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2.金华广播电视大学，浙江 金华 321022)

孔子是我国最早也是最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学，广收门徒，号称弟子三千，“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1]666。在这些具有异常才能的杰出弟子中，子夏尤以“文学”见长。在古代文献中，散存有数则子夏学诗的零散记载，片段地描述了当年孔子教育子弟的生动场景。今天，通过分析、研究这些零散的记载，我们不难从中窥探孔子究其“精微”的《诗》教思想。

一

先看《论语·八佾》中的一则记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1]9

这则记载是说子夏向老师请教《卫风·硕人》中的诗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孔子没有从正面直接回答他，而是采用侧面开导的方法以绘画的道理启发他：“绘画先要有白底。”意思是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两句采用了白描手法，传神地描绘了庄姜顾盼自如的美貌。因为“素以为绚兮”是说庄姜的美貌“如画像之水墨白描，未渲染丹黄”[2]。

我们知道，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是主张实施启发式教育的，正如他在《论语·述而》篇中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1]25也就是说，当学生不是对某个问题苦思冥索而不得其解时，不去指点他启发思路；当学生不是通过深思熟虑而到达一种欲言而未能的状态时，不帮助他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正如朱熹所说的：“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3]那么孔子是如何“开其意”“达其辞”的呢？

孔子在此是采用“兴于诗”的方法来启发、诱导学生的。由于《诗》这种文体多采用赋、比、兴等表现手法，用精炼而富有音乐节奏的语言委婉地抒发情感，含蓄地表达意旨，所以，它一方面会给读者的阅读、理解带来一定的困难，但另一方面又给读者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理解和阐释的空间。而精通诗学原理的孔子是十分擅长根据诗歌的文体特征，利用诗歌意旨的隐微性、多义性，因势利导地对学生实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所谓“兴于诗”的解诗方法，一方面是指在解诗时采用引譬联类的运思方式，因小及大，由此及彼，联想引申，举一反三，去探求诗歌的意蕴题旨。另一方面则是指读者读诗的目的在于兴发自己的精神。在诗歌阅读过程中，应该使自己的思维、想象、情绪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自由联想、积极探求、主动发现，以求在伦理教化、道德修养方面得到启迪和感悟。

“绘事后素”的回答，就是孔子采用“兴于诗”的方法启发学生的一个生动的实例。乍一看，孔子的回答似乎有点不着边际。但作为孔子的高足，子夏显然已经听明白了先生采用引譬连类的思维方式对诗义所作的阐释。所以反过来他又采用同样的思维方法，根据自己在思想、品德修养方面得到的感悟请问夫子：“是不是说外在的礼仪应后于内在的品德修养呢？”显然，孔子十分满意弟子的回答，认为他不但领会了老师回答的意思，而且有自己独特的心得，立即予以热情的鼓励，赞扬他能联想引申，理解诗意。说：“商，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这句话也体现了孔子教学相长的思想。只要学生的话对自己有启发，他即能放下为师的架子从善如流。

二

孔子对学生实施诗教，不仅注意用“兴于诗”的方法启发学生领会某些诗句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道德意蕴，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通过刻苦学习，反复揣摩，深刻领会《诗》博大精深的内涵，真正达到究其“精微”的境界。因为在孔子看来，《诗》不但可以给人们提供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同时也汇聚了丰富的先人智慧与宝贵的历史经验，是具有崇高权威地位的文化典籍。所以他教育自己的弟子，要学好诗、用好诗，一定应通过刻苦学习、反复揣摩、深刻体会，透过它的表层含义，深入其里去开掘、把握其意蕴旨趣,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诗》的字面义进行解说，或者浮光掠影地停留于对其表层意义的一知半解。

《韩诗外传》卷二中就有一则孔子询问学生学“诗”体会，然后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教育学生学诗应该力求究其“精微”的记载：

子夏读诗已毕。夫子问曰：“尔亦何大于诗矣？”子夏对曰：“诗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弟子不敢忘，虽居蓬户之中，弹琴以咏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亦可发愤忘食矣。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夫子造然变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诗已矣，然子以见其表，未见其里。”颜渊曰：“其表已见，其里又何有哉？”孔子曰：“窥其门，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难也。丘尝悉心尽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后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见其里，未谓精微者也。”[1]287

子夏是一个在学《诗》方面下功夫较深的学生。看到他刚刚读完《诗》，孔子就问他对于《诗》在大的方面有什么体会。子夏从事、道、义三个方面作了概括性回答。诗歌所叙之事昭昭然如日月的光芒一样，灿烂得像星辰交错运行。前有尧舜治理天下的道理，后有三王开创天下的举措，这些他都牢记在心。由于诗中蕴藏着先王治理天下的原则与经验，所以，不管条件有多艰苦，他都会弹琴歌诗，咏唱先圣体现在诗中的道德风范。不管是人前人后，自己都会快乐地发愤学诗，达到废寝忘餐的地步。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子夏还进一步援诗作证：“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子夏所引诗句出自《陈风·衡门》，“这是一首没落贵族以安于贫贱自慰的诗”[4]367。所引诗句意思是说，横木为门，可以游逛休息；泉水盛大，可以充饥。诗句表现了作者以树为屋，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志向。子夏引诗的目的在于：表示自己和诗作者一样甘贫乐饥，有同样崇高的抱负和志向。

孔子听罢，愀然作色，面容骤变，为子夏学诗有得而欣喜。他觉得子夏现在已经有资格谈诗了，但子夏的学习还只是看到其表层的意思，还不了解其更深层的内涵。由于一旁的颜渊没有听明白，孔子又进一步打比方启发他们说，就好像从外面往门内窥探而不进门，又怎么知道它的奥妙究竟隐藏在哪里？当然，要知道好东西藏在哪里并非难事。他用自己学《诗》的体会引导学生，只有专心致志，深入其里，方能进入一种境界：看到前面有高耸的河岸，后面有深深的峡谷，身上感到凉飕飕的，一个人站立在那里。如果看不到它里面的奥妙，就谈不上懂得它的精妙细微之处。孔子根据自己的学诗体会，用登堂入室的比喻告诫学生学诗应“悉心尽志”，仔细开掘，方能尽探其中所蕴藏的奥秘。所谓究其“精微”，指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悉心领会、揣摩，来把握住先贤先圣蕴含在《诗》中的微言大义。

从这则例子可以看到，孔子教育学生一直是循循善诱，采用正面鼓励的方法的。当自己的学生在学习上取得一些进步后，他便会谆谆告诫他们不要满足于一知半解，因为学《诗》是终身的事情，应该“悉心尽志”，不但要破门而入，而且应登堂入室，悉心探究其“精微”之处。

《礼记·孔子闲居》中有一则关于孔子回答怎样才称得上是“民之父母”问题的记载，可谓孔子具体指导学生在学诗时如何实现究其“精微”目的最生动的例子之一。

子夏曰：“敢问《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子夏曰：“三无既得略而闻之矣，敢问何诗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威仪逮逮，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子夏曰：“言则大矣！美矣！盛矣！言尽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犹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子曰：“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无声之乐，气志既得；无体之礼，威仪翼翼；无服之丧，施及四国。无声之乐，气志既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以畜万邦。无声之乐，日闻四方；无体之礼，日就月将；无服之丧，纯德孔明。无声之乐，气志既起；无体之礼，施及四海；无服之丧，施于孙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其在《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齐。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是汤之德也。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其在《诗》曰：‘嵩高惟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令闻，《诗》云：‘明明天子，令闻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协此四国。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1]149-150

为了更好地了解诲人不倦的孔子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讲解、阐释、论述，从而使学生真正了解《诗》之“精微”的过程，在此，我们不妨运用话语行为理论来分析一下这则记载。

奥斯汀认为：“言即行。说话不仅仅是说些什么，它同时是实行某种行为。”[5]话语行为可以细分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取效行为”三部分。“他把合乎言语习惯、具有语法意义的完整的‘说出某事’之行为称为‘话语言内行为；在特定语境中，这个话语行为因社会‘约定’所履行的行为称为‘话语言外行为；‘话语取效行为’则指说话者说了什么之后，通常还可能对听、说话者自身或其他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5]

根据奥斯汀的话语行为理论，我们可以把孔子回答子夏何为“民之父母”的话语视为其话语“言内行为”，因为他的行为通过话语已经直接、完整地显现出来。子夏提问的诗句出于《大雅·泂酌》这首“歌颂统治者能得民心的诗”[4]830，诗句的字面义并不难理解。孔子在回答怎样做才称得上是“民之父母”的问题时，主要是从哲理高度来阐述家国天下与君子修养的关系的。他说，所谓“民之父母”，应该“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接着他又回答了什么叫做“五至”和“三无”。“五至”指志、诗、礼、乐、哀五至；“三无”与老子的思想有关，“无”表面上看是没有，但它的实质却是最大的有，是真正的乐、礼、丧。而孔子引《诗》所取之义，与真正的礼、乐、丧的含义应该是最接近的。

这里，值得关注的应是孔子在解释抽象的“三无”概念时引《诗》言说的内容。因为分析孔子引《诗》行为是在怎样的语境当中发生的，又是怎样根据社会“约定”来达到引《诗》明理的目的，正是对孔子引《诗》言说话语“言外行为”的分析。

孔子所处的时代，引《诗》明理是一种广泛流行的社会时尚。引《诗》者断章取义，听《诗》、解《诗》者则根据当时言说者的具体语境，充分调动自己的思维、想象能力，在相似、类比中理解、体会所引之《诗》在伦理道德方面可能蕴涵的意义。所以，引《诗》者如果能找到和自己思想、观点完全一致的诗句加以引用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万一没有，只要有相近之处，采用断章取义的方式引《诗》言说，听《诗》、解《诗》者也是能够明白言说者引《诗》的含义的。由于引《诗》者明理的行为是符合当时社会“约定”的言说规则的，所以孔子通过引《诗》来表达“三无”的内涵，实现帮助学生理解“三无”涵义的目的是能够实现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敢问何诗近之”的问话中“近之”的具体含义，虽然子夏没有进行解释，但我们通过分析所引诗句可以明白，“近之”应该含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在字面上相近；另一方面是指在意义上的相近。也就是说，只要言说之义与诗句的字面义或其本义有相近之处，就可大胆引诗为自己言说服务。所谓“近之”，其实就是孔子引《诗》言说在处理如何引诗问题时所持的基本原则。

孔子认为，“夙夜其命宥密”就是“无声之乐也”。也就是，所谓的“无声之乐”与“夙夜其命宥密”的含义不是相近，而是相同的。该诗句出自《周颂·昊天有成命》，“这是周王祭祀成王的乐歌”[4]942。既然是乐歌，自然和“无声之乐”的“乐”在字面上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另外，这首诗“通篇无韵”，“恐怕要通过音乐，甚至通过舞蹈方才体现出”[4]943它的美妙之处，所以说它“无声”也不是毫无道理。关键在于所引诗句意思是：朝夕经营，设置政令；能使政教宽大，国安邦定。孔子将君子勤政安民类比为“无声之乐”，虽听之无声响却可以使邦定民安，虽无乐而胜有乐，这不正是儒家仁政爱民思想在音乐上的反映吗？正如《淮南子·缪称训》所说的：“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施于四海”[6]。

孔子认为，“威仪逮逮，不可选也”就是“无体之礼”。同理，所谓的“无体之礼”与“威仪逮逮，不可选也”两者之义不仅相近而且是一致的。所引诗句中说的是“威仪”，在字面上自然跟“礼”是有关的。该诗句出自《邶风·柏舟》，“这是一位妇女自伤不得于夫，见侮于妾的诗”[4]61。所引诗句是说，我的态度容貌娴雅富丽，仪容美备，不可胜数。“逮逮”，《诗》作“棣棣”，娴雅富丽貌。所谓的“无体之礼”，应该理解为不拘形式或超越形式的“礼”。行这样的“礼”，当然会取得仪容美备、不可胜数的效果。可见，引诗割断了原诗语境，弃其本意，而是取其字面义来解释“无体之礼”，当然，子夏也是能够领会老师断章取义的用心的。

孔子认为，“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就是“无服之丧”。同理，所谓的“无服之丧”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两者之义不仅相近而且是一致的。所引诗句中的“有丧”在字面上与“无服之丧”的“丧”在字面上完全一致。该诗句出自《邶风·谷风》，“这是一首弃妇诉苦的诗”[4]90。所引诗句是弃妇表白自己在夫家睦邻的行为：凡是邻居发生了什么凶祸，自己都尽力救助。所谓的“无服之丧”意思是：有悲恻之心而无服丧之举。诗中的弃妇之举显然符合孔子的思想，虽然她的遭遇很不幸，但她对待邻居家丧事的态度却达到与“民之父母”同样高的道德水准。孔子在此取的是诗句的引申义，用具体诗例来说明抽象的道德准则。

接着，言犹未尽的孔子又解释了什么叫做“五起”“三无私”。这次，孔子生怕子夏不明白“三无私”的涵义，又主动引了三处《诗》进行解释。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齐。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引诗出自《商颂·长发》。“这是宋君祭祀商汤，伊尹配祭的乐歌”[4]1033，意思是说，商朝先祖听从上帝意旨，到成汤时一直如此。成汤降生适逢其时，明哲圣德，恭敬负责，与日俱进。久久不息祷告神明，敬奉上帝一片至诚，上帝命他做九州的模范领导。孔子随之对诗义进行了总结、归纳：“是汤之德也。”从引诗排列的顺序来看，引诗对应的是“天无私覆”。因为天有四季：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是她的教诲。在古人看来，帝王就是天子，商朝先祖一直听从上天意旨，所以孔子借诗句的引申义来喻示“天无私覆”的涵义。

“嵩高惟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出自《大雅·崧高》，“这是尹吉甫为申伯送行的诗。”[4]889意思为：嵩山是五岳之一，高大齐天。嵩岳降下神灵，吕候、申伯出生。申伯和吕候是国家栋梁。四国有难，为之蕃屏。天下四方，是它围墙。孔子对引诗之义也做了归纳总结：“此文武之德也。”根据文意可知，此处引诗对应的是“地无私载”。由于风霆雨露是地载神气，她通过化生的万物实施教诲。而引诗是说嵩岳降神才生下吕候、申伯，而嵩岳又是坐落在地上的高山，所以孔子借诗句引申义来类比“地无私覆”的涵义。

“明明天子，令闻不已”出自《大雅·江汉》，“这是叙述周宣王命令召虎带兵讨伐淮夷的诗”[4]910。诗句是召公平定江汉受赏后，作簋记事赞美周王的话语：勤勉的周天子，美好的声誉不停被称颂。孔子对诗句之义也作了阐释，认为这就是“三代之德也。”该诗句对应的是“日月无私照”，显然是从比喻义上来说明第三个无私的。因为周天子美誉天下传，所以他像日月照耀万物没有私心。

其实所谓的“三无私”说到底还是同一个意思：无私为民。孔子只是从天、地、日月三个方面来举例说明“凯弟君子”毫无私心的高贵品德，并不是说真有三种“无私”或说“无私”的涵义分为三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孔子引诗加以说明时，的确称得上是煞费苦心的。他分别从《雅》《颂》中歌颂三皇五帝的诗作里，找出与天、地、日月“近之”的句子来说明所谓的“三无私”。而在引诗明理时，孔子取义是灵活自由的，有时是取诗句的类比义、字面义，有时取其比喻义、引申义，千方百计实现自己言说的目的。而孔子在日常与弟子的对话中随时能娴熟地引用如此之多的诗句来阐明儒家修身治国的道理，其对《诗》的熟悉程度实在令人惊叹。

最后，我们应该讨论孔子引诗言说的话语“取效行为”，即孔子解诗说理，然后又引诗明理的言说，究竟对学生在思想、感情、行为上产生了哪些影响。

本来孔子回答学生的提问，对《诗》义进行阐释，应是一种富于纯文学意味的审美阐释活动。但由于习诗有得的子夏开口请教的问题不单单是如何理解一句诗的含义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有相当思想深度、且关系到“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并“和‘家国天下’社会机构息息相关”[7]的问题，所以孔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改过往言简意赅的回答方式，作了长篇解说。

尽管子夏所引诗句本身没有太多的文学意味，再加上无论是作为提问者的学生还是作为回答者的老师，都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从政教伦理的角度去理解诗句的意蕴的，所以其中所含的审美信息并不是很丰富的。但是，当学生反过来要求他引《诗》对自己过于抽象的回答加以说明时，孔子所引的诗句除了一首出自《颂》诗外，其他两首都是出自非常富有文学意味，且便于兴发联想的《国风》。而受孔子教育多年的子夏对《诗》又是相当熟悉并有较强的理解能力的，所以他不但因此听明白“三无”的涵义，在思想上得到启迪，同时也在情感上受到深深的陶冶，不禁由衷地感慨：“刚才说的真是伟大啊！美丽啊！壮观啊！”

看到自己的解说收到预期的效果，言犹未尽的孔子又引三处诗句诗来说明“为民父母”的君子还应该做到“三无私”的缘由。也许是由于被作为“民之父母”的君子所具有的“参与天地”的高尚品德所感动，同时也为老师的博学善辩所折服，更为所引《诗》句所描绘的动人情景所感染，孔子引《诗》言说的行为立马产生了极其感人的效果，子夏听毕一跃而起，恭恭敬敬地退到墙边站着说：“弟子能不接受老师的教诲吗？”

由于孔子连续六次引《诗》言说，教诲自己的弟子，使子夏既深入了解了所问《诗》句的义蕴，而且通过老师引《诗》明理的教诲，懂得了作为“民之父母”应该通达礼乐的本原，并从意志、《诗》、文化、音乐、情感等方面同步实施礼、乐的道德要求，不但感受到深刻的审美熏陶，而且在思想、情感上受到巨大的震撼和教育。这则记载应是孔子条分缕析地阐释《诗》义，引导学生究其“精微”，从而获得绝佳效果的典型例子。

三

孔子在诗教过程中提倡的这种究其“精微”的诗学思想，对《诗》的经典化和治《诗》的学术化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孔子本人是把《诗》视为“既承载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汇聚了先人宝贵的聪明智慧，又给当时社会提供了规范人们言行的道德准则，和指导人们进行思想修养的神圣文本”[8]。所以他教育学生在学《诗》时切忌浅尝辄止，满足于一知半解；而应深入其里，究其“精微”。正是在孔子究其“精微”《诗》教思想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学子竭尽心志致力于《诗》学、《诗》教活动中。也正是通过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努力阐释、解读，《诗》才一步一步地扩大了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一代代学人秉持究其“精微”的态度学《诗》、释《诗》的过程，也就是《诗》不断地得到人们的认可，并逐渐确立了其经典地位的过程。孔子以《诗》为教，阐释其中教化天下的深刻意蕴，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正是由于孔子以及继承他的衣钵的弟子们孜孜不倦地在引诗、释诗活动中究其“精微”式的研究，为我国先秦时期的《诗》学研究领域奉献了最早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使常常被人们断章取义式地引用的《诗》文本从此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孔子提倡的究其精微的《诗》教思想，对后代儒家学者研究《诗经》乃至于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诗学史乃至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司马迁所说的：“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9]406也正是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子夏毕生习《诗》并最终取得成功。据《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1]678《孔子家语》中也说：“子夏习于《诗》，能通其义，以文学著名，好论精微，时人无以尚。”[1]861

当然，孔子究其“精微”的诗教思想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是在释诗、解诗时过于注重探求思想道德方面的含蕴而忽视了《诗》的文学特性；二是由于过于讲求在诗中追寻微言大义，导致后来一些人在解《诗》时形成恣意破坏诗歌意境的完整性，一味机械地附会某种政治概念的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