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师范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江西 上饶 334001)

上个世纪20年代，李普曼在《舆论学》名篇中对传播问题进行考察时提出了拟态环境这一范畴。在大众传媒日渐发展的今天，拟态环境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融入到了人类的生活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拟态环境的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几乎未见从拟态环境角度来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问题的。故而，笔者试图在疏解拟态环境理论的同时阐述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带来的困扰，继而给出在拟态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思路。如是，不仅拟态环境研究会因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得到视阈的彰显，而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一、拟态环境理论的基本立场

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工具意义上的媒介已经全面地镶刻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越发地依赖于媒介。没有媒介，生活将会怎样？这已成了我们的座右铭。特别是在现代更是如此，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大量信息的侵染，但是，我们却无法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有效的判断，于是，人们可能会根据媒介提供的素材来进行事实真相的澄清，这样一来，我们往往会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看成是真实的信息。换言之，我们不仅通过现实接触来发现事实，而且也通过媒介来了解事实，发现真相，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

的确，还有很多人没有受到媒介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1)媒介必然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一个人的收入情况对于他同外部世界的接触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有钱，他就能够克服几乎所有的交流障碍，他可以旅行，购买书报，把世界上几乎任何已知的事实纳入他的视线。”[1]37(2)个体收入程度或消费观念对媒介的支出有重要影响。如在一个农村家庭，由于传统观念、收入水平、年龄差别的限制，其消费支出更多用在吃穿住行上，而对网络媒体以及平面媒介的支出会相对缩减甚至没有。(3)还有人根本对公共事物没有兴趣，“他们对于人类舞台几乎一无所知，既不想上台表演，对台上的表演也不感兴趣。他们的问题并不是接触外部世界。众多的兴趣领域在等待他们探索，但他们却不想进入”[1]37。但即使如此，在网络融合背景下，我们几乎无例外地受到了媒介的广泛影响，已经有相当部分农村将国外的节日作为重要节日来对待就是证明。当然，必须承认，有时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发生的，也可能是非亲历者所能看见的，甚至可能是“二次影响”*所谓“二次影响”就是指个体在接触网络或者平面媒介的信息后，信息进行再次传播的过程。这种情形数量不在少数，比如个体在获取信息以后的一次同学聚会或者短暂聊天过程中将此信息进行传递的过程。，但的确媒介的影响正在并且继续发生。

媒介发现的事实是真确的事实么？未必如此，拟态环境理论对此进行了揭示。在拟态环境理论看来，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和认识必定包含了人们的想象。在大众传播还没有广泛铺展的时期，由于人们受到了实践范围和认识能力的限制，那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更多的是直接性的。但随着人类认识与探索世界能力的增强，受众对世界的想法不再仅仅依赖于直接性经验，而有相当部分来自于大众媒介制造的拟态环境。“回过头来看，对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可以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递给我们有时快，有时慢；但是，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作现实环境本身。”[2]什么是拟态环境呢？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3]。

不可否认，拟态环境渗透着虚假成分，但它却构成了人类交流的重要方式。人与人之间需要进行交流，在熟人社会，人们一般会面对面的交流，但随着陌生人社会的到来，间接性交流成为常态，而间接性交流往往将虚假性渗透其中。“我们对虚构和象征的首要关注，是忽略它们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价值，只把它们看作人类交流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10拟态环境之所以存在虚假成分是因为：(1)语言的差异与理解的不同。语言不只是在以往，就是在今天也决不是完善的表达工具，“由于所有的名词都是用来表示概念的，而所有的情感又都是概念，所以当我们对同一类事物的感受不同时，就很难避免名词方面的分歧。因为我们所感受的事物的本质虽然相同，但由于体质结构的不同和意见的偏执使我们在接受时发生差异，所以便使每一种事物都具有我们自己的不同激情的色彩。因此，一个人在推理时便注意语词；它在我们关于事物本质所构想的意义依然还会具有说话的人的本质、倾向与兴趣所赋予的意义”[4]。(2)有时候，事件不可能获得真实的重现。对一个事件，即使亲历者也不可能对其进行完全真实的还原，目击者也是如此。“即使目击者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在再现事件的全貌。因为经验似乎表明，他本人会对事后减弱了的现场印象做些添枝加叶的处理，实际上，更常见的并不是他凭想象去描绘一个事件，而是对它进行改编。似乎没有什么事实仅仅是被有意传播。绝大多数事实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了有意加工。”[1]61(3)拟态环境存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操控的嫌疑。人们掌握的信息源头具有非开放性，就是说，来源于不同渠道的不同类型的信息有时并不能够通过媒体及时向受众传递。一方面，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不可能将全部信息一股脑地全部传达给受众；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也要对信息进行严格的审核。因而，那些进入媒介视阈的信息往往都已经过层层的过滤，这时，经过把关的信息在到达受众时已经和原本真实的信息大相径庭了。即使在目前自媒体已经普及的情形下也是如此，虽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但其传播的幅度和范围远不如媒介机构控制的信息广泛。并且，自媒体也受到了严格的国家审视，自我编辑的信息也不是能随心所欲地在网络空间中游走的。

拟态环境并不全然只有负面功能，它的存在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拟态环境也成为人们协调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关系的参照系，可以帮助人们处理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和冲突。在拟态环境中，人们既可以寻求到各种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和帮助，为自身的行为选择提供参考；也可以向现实生活中的相关对象表达自己意愿，探寻对方的反应，验证沟通效果，调整好自我与现实对象之间的关系。”[5]换言之，拟态环境作为媒介设定的环境能影响个体对自身生存现实的观察，甚至有时能决定人们的价值选择，时而其还充当了群体或组织生活的引导者，媒体的掷地有声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某一事件的走向。“在任何社会，只要它的利益并非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并非狭小得使每个人都能对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那就必须依靠观念去应付那些超出视线之外并且难以把握的事件。”[1]10总之，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已经无时无刻不对人们产生影响，而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也是无法避免的。

二、拟态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之境

以传播学视角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其实是施众和受众之间的价值交流过程，其传播的目的在于使人真正成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人。然而，必须承认，人的价值观念形成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而无论作为何种要素，只要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产生影响，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环境。这样看来，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传播环境必然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产生影响，可以把这种影响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其更多的是消极影响。

(一)拟态环境的碎微化对抗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识的整体性

新媒体的出现使受众不再仅仅作为受众而存在，他们与传播者一同在这一池春水中搅动，这使原本就显得复杂的拟态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在网络融合背景下，那些默默无闻的受众忽然间从平静的湖水中冒出，把自己观察到的事件经过个体的心灵加工后形成私我意义上的议程，这些议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传递到网络空间之中。受众议程以广泛、复杂、细微为特征，它无所不在，无处不传。如此一来，不仅使“不可一世”的大众传媒好像一下子在受众的夹击下变得不知所措，而且使原本整体意义上的拟态环境呈现为碎微化状态。不能否认，在诸多碎微化片段中，的确存在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交织的部分和空间，这一部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是有价值的。但也必须承认，碎微化片段传递的更多的是私人的感受，而不是社会情感与承诺，甚至有的是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比如说一些不当的负面报道，其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上大肆宣扬固然有“利益”在推动，但谁能说受众在一些事件中没有充当不适当的角色呢？如果把一个事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组成此事件的所有链条都是种种的细微化构成，而每一个细微化的呈现都会对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投递着冲击，从而在不同角度肢解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即使有人说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价值中进行合理的“价值澄清”，但诸多价值混杂在一起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退一步说，即使人们能够设计出相同的价值理念进行传递，其实它对人们的影响亦是不同的。很多人都接受过法治教育，但为什么有的人接受了法治教育后依然还会犯罪，有的官员在接受了廉政教育后还会腐败呢？说得也就是这个道理。而在拟态环境更加芜杂的今天，这种碎微化的表达对人们的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侵蚀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意蕴。

(二)拟态环境造就的虚假性侵蚀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识的真实性

我们从来都没有否认过拟态环境之中存在的真实性质料，但诸多论述和网络传播事实表明虚假性更能揭示拟态环境的内涵。尤其是在现代性不断彰显的今天，一个事件往往交织另一事件，此因和彼因轮回出现，从而使复杂性成为事件的固有特征，“他不可能花费所有时间去了解和把握所有问题，当他关注于某一个事件的时候，其他数以千计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变化”[6]。这样一来，某一事件的客观性追索就显得非常困难，真相往往不易被发现。这时候，人们就可能将事件真相的寻求交托给媒介。然而，由于媒介能力的限制或者伦理的缺失导致他们有时不可能完全呈现事件的真相，从而媒介就极有可能将“所谓的真相”传递出来。比如目前媒介对艺人的过度宣扬，使本来平凡的艺人好像已经不再是平凡之人，已经被包装成虚化的“神”，他们的些许生活事件也被无限地放大，好像他们不是生活在生活之中似的。而在本质上，作为明星，他们被挖掘出来的东西其实并没有脱离百姓的生活，一幕“爸爸去哪里”向我们表明，好像只有明星的“爸爸”才能去哪里，但殊不知普通大众每天都在演绎“爸爸去哪里”。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只有艺人的爸爸才有资格能在“电视上”去哪里，而普通大众由于诸多的限制不可能“在电视”上去哪里。严重的是，这给人们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外观，即人与人之间是缺失平等的，似乎明星的生活更加高贵，而普通百姓的生活显得那么“卑微”。然而其实，大众和艺人都是人，二者从来都是平等的，其所谓的高贵也只不过是被媒介夸张了的神话。在此中，媒介用某种不真实的人际关系来替代了真实的人际关系。更严重的是，媒介对艺人的吹捧使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相信，在较短的时间凭借自己的某些优势是有可能迅速成功的，“快女”“超男”等等无不宣扬着这样一种价值观，从而使人们坚信，人们根本就不用付出太多的努力和时间一样可以成功。但仔细分析，这样成功的机会究竟有多大呢？可以说，以这种方式成名机会小之又小，但它却对公众形成了可以不要付出努力就能取得成功的影响，而这是目前媒介造就的拟态环境最为严重的虚假性，这种虚假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定抛弃了。而且，有时媒介会大肆渲染一个演员拍摄一集电视剧获得的酬金动辄几十万人民币，说这些艺人背后付出了多少的艰辛，但谁都知道一位科学家付出了十年的艰辛可能在金钱的获得上还不如一个演员一年的收入。这难道是作为媒介应该弘扬的价值观么？显然不是。不能否认，艺人和演员的劳动付出也是付出，但其付出与应得比科学家的付出与应得显失公平。凡此种种都表明，拟态环境在倡导某种程度的虚假，而这种虚假往往会使人们相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敬业”等主流价值是不可靠的。

(三)拟态环境的结构化消解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参与性

拟态环境虽然不是真实的生活情境，但其通过精细化的设计使其成为板结化事实，而这一固化的情境在传播过程中也对人们施加着难以避免的影响。“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出现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7]换言之，我们越是依赖媒介来查探世界，我们就会越发地被媒介事实所导引。而在生活节奏以及生活压力都日趋加强的今天，人们根本没有时间来对媒介传递的信息进行系统化消化，于是就导致人们根本不可能整体地对一种媒介文本进行消化，相反，他们只是单纯地获取媒介传递的价值。人们无暇参与也不愿意参与到一种具体的媒介文本中，他们仅仅作为文化的获取者或者盗猎者而存在，而不是作为媒介文化的参与者而存在。加之，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庞大机器，它看似是一个整体，实际上由分散的零星结构组建，所以，期望让公众深入了解一个事件的整体不仅没有必要，也并不可能。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存在不仅是作为文本的静态存在，其会随着时间的延展而不断地获得内容的充实，它是动态的文化建构和消化过程。而这不仅需要施众有效地参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本之中，而且需要受众也能参与进来。其实我们都明白，只有个体真正地参与到一种文化中，参与到某种价值中去，这种价值和文化才能够得到发展，否则人们仅仅是作为文化的执行者，而不可能作为价值的传承者而存在。而现在的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进行了结构化锻造，它告诉人们只需要从媒介塑造的维度来认同一种价值观即可，从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敞开性给予了屏蔽。由于人们生活的疲惫性以及审美性疲劳，使得人们更愿意去猎取媒介提供的材料，而不愿意以批判的参与精神将自己置于其中，这就完全可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仅成为一种文化样式，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深入心理的永久质料。诚然有人说，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自媒体时代，但网民的参与更多的是形式和浅度参与，而没有真正的深度参与。或者说，公民个体只是零星地对某些新闻事件进行了参与，而对一种体系化的文本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特别是对主流文化以及价值观，网民参与的数量微乎其微。虽然不少高校设计了红色文化或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网站，但他们的参与也只是“任务驱动”下的被动参与。凡此种种都与拟态环境造就的结构化密切相关。

三、拟态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施众与受众构建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拟态环境的施众议程施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拟态环境的夹击，笔者以为，在拟态环境大行其道的情势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不能弃拟态环境于不顾，相反，它必须正面应对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如何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呢？在笔者看来，在媒介融合交织的情形下，拟态环境不仅无法消除，反而可能会“愈演愈烈”。那该怎么办呢？与其不能消解，不如直接挺进。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镶刻到拟态环境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判断尺度来设定和规范拟态环境。一旦拟态环境能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不仅拟态环境的设计得到了规范，而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目的也能获得实现。所以，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就变成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拟态环境之中。

本质上看，拟态环境具有阶级操控性，这也难怪法兰克福学派会提出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观点了。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拟态环境必然是由统治阶级来操纵的，否则其作为统治阶级的话语权就可能会丧失。深言之，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掌控了媒介环境，谁就必然拥有话语权。以此来推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实现既定的目的，必然需要传播者实现其对拟态环境的有效控制，特别是要预防其他负面信息对其的占领。这是可能的，因为，拟态环境实质上是对现实环境的整理、加工与折射，现实环境的母版是其无法脱去的印迹，即拟态环境的设计者必须根据现实环境来对其进行思索。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意识形态环境之中就是最重要的一种现实环境，作为媒介完全可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

一般而言，媒介表达需要遵循客观和主观原则。媒介传播首先要依据事实进行，这时的报道或者传播没有任何取向性。但必须承认，任何一个事件的传播者对事件的认识都会渗透价值立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依托事实作为载体进行传播。比如当某一具体的事件发生后，这个事件就会成为一种传播载体，此时，施众完全可以以此事件为根据来建构拟态环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来说，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观念和价值来加以支撑，以事件作为事实基础进行具体价值赋予并进行描述和建构。当对一事件进行渲染时引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支持，价值性拟态环境就会得到建构。

传播者在设定价值观拟态环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虽然存在诸多的客观性事件，但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是有一定的主动权，他们拥有遴选何种事件进行渲染的空间，有资格决定以何种立场对事件进行博扬。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播学角度上看，传播者要择取具有典型意义性事实作为载体和依托，这样才能为构建涵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拟态环境提供基础。为此，首先，需要加强传播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训练，锻炼他们整合媒体、价值观以及零碎事实的能力。其次，传播者还要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把握和透视的能力，同时还要掌握一定的媒介传播技术。再者，对专业媒体人来说，他们除了需要掌握上面的能力外，还需要避免市场化对其造成的侵扰，毕竟目前媒体为了占据更多的市场额度，已经在向市场屈服，这需要媒介人在保持必要市场倾向的同时能更多地考虑社会维度，固化媒介良心。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拟态环境的施众-公众把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拟态环境中需要施众具备相关的能力，但除此之外，我们要尤其强调一点，那就是，施众必须要在拟态环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事件和理论选择上充当把关人角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也存在把关人角色定位问题。如何做合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把关人呢？

首先，施众要在前提上走向公众。法国学者丹尼尔·戴扬对“公众”进行了界说：第一，公众是一种社会群体，它具有社会交往性，并显示一定的稳定性。第二，公众认真对待内部讨论，并由这种讨论而形成。第三，公众具有公开展示自己的能力，每个具体的公众都在这种公开的“自我表现”的过程中确立与其他公众的关系和自己的特殊性。第四，公众在公开的自我表现中表明对某些价值的认同，对某种共同理念或世界观有所追求。特定公众的成员因这些共同性的认同、理念或价值观形成公众群体。第五，公众有将个人性质的审美“趣味”转化为公共性质的社会“要求”的能力。第六，公众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审视能力。公众的自我表现、自我形象设计和自行设立群体价值标准，都是这种自我意识和自我审视能力的表现[8]。所以，要通过包括素养教育、法治教育、道德教育、媒介教育等在内的种种方式使施众走向公众，切忌把施众仅仅作为被动的传播者，而要把施众看作为广泛意义上的公众，赋予其公众职能。施众理应走向公众，他不能仅仅作为价值观的施令者而存在，而应作为价值观的体验者而存在。一旦施众走向了公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将注入新的动力，传播实效也将得到增强。

其次，公众要实质性参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拟态环境的构建中来。目前，虽然存在大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者，但似乎他们仅仅作为一种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存在，而不是信息的消化者和再造者。要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息的传播者，公众必须实质性地参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本之中。詹金斯在1988年曾表达了“文本的盗猎者”这一概念，他在文本中用这一概念来指代粉丝。当时詹金斯以《星际迷航》的粉丝作为样本，阐述了粉丝在观赏这一影片时形成的另一效果：即粉丝试图在电影中吸纳对己有用的成分并将其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为描述这种结合，詹金斯用“参与性文化”来表达，这种文化就是粉丝将自我的经验与个性与媒介文本融合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相异于媒介的固有文本，它是根据原文本提供的东西并根据自己的观念和经验重构了的文化。笔者借用这个范本的意思是，公众在欣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本之时，一定要真正地进入到文本之中并要学会体验文本，进而将文本外化为活动经验，反过来再把经验与文本进一步融合。这样一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释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形而上的框架之中，公众与社会主要核心价值观二者的共通意义空间也得到了真实的建立。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会在共通的意义空间中得到延展，而且其有效传播也就成了自然而必然之事。

总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道路上，拟态环境是其不可避免的遇见，人们是通过拟态环境来识别世界的。尽管人们由于已经习惯了如此而不易意识到，但拟态环境的确是人们汲取价值的重要方式。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我们要以时代的敏锐理清拟态环境的正向约束与反向影响，在把握拟态环境积极意义的前提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其中，寻求拟态环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的路径。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持续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