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中国改革开放自乡村始，但40年来，乡村从来不是一个落脚点。它只是被安上了一根弹簧，把人和物弹向城市，也弹得自己精疲力竭。

一篇篇的“返乡笔记”，极尽渲染，却不过是验证“破窗理论”的另一块石头。

直到一个新词出现—“乡村振兴”。它在十九大报告中被提出，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具体化，又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被反复强调。

在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以城市为代表的产业实力、科技能力和资金意愿，已经足以反哺乡村；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全面小康”的攻坚阶段，这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之一。前者意味着，振兴乡村具备了现实条件，后者则表明，振兴乡村有强大的国家意志在支撑。

所以熟悉中国治理逻辑的人们，应当会乐观于乡村的未来，并且深信乡村崛起已不遥远。只是，即将站起来的那个乡村，可能不是我们曾经熟悉的样子。

乡村就像一首歌，从熟悉，到忘词，再到连旋律都变得模糊起来。而现在，它就要被重新填词。

“基本款”

乡村的振兴，无论是对于农民还是返回故土的农民工而言，都已经等得太久。久到一个问题成了问题：以后谁来种地？

数十年里，乡村基本上是一个被“抽血”的角色，资源、资金和人力资本，都以“虹吸”的方式流向城市。以至于乡村对于一般体验而言，是一个一直“凋敝”着的空间，而对于更大视野的研究者，则是“发展代价”的一部分。

年轻人离去，留下来的也对农业心不在焉，数千年来以经验传承为基本逻辑的乡村社会结构，早已改变。如今在乡村里已经很难找到能够独力完成某种作物从育种到收获的整个流程的年轻人。

所以，“谁来种地”显然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一种可以想象的回答是，用工业的方式来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工业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才能产生足够的剩余，从而让乡村的收入配得上“振兴”这个词。

它是合作的，人们不必要精熟于整个流程，而是在不同的职责岗位上各有分工；它是科学的，过去对于农时、气候、经验的依赖，都将转变为对技术的依赖；它是效率控制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民工作形态，以及农忙农闲周期下的生活形态，都将转型为“农业工人”的制度性作息。

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也许对于大部分农村而言依然是陌生的，但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有了一些示范。

2016年我在海南海口的云龙镇考察了一个凤梨基地，就是由企业投资，使用国有农垦地种植凤梨数千亩，作业机械化，产品包装工业化，农民工人化。

在这个农业项目里，有企业高管、技术人员、农业工人、营销队伍和金融人才，和现代城市工业的組织形式几无差别。工人主要是来自周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以“就地就业”的方式获得工作机会。单个的农户可用土地入股，然后经过规范化的技术培训成为持股员工，也可以自主生产，从龙头企业得到技术和金融指导。

由于投资来自城市，因而这样的农业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可以更有效地消除“剪刀差”。在海南，除了好几个凤梨基地，我还和一些水果种植户进行了交流，他们都是有城市生活经验的年轻人。除了用产品的高质量和独特性来获取高回报之外，他们对互联网精准销售的纯熟运用，也保证了产品不会由于信息不对称而被贱卖。

早已司空见惯的农业合作社，也遵从相似的运行逻辑，那就是把农业真正变成一个贯通生产、加工和市场的产业，并围绕这一产业形成一个互相搭配的服务生态。

如果我们把云龙镇的路径称为“生产型乡村”，那么普者黑就是“服务型乡村”，这两者应该是未来中国乡村的“基本款”。

“乡村振兴”不是一刀切，而要根据禀赋特点“对症下药”。也许“对症下药”这个词显得太过计划性了，事实上，每个地方适合怎样的发展路径，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去作出安排。例如在云南的普者黑，当地村民在过去几年里就借着《爸爸去哪儿》带来的热度，顺势发展旅游休闲产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如果我们把云龙镇的路径称为“生产型乡村”，那么普者黑就是“服务型乡村”，这两者应该是未来中国乡村的“基本款”。

“款式”不同，但本质走向是一致的—工业文化改造农业文化，最终实现城乡之间在文化逻辑上的统一。

组成乡村的人

这里说到的文化，不是文艺形式或娱乐方式，而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它包含三个层次：基础结构、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

基础结构主要是生产方式，就是前文阐述的内容，而上层建筑则是观念意识形态，它可能更加接近一般理解中的“文化”概念。这两者之间，间隔着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呈现出的疲惫或者“凋敝”，直接原因是乡土社会不完整，传统结构发生巨变，而现代结构又未能形成。社会完整，是保持乡村机体健康、功能实现和社会循环可持续必备条件。

下面我们就来思考，在上面提到的新的生产方式“基本款”影响之下，乡村会形成怎样的社会结构？通俗点说，就是乡村将由一些什么不同身份的人组成，这些人的相对位置是怎么样的？

农业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乡村里将会出现“老板”，主要是农业企业的控制者。也可能是一个农业个体户，因为他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密切，在流通关系上也是一个老板。

这一点在我的家乡已经非常明显，多年前就已出现了一些速生林的投资者，或者养殖场的主人，他们常年会雇用一些本地农民来帮忙打理生产事务；另外由于市场扩大，原来的小农也从粮食自足状态转变为以销售为目的的菜园主、果园主。

有老板当然就有工人。云龙镇的凤梨生产企业，常年雇用当地农民，农民经过职业培训和工作熏陶，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工人。普者黑的客栈旅舍、游玩项目，也有雇工需求。即便是仍然以小农身份为主的农民，他们也会根据农业的季节性，在农闲时节成为短期工人。

还有企业管理层以及技术人员，这些岗位对个人能力要求较高，因而从本地农民中转化而来的比例就比较小。其中可能有一些是从城市返乡的青壮年，具备本地乡土文化背景，但相当一部分则是异地而来的就业者，完全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

今年3月份，北大教授于鸿君就大学生就业问题，提出了“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这一说法，引来纷纭议论，原因可能是“上山下乡”唤起了一些人不愉快的或者痛苦的记忆。但平心而论，“乡村振兴”背景之下，一部分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将是一个必然趋势，而且将来他们作为一名职业农民，也不必因此承受對个人社会价值的怀疑。

此外，由于需求的存在，乡村还会聚集一批知识、金融、物流、市场、教育、医疗、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服务者，以及前来休闲消费的游客。逆城镇化还会带来一部分到乡村去安居的城市人口，他们可能是“回流”者，也可能是完全的陌生人。

在人的组成上，乡村将会变成一个半陌生人社会，甚至一个陌生人社会。我在2017年考察过“云南第一村”—玉溪大营街，其社会结构基本已与城市无异，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一起在其中谋生，这是早年发展与卷烟相关的上游产业的结果。不一样的是，今天的乡村工业更少依附于某个城市产业，而是在当地农业优势的基础上进行的产业延伸，具有更强的独立性，这是不同的时代背景决定的。

一言以蔽之，未来的乡村在社会结构上会变得越来越像城市。

更可掌控的命运

接着我们在思维上来到了最有趣的部分：在这样的产业基础和社会结构下，人会怎样变化？

农业的工业化，首先要实现人和物在价值评判上的理性化。

人力上，是按照市场价格来评判劳动力的价值。这一点由科层制去完成，即老板、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等不一样的身份，对应着明确的角色分工，以及不同的劳动报酬，同时在这个结构当中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流动机制。

而物的标准统一，则是把生产要素“格式化”，将它视作可以进行等价评判的对象，这样才能实现交换、流通。在过去的乡村环境，人们对自己拥有的资源的价值认识千人千面，难以调和，所以在乡村要实现合作非常困难。那些返乡的人才或回乡就业的大学生，熟悉城市规则同时又具备乡情基础，在这一点上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和物在价值评判上实现理性化，才可能产生工业效率，而工业效率会缩小人的活动范围。

在人的组成上，乡村将会变成一个半陌生人社会，甚至一个陌生人社会。

过去耕地的产出效率往往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所以人们会把周围的山林、湖泊、河流可以提供的资源以一种原始的方式用到极致，他们对周边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处处都有脚步踩出来的蹊径可通。而农民一旦成为工业环节里的一个劳动者，就不必熟悉整个农业流程，也不必掌握土地上发生的细微变化，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切都会在制度和技术的控制下自然结果；工业的单位面积高产出，也使得人们每天集中在一个小范围里劳动就可以解决生活问题。

在我的家乡，由于花卉产业和水果合作社的出现，人们就已对周围的草木变得越来越陌生。那些山野小径，都在渐次消失。

这导致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农民和土地之间，将从精神联系转变为工具联系，相应地，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将会转变为对科学的信赖。形象一点说，农民与土地，原来就像胎儿与胎盘的关系，现在则变成司机与汽车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从“靠天”向“靠己”转化，农民这一当代社会里受自然控制程度最深的群体，将更好地掌握自身的命运。

乡村之间在行为规范、观念意识上也会越来越趋同，因为一个揉入了相当部分陌生人的社会空间，必然要求简化接触方式。

过去乡村之间是相对孤立的，极端情况下，相邻的村庄彼此也有不同的口音、风俗、禁忌、审美以及对某种符号（如数字、颜色）的不同理解，并且期望得到尊重—所谓“入乡随俗”。但是一个融入了自由大市场的社会，将会自然砍削掉这些独特性，因为它不符合效率原则，知悉度太低的行为规则必然被淘汰。

基于同样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预期清晰起来。

以往的乡村相处，人们往往不需要把权利和义务说得太过清楚，因为那样太“见外”，彼此都觉得尴尬。比如甲要借用乙的物品、或占用丙的土地，谈到条件时往往会得到诸如“咱俩谁跟谁”、“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看着给就行”这样的模糊结果。尽管如此，甲事实上还是要去猜测对方的真实想法，猜测不准就会产生嫌隙。而在一个重视效率的社会里，清晰的书面或口头约定就变得非常重要。

新的乡村世界，会给我们提供一种规则的舒适度，用以取代人情的舒适度。后者其实也早已难寻，乡土的“淳朴”在多数地方都已变成一种历史情怀。故而，规则的舒适度其实是一种“净收益”。

尽管未来的乡村不再是我们熟悉的样子，但我们自身又何尝是自己曾经熟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