察国君的态度。当他确定国君的倾向性意见后，才提出自己的策略。（《战国策·韩策一》）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申不害有一点才能，懂得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如对于魏国执圭朝拜），但更多的是察言观色的圆滑。

有一次，申不害曾向韩昭侯求情，请仕其从兄，昭侯不许，申不害就流露出不满。韩昭侯质问他说：你教我的治国之术，难道不是为了实际应用的吗？你教寡人说，要“修功劳，视次第”（按照各自功劳，来安排官员的职级）；现在你却私下向我求官，我是应该同意你的请托，任用你那位没有功绩的兄长，“废子之术”呢？还是“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请”呢？申不害连忙赔罪说：“您真是我要辅佐的君王。”此事尤其暴露出申不害自私的性格。申不害的治国道理，只是用来针对别人的。

商鞅被追捕时，由于他制定的法律十分严密，自己反而无法逃脱。《尸子·治天下》说：“无私，百智之宗也。”尸子名尸佼，是商鞅的老师。商鞅改革虽然被反对派所残酷杀害，但是，商鞅一生，确实没有像申不害那么多的私心算计，法术只用于别人，规则从来不针对自己的术家嘴脸。

《韩非子·定法》曾借问答的形式提出，申不害、商鞅，哪一家学说更为国家所急需？韩非子的回答是，这是不可类比的两种事情。就好像你在问，十天不吃，就会饿死；大冬天不穿衣就会冻死，你说，食物与寒衣，哪一个更重要呢？应该说二者都重要。

“术”与“法”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按照韩非在《韩非子·难三》中的理解，“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就是法律政令；“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综合考察臣下各种表现的手段），而潜御群臣者也。”可见，“术”是我们今天讲的领导方法、组织行为学方面的管理技巧。对于治国理政来说，二者都很重要，但是，申不害致力于琢磨驾驭臣工的操作技巧，虽然暂时获得了治理韩国的正面效果，却仍然难逃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命运。韩昭侯之后，韩国日益走向衰败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