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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全球治理思想的发展伦理意蕴

2018-04-03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5期
关键词:发展

(1.上饶师范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江西 上饶 334001;2.上饶师范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 江西 上饶 334001)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仍是最大的时代主题。然而诚如习近平所说:“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1]147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倒逼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全球治理变革趋势朝利好的方向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就如何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提出了许多新思维、新主张。这些新思维、新主张,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新时代全球治理的“中国声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强调发展是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钥匙

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引用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的一句经典名言描述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指出,“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地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2]。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的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推进,人类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同时也面临着世所罕见的发展难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金融问题、政治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核安全问题、能源安全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难民问题等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特别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原有的国际秩序的弊端日益显现,越来越不适应世界新的发展实际,世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如果不改革现有的国际运行体系,这些问题不仅永远无法解决,而且还很可能再让世界陷入困境、甚至新的战乱。

国内有学者指出,冷战后不断涌现的全球性问题至今得不到有效解决,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全球治理失灵。而从根本上讲,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之所以失灵,则是因为陈旧的治理规则(制度安排)以及严重滞后的秩序理念已经无法适应世界政治经济的新情况新变化[3]。因此,全球治理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4]。

然而我们认为,对于全球治理失灵还应当从发展伦理的视角进行考察。全球治理失灵,恐怕不能完全归结于陈旧的治理规则(制度安排)以及严重滞后的秩序理念,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发展不平衡、不公正的问题。正因如此,习近平强调,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

习近平向来高度重视发展的重要性。从国内来看,习近平始终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强调发展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只能由发展来解决;从国际来看,习近平认为发展是突破摆在全球治理面前的道道难关的唯一钥匙。“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5]这既是基于对全球治理价值目标的深入思考,也是对全球发展价值目标的深刻反思,人人能过上他热切向往的美好生活,不正是全球治理或者说全球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吗?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全球治理即全球发展。发展问题解决好了,治理难题也将迎刃而解。

二、强调共同永续发展才是好发展

发展,是破解全球性挑战的钥匙,当然也是人类世界的永恒课题。然而前人在解答这个永恒课题上,却并未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展现在人类面前的是这样一幅生存与发展困境图景:发展与生态危机共存,自然家园遭到破坏;发展与发展‘代价’伴生,和谐社会家园难建;发展与发展‘异化’同在,精神家园逐渐荒芜。”[6]69这些足以表明,过去的人类发展出了问题,全球发展陷入了“失衡”“失序”“失范”的困境。而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价值观的问题,这迫使人类不得不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根本性问题,即发展的价值问题:发展为了什么?什么样的发展是好的发展?对于这一价值性问题,习近平在国际社会上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给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回答*参见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2015年9月26日)等。,即“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尊严和权利”、发展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

然而就目前来看,正如习近平所说:“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2]言外之意表明,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的发展显然不是好发展。这和发展伦理高度契合。发展伦理认为,发展应该从属于美好生活,而美好生活的普遍因素有三,即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和自由。然而由于全球发展失衡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为人类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蒙上一层阴影,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仅如此,对于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来说,美好生活的三个普遍因素随时都面临着被剥夺的威胁,因而也就成为一种奢谈。曾任波士顿大学世界经济发展所所长的斯特里顿认为,“发展应该被重新解释为对今天世界上的主要祸害: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的进攻。从总增长率来衡量,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从就业、正义和消灭贫困看,它是失败,或者只不过获得了部分成功”*转引自林春逸《发展伦理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81。。

特里斯顿的断言依然适用于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以生存看待发展,还是以尊严看待发展,抑或是以自由看待发展,当前的人类发展都只不过是获得了部分成功。全球贫困问题依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最大绊脚石,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尽管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印度等亚太地区国家在脱贫、减贫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全球贫困人口已大幅下降。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贫困和共同繁荣》报告显示,极端贫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35%降至2013年的11%。即便如此,到2013年,全球仍有7.67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7]。对这些人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仍然是一种奢望。记得习近平在当选为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之际,向全中国人民许下承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8]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共同愿望。也正因如此,习近平后来又提出中国梦既要造福于中国人民又要造福于世界人民,提出了要同世界各国一道,为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永续发展而努力奋斗。

“共同永续发展”,是充满发展伦理意蕴和富有生态智慧的发展价值观。这一全新的发展观的核心是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讲它是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发展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智慧处理国际关系,应对全球性挑战,着力全球治理变革的理论成果,是科学发展观在全球发展层面的2.0版本。

三、强调全球发展公正

前文提到,全球贫困问题是阻碍人类发展进步的顽疾。然而在全球贫困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加深刻的发展难题:财富的不平等导致贫富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极端贫困的对面却是极端的富裕和奢华,在富裕的欧美地区国家与极度贫困的亚非拉地区的人民的生活胜似天堂与地狱之别。这样的数据不胜枚举。随着全球性发展问题的不断凸显,全球发展不平等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德里克曾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对于全球化的异常欣喜却掩盖了社会和经济的实际上的不平等,这不仅是过去留下的东西,同时也是新发展的产物。”*转引自林春逸《发展伦理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50。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用翔实的数据证明了21世纪全球发展不平等在不断加剧[9]。施瓦布先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有可能扩大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10]。可见,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不公正,而如何解决这种不平衡、不公正状态成为当前全球治理变革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指出,“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11]。

争取公平的发展,坚持平等原则是前提。习近平始终强调平等的重要性,并将其看作是全球治理的伦理基础。他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在全球治理问题上,“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11]。

长期以来,尤其是在冷战思维下,全球治理遵循的是“弱肉强食”“胜王败寇”“赢者通吃”等丛林法则。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优劣论”“西方中心论”始终占据主流,在全球治理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牢牢把控着话语权和决策权。世界上其他的弱国、小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遭到无视甚至剥夺。因而推进全球治理变革,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摒弃这种思维,打破国际事务话语权和决策权的垄断。为此,习近平提出了一种新的文明观,即平等的文明观,他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12]。也正因如此,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权利都不应遭到无视甚至是歧视。发展伦理强调整体真正发展,如果把全球发展看作是整体发展,作为发展主体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平等的,平等享有发展机会、平等参与发展过程、平等享有发展成果。

除了代内公正,习近平还重视代际公正。他指出,我们不仅要对同时代的人类负责,还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习近平始终心系下一代人的发展问题,不仅要为我们这代人努力,还要为下一代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尤其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为此必须由世界各国共同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努力维护全球环境正义,积极践行“以自然为中心”的“绿色正义”,为了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必要的时候宁可牺牲自己一定的分配正义,赋予自然界“得其所得的正义”[13]。所以习近平强调:“《巴黎协定》符合全球发展大方向,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共同坚守,不能轻言放弃。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必须担负的责任!”[2]

四、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在习近平看来,共同发展的核心在于实现共享。“共享”在其本质上对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净胜财富的平等拥有权利的要求,是对特权与私人独占的一种否定意识[6]239。体现在全球发展层面,就是要“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2],要反对通过强权攫取经济全球化,反对只顾自身利益,在发展过程中“吃独食”,尤其是要杜绝以牺牲他国利益来换取本国利益,共享关乎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伦理概念,是一种倡导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信任、相互关爱、共享美好生活的发展伦理情怀。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共享?习近平指出合作共赢是唯一路径,“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14]。这里的事指的正是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实现大发展(人类发展)、好发展(共同发展)、长久发展(永续发展)。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处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11]。据不完全统计,在习近平国际讲话中,“合作”一词出现的频次高达100多次,而“共赢”一词也出现了数十次。可见习近平对合作共赢的重视。而且在习近平看来,合作共赢是适用于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全球发展诸领域的普遍性原则,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

习近平始终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性,要实现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普遍团结一致,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前提。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也就意味着彻底摒弃“你赢我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反映的是上个世纪的国际发展形势,已经不能也不应当成为主导当前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思维、理念。习近平指出,“目前,世界历史的发展正在产生新的趋势,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11]。在这种利好的演进趋势下,利益和朋友获得了可以更好地共存的条件,一国的发展将不需要以牺牲另一国的利益为代价才能实现,相反,一国利益的增长也可以带动其他国家利益的增长,而这里的朋友,当然指的是平等互助的“伙伴”关系,而非利益捆绑的“同盟”关系。

习近平始终强调建立和完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伙伴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顺境中共享盛举,更在于逆境时携手前行。”[15]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大背景下,所谓“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都没有处理好国与国关系,反而带来了矛盾、激化了局势。究其原因,在于其提倡“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政治法则,即便是“道同”也是“同而不和”的利害关系,即利益目标相同时和睦共处,利益冲突时便反目成仇。而伙伴关系的核心理念是“和而不同”,是“平等相待而不是居高临下,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贬损,彼此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16]。伙伴是对全球治理行为体关系的一种定位,“行为体可以通过建构伙伴关系形成一种集体身份,共同应对全球所面临的挑战”[3]。积极发展伙伴关系是新时代全球治理变革的必然选择,这要求世界各国都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习近平对共享共赢的倡导,同样充满了发展伦理意蕴。发展伦理强调普遍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共赢。团结合作,既是出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被动选择, 也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动选择。从长远来看,世界范围的发展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全球团结合作能否达到最优化。但是, 国际团结成为可能面临着巨大障碍。如果人类不能根据世界平等而根据谁先占有或谁有更大政治影响来分配资源,取得信息和决策权,那么普遍团结就很难达成。而且真正的团结只有在很多冲突之后才能获得。同时,普遍团结需要把革新和风险最佳地结合起来,确认社会各创造力量的团结利益。

总之,在全球治理变革的拐点上,利益共享、合作共赢是唯一方向,作为参与主体的每个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把本国利益同他国利益结合起来,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以共赢取代独占,取代零和博弈。

五、强调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

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谋求全新的全球发展格局,当然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有能力而且也有责任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并担纲重要角色。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事实上,中国正逐渐从参与者、跟随者向发起者、引领者转变。为此,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两个引导”,“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中国扮演的正是一个“引领者”的角色,全球治理主题和议题的设置以及会上提出的中国方案无不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获得了广泛认可,必将实质性地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扩大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

就目前来看,中国有能力做全球治理的引领者之一。比尔·盖茨指出,“中国正成为全球发展领域的领导者”,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也认为,“在一个极不平衡的世界里,中国支持联合国,支持在多边国际合作中实现多赢,中国正成为一支保持平衡的力量”[17]。但如何做一个好的引领者,是摆在中国面前最大的问题。一直以来,美国充当着全球治理的绝对领导者。然而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推行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逻辑,引发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反感乃至厌恶。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很多国家希望有一股新力量来改变现有的僵化的国际体系,中国的崛起逐渐引起普遍关注并给全球治理的未来带来曙光。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国的崛起,国际上既有赞许的目光,也有质疑甚至诋毁的声音,“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甚至有人“将中国梦曲解为强权梦、扩张梦、霸权梦,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1]35。中国能否摆脱美国的影响,能否跳出“国强必霸”的逻辑,避免重蹈覆辙,全球治理变革成败决定性因素之一,自然也就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在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问题上,习近平同样表达了富有发展伦理情怀的态度——“有能力但不任性”。中国要成为全球治理的优秀引领者,必须获得国际社会最大的认可和支持,要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同,就必须在“应当做”的方面有更多作为,而不是在“能够做”的领域为所欲为。诚如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专家黄靖说,中国当前奉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础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转引自杨智勇、林春逸《21世纪中国外交的国际发展伦理抉择》,《党政研究》,2016(1):78。。

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18]。“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精准地概述了中国参与乃至引领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承担国际发展责任的“度”的问题。中国力量到底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多大作用,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发展道路。为此,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18]。

然而能力与责任是统一的,能力越大,也就意味着责任越大。发展伦理尤其强调责任原则,强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弱势群体的责任。体现在国际层面,就是要求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落后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施以援助之手,努力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疾病和灾难等,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诚如阿马蒂亚·森所说:“我们的责任感并非只适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痛苦(虽然那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可能一般地适用于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并且我们有能力帮助减轻的痛苦。”[19]284正是出于这样的责任感,自成立以来,新中国一直积极践行着对世界贫困地区的责任,“6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宝贵生命”[5]。随着中国自身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还将不遗余力地为世界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为此,习近平在南南合作圆桌会议上明确提出未来五年内中国将通过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基金,通过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度,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等一系列实质性的举措,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六、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发展不平衡、不平等、保护主义和缺乏动力”等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现行的全球治理体制已无法适应人类共同永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全球治理变革乃大势所趋。然而全球治理关乎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关乎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因而这种变革正如习近平所说的,“不是推倒重建,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应围绕发展为主线,通过加强团结合作,通过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的共享,不断接近共同永续发展的最终价值目标。我们有理由坚信,作为一个有能力且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使其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势必会为全人类的发展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正如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题为《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中所承诺的那样: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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