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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中共发展理念的演进

2018-04-03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5期
关键词:理念发展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 浙江 宁波 315010)

发展从人类整体角度看是世界范围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从中国特殊国情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价值追求,中共自成立起就不断探索中国发展之路,并根据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及时转变发展理念、发展策略和方针,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共的发展理念处于不断演进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的发展实践,深入推进发展理论创新,在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布局、发展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描绘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

一、理念的实质与研究发展理念的意义

一般把理念解释为观念、看法、思想,或思维活动的结果。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揭示了“理念”的本质,并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从起源看。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人类通过认识实践活动,从可感的自然存在的个别事物中发现、抽取、彰显、界定而成的,零碎的感知、具象与经验是虚幻的短暂的,对事物本质属性或共同本性概括的理念,则具有普遍性、恒在性。柏拉图并不否定理念源于对对象的认识和实践经验,只是强调理念高于前者,一旦形成会拥有相对独立性。第二,从存在看。柏拉图认为世界有两种存在:事物的存在和理念的存在。理念是不同于事物的作为事物存在根据的另一种存在,是作为存在而存在,它不可能从存在者那里找到并得到规定,只能从善和它自身得到规定。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理念不仅是宇宙永恒不变的逻辑实在和法则,而且是充满生命的“精神”本然和一切生命之原型的“永恒的神”。柏拉图并不否定现象世界的存在,只是强调前人他人的时代和经历无法重现,但其理解世界(世界观)或治理国家(方法论)的理念可以薪火传承。第三,从作用看。柏拉图记载了苏格拉底与格劳康的对话:“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而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实在,虽然善本身不是实在,而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实在的东西。”[1]柏拉图并不否定理念作为知识的价值,只是强调应透过知识洞悉其对真善美的追求,看到理念背后蕴含着的实现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的理想。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历经60多年、改革开放也经过了40年,我们完成了十二个五年规划,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正向生态文明阶段迈进,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十八届五中全会概括总结出“五大发展理念”,正是它蕴含着中华民族对发展的理解和价值追求,从而成为指导中国走向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思想背景和认知底色贯穿于各个领域。恩格斯曾指出:“随着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2]研究发展理念既可以逻辑地呈现出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思维过程,使事物传递出来的信息得获主体的捕捉和解释,还可以帮助人们厘清历史的演进规律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研究发展理念既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的变化是具体实践与思想解放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不是单纯的主观活动,而是客观对象的变化导致主观认识的改变,还可以了解到人们观点和观念的变革对社会生活变革的影响,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先导性的变革,成为指导实践改造的理论。

二、十八大前中共发展理念的“四种形态”

“形态”是客观事物、社会历史和人类认知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是存在的客观样貌;发展理念作为一种认识形态,内含着独特的结构性要素,有“时”——时间尺度、“形”——空间尺度和“态”——变化性状等三种属性,这三种属性以某种固有的逻辑相互关联着,有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十八大前,中共发展理念有四种形态。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毛泽东一生忧国忧民、为国为民,怀揣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远大志向,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伟大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建国初,毛泽东带领全党“一化三改”,开始了“五年计划”,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经济的和制度的基础。毛泽东明确了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2“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3]2发展的主体是“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3]44;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4]快速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探索一条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但后来,毛泽东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偏离了经济建设的中心。但毛泽东树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方向和旗帜。

(二)“发展才是硬道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在邓小平看来,第一,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集中精力、聚精会神搞建设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5],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在于能不能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能不能争取更快的增长速度。第二,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一方面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左”的倾向,通过各方面的改革,把生产力从僵化的社会体制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看到在全球化的浪潮前,整个世界更加开放了,中国要独立自主,但这不意味着关起门来搞建设,我们要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才能赶上和超越世界先进水平,改革开放是加快发展的根本条件和动力。第三,发展才是硬道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找到了不同体制的国家间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共同问题,解开了过去困扰国人头脑的姓“社”姓“资”的死扣。第四,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要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打破“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体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基本原则。

(三)“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旧的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尚待建立,在世纪之交,江泽民从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指出:“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关键在发展;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与信心,最终也要靠发展。”[6]他强调三点:第一,发展是我党能否获得执政合法性和实现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我们党“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7];第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江泽民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作为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总纲提了出来,改革是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没有改革,不可能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没有发展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稳定是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一切都无从进行。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程度统一起来,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第三,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当今世界的竞争,实质是制度质量、知识总量、科技当量和人才标量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江泽民提出改革要有新思路,开放要有新局面,发展要有新突破,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形式和内容。

(四)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六大,胡锦涛总结中国发展实践,适应中国发展要求,借鉴同期外国发展经验,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了新党章,上升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有4个要点:首先,第一要义是发展。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通过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把握发展规律、提高发展质量、转变发展方式,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其次,核心是以人为本。扭转以GDP为中心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把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放在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面,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服务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再次,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是全方位的发展,而不是片面的、不计代价的、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协调是尽力消除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使各个方面的发展相互适应,实现良性互动。可持续是要解决好我国能源、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和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最后,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既要抓住事关群众利益、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和突出问题,又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五大发展理念”与中共对发展的新探索

发展理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发展实践会产生全局性、根本性、主导性的影响,是因为它对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会产生持续的、稳定的、长期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并把它写进“十三五”规划《建议》之中。这“五大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我国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中国未来的发展要以创新为先,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8]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后持续近40年的高速发展,如今进入“瓶颈”和“天花板”的困境,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创造的历史性机遇,催生着互联网+、3D打印、共享经济、智能制造等新业态,改造着传统产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形式。今后的发展必须以“全面改革”来破局、以“创新驱动”来推进,依靠技术变革实现精工制作、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率,依靠科技进步改变社会组织结构、聚集内在动力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未来的发展要以协调为轴,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轴是穿在轴承或齿轮中间的圆柱形物件,轴一旦变形或损坏,轻则影响机器的性能、精度、运转,重则导致停摆、滞行。协调就是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抓住不同时期出现的重点问题和主要矛盾,妥善加以处理,尽可能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在保持轴的平衡的基础上,使整个国家之轮既快又稳的转运,驱动社会文明之车既快又好地向前。搞好协调,实际上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好“新十大关系”:如要促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和绿色化同步发展;要通过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以缩小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背景下要增强国家硬实力与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此外,分配关系、国际战略和国内战略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民族关系、阶层关系、是非关系、党政关系等都要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中进行布局,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

中国未来的发展以绿色为要,绿色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内容,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绿色是大自然的本色,绿水青山是大自然赠予人类的最好礼物,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仅不宜于人居同样不宜于生产。所以要遵循自然规律,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要把保障人民健康和改善环境质量作为地方政府更具约束性的硬指标,提高绿色指标在“十三五”规划指标中的权重,以完善的政策制度来保证推动绿色发展;要遏止生态环境恶化势头,筑牢绿色发展底线,让百姓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诗意地栖居在“美丽中国”的大地上。

中国未来的发展以开放为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开放是一方舞台。在开放中,中国积极走出去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治理机制,扩大了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开放中,中国企业大胆“走出去”,以全球视野配置资源,培育出一流的国际化企业和中国品牌,开放的主动必将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和国内发展的主动。首先,开放是一种眼界。在开放中,我们向国外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思想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信任和理解,树立起命运共同体意识,优势互补、互通有无、互利共赢,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其次,开放是一个胸怀。我国的开放是双向的,一方面扩大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大量招商引资,一方面致力于维护本国经济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履行大国义务和承担国际责任,着眼于建构公平公正的国际关系新秩序。

中国未来的发展以共享为本,共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提出,要让发展成果普惠到每一个中国人,让每个人都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人生出彩的机会、同祖国和时代一同成长进步的机会。这都是“共享”的要义。“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努力实现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基本医疗、社会安全、民生文化、环境保护等八个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共享发展”具体目标,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大致均等的、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产品和基本民生性服务、公共事业性服务和公益基础性服务。共建共享是全体社会成员期盼的美好理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五大发展理念”强化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四、中共发展理念的演进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共历届领导人自觉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共发展理念既是与时俱进的又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发展实践既是充满坎坷艰辛又是持续进步上升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每届领导人都面对着不同的国际国内局势,都承担着中国当时提出的不同的历史任务,因而都刻下了很明显的阶段性时代烙印。邓小平时代主要解决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本质、市场经济的性质、反“左”防右等问题认识上有重大突破,“摸着石头过河”,开始了有别于苏联模式、不同于毛泽东时期的新探索,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江泽民时期主要是推动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的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两个历史性转型:这个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提速、职工下岗比例趋多、工业结构调整加快、企业淘汰破产增加;这个时期的城市化大量扩容、城乡格局迅速变化、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个时期收入差距地区差距有所扩大、社会结构快速转换,社会治安在大局稳定中出现一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在社会改革稳中向好、经济发展凯歌行进中,生态环境一直在为发展让道,人与自然的矛盾不被人重视,直到进入新世纪,全国各地环境问题全面爆发,它才引起国民普遍关注、才摆进政府议事日程,于是有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有“生态文明”第一次写入十七大报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有一个基本判断,即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档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进入了“新常态”,这个状态的出现有其内在必然性,我们要以新理念把握引领新常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把绿色发展贯穿于各项政策终始。

发展理念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发展的本质论”——研究何谓发展,发展的核心内涵和实质是什么;“发展的方法论”——研究如何发展,通过什么方式、方法和途径,寻找最切合本国实际、最适合本民族的发展道路;“发展的目的论”——研究为何发展,即发展的目的、动机和出发点是什么,国家中各个族群、各个阶层如何共建共享;“发展的检验论”——研究发展评价,用什么价值尺度对发展成果做出判断,用什么衡量标准对发展过程做出矫正。习近平2016年在“七一讲话”中说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加快形成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机制和环境,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9]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1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八个明确”“十四条基本方略”,这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总纲,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国未来的前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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