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柳

（渤海大学文学院 辽宁锦州 121013）

在中国历史中，刘邦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他由一介布衣发展壮大，推翻了秦的统治，从封建社会中的最下层一步步走向了无比尊贵的最高层，成为了开国之君，建立了大一统的汉王朝。这种变化使他的人生具有传奇性，同时，他的这种传奇的人生经历也使他的身份颇为复杂。

一、出身乡野但屡显征应且有志向的泗水亭长

《汉书》中记载刘邦出生在沛县丰邑中阳里，他的出生就不同于普通人，具有神异的征应，《汉书》中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1](P2)

神奇的出生经历预示着刘邦的不平凡，个人充满着神秘色彩，民间尚存“赤帝子”等诸多说法，真乃“自古帝王受命而兴，必征引符瑞以表其灵异”[2](P358)，并立下大志向，这种大志向在他于咸阳服徭役时初显，当他看到秦始皇出行的盛状之后，他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1](P3)这句看似无意识的话语，暴露了刘邦对于权力和财富的向往，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身在乡野的亭长胸怀之远大。

这时的刘邦虽然有着天命所归的征应和不同于普通人的大志向，但由于他出身于低微，即便他已经是泗水亭长，但这时的他骨子里还是有着一些下层人粗俗散漫的性格缺点，比如他爱喝酒，又经常在酒馆赊酒，即使是被押送途中，也要同人喝酒。刘邦除了爱喝酒，还十分懒散，《汉书》中记载，刘邦从来不从事一般的生产劳动，整天游手好闲，经常和朋友们到他嫂子家吃饭，以至于他的嫂子用勺子刮锅制造声音，假装羹汤没有了，来赶走刘邦和他的朋友。刘邦不仅懒散，而且还傲慢无礼，经常侮辱他人，县中的官吏没有不被他侮辱过的，即便是在祝贺吕公搬迁的宴会上，刘邦也要为了轻视这些官吏而告诉收贺礼的人贺钱一万，实际上什么都没拿，可见其痞。

虽然刘邦有着这些性格缺点，但也正是这种性格给他的成功之路提供了助力。刘邦虽然游手好闲，从不从事生产劳动，但是正是由于这种粗俗傲慢的性格，使这时的刘邦不同于出身高贵的人，他不重礼法，处事随性，所以性格也十分豁达。正是这种豁达，刘邦在押送囚犯去骊山的途中，能够说出“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1](P6)的潇洒话语，使得其中的一些壮士愿意跟随他，为他组建起义军提供了最初力量。也是这种豁达，使得刘邦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少都是他后来争霸过程中的重要伙伴。

从刘邦成年到为泗水亭长时期，生平的具有神异的征应为刘邦的发展奠定了舆论基础，远大的抱负给予了刘邦不同于普通人的人生理想，虽然性格中有着一些缺点，但这些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刘邦发展的助力，共同促使刘邦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二、有谋略且志在反秦的沛公

为了达成自己的野心与抱负，这时的刘邦在做事时便不同于以前的随性而为，而多了一些谋略，这些谋略展现了刘邦的聪明与智慧。

可以说任沛县县令一职是刘邦的转折，让刘邦意识到智谋的重要性，在这种野心与谋略作用之下坚定了他反秦的信念。当是时，人民深受秦之苦，渴望有人能带领他们脱离苦海，在陈涉起义后，许多郡县的民众都杀死秦的长吏来响应陈涉，当时的人民多是支持反秦起义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刘邦顺应潮流树立了坚定反秦的信念，在反秦的初衷上，项羽是因为想要报仇才反秦，而刘邦是自始至终都是为了家国和人民才要攻秦的。

在坚定的反秦信念下，刘邦在起义中顺应民心，以德抚民。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秦的残暴统治使人民纷纷起义，刘邦正是借着这股力量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势力，他既清楚人民的重要性，也非常重视人民的力量，在征伐过程中，不仅攻下了城池，也收服了民心，为自己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这时的刘邦相较于泗水亭长时期已有了变化，由胸怀大志发展为具体的反秦信念，从随性而为到开始运用手段去达成自己的目的。但是，这时的刘邦性格中粗俗无礼的一面还是存在的，只是这时的刘邦能够不断地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如在郦食其求见刘邦时刘邦却踞床而见。在当时，踞床而见宾客是十分无礼的行为，但是，这时的刘邦能够在郦食其的劝说下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当，并立刻改正，这说明刘邦的性格随着他身份的变化在不断优化，其自身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时局的变化。

从泗水亭长到沛县县令，刘邦确立了坚定的反秦信念，并在反秦起义中逐渐意识到人民的重要性，并积极运用谋略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任沛县县令是刘邦人生的转折点，正是这一事件的后续力量及影响，才使刘邦逐渐在乱世中崭露头角。

三、争霸战争中哲迪智慧且知人善任的汉王

刘邦的聪明之处不仅仅表现在着眼于大局的谋略上，在一些极精细之处也有展现。这些细节之处也正是刘邦取得胜利的关键，表现了刘邦的智慧。如刘邦在彭城兵败于项羽，想要征将领来攻破楚军时，《汉书》曰：“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已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1](P1779)

这时的刘邦已是汉王，但他在征将的时候仍然很谦逊，“下马踞鞍”四个字就展现了刘邦谦虚的求将之心，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却能让士兵们感受到尊重，从而在战场上更加奋勇杀敌。这当属刘邦的聪明之处。刘邦的这种聪明还表现在项羽要攻打他，而他见到项伯时的举动，刘邦在见到项伯后，没有第一时间为自己辩解，而是先与项伯约为婚姻，一旦约为婚姻，那便是一家人了，这样就使自己的话更加有说服力，于情于理刘邦都占有优势。当刘邦和项羽对战广武时，刘邦更是展现了他身为一个政治家的聪明。项羽此时抓住了太公，并威胁刘邦要烹杀了太公，面对项羽的要挟，刘邦十分冷静，因为这时的刘邦很清楚，着急和混乱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也极有可能会动摇军心，于是刘邦说出了这样的话：“吾与若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1](P1598)看似无情又无赖的话，却使得太公保全了性命，也使得局势相对稳定。

刘邦不仅有智慧有谋略，而且还积极地招揽人才、任用人才。刘邦非常清楚两集团相争，争的就是人才，所以他为了增强自己集团的实力开始广纳人才。刘邦深知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不仅需要武力，还需要众人的智谋，并知人善任。刘邦的知人善任主要表现在能够善知人、善安人、善利人，充分安排好每一个人，没有像项羽一样招而不用，而是了解每一个人的能力并将他任用在适当的位置上。

由此可见，刘邦不仅对于自己部下十分了解，而且对于当时其他集团的人才也十分了解，在作战时能够派遣合适的部下来应战，所以才能自信地说出“吾无患矣”。正是因为刘邦知人所以能够善任，才能在作战中取得胜利。刘邦在用人上，不仅能够知人还能安人，当陈平被诽谤有受金、盗嫂之罪时，刘邦还是能重用陈平，并给陈平黄金四万来离间项羽君臣，不问钱的出处。刘邦的用人不疑，可以说是刘邦将将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当项王劝降韩信时，韩信能够说出“背之不祥”[1](P1650)。项羽的招而不用使得部下与其离心，刘邦的招而重用使得部下愿意为刘邦出生入死。除此之外，刘邦还能够善利人，在争霸过程中，刘邦能将胜利的果实与士卒同享，在入关时，能将秦室的宝物分给士卒；当刘邦与项羽在彭城交战失败后，刘邦能够对部下说：“吾欲捐关已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1](P1779)刘邦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将自己的胜利的果实分享给部下，一方面展现了自己胸襟的宽大，另一方面也给了部下勇于征战的积极性，这点上，项羽虽然有着“力拔山兮气盖世”[1](P1600)的英雄气，但却不能与部下分享，而刘邦正是因为能够与人同享胜利，善利人，所以人们才愿意追随他，这也是刘邦在用人上比项羽聪明的地方。

还有一点，即刘邦还能虚心听取部下的建议，从而避免了项羽式的刚愎自用。在刘邦争霸过程中，因采用部下的建议多次从险境中逃脱。在入关后，幸得樊哙、张良的劝谏将秦宫里的财物封在库中，才避免了项羽的责问；在为汉王后，是萧何的劝谏才阻止了刘邦盲目地攻打项羽；在项羽与刘邦约定分天下时，也是张良和陈平的谏言才使得刘邦能够乘胜追击取得最终胜利。可见，刘邦一个人的力量在争霸中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所以刘邦知人善任并且虚心听取部下的谏言，既取得了胜利，又获得了人们的拥戴。

四、为安天下远虑深谋的汉高祖

争霸战争中，波谲云诡的政治军事局势使刘邦逐渐由泗水亭长成长为哲迪智慧且知人善任的汉王。整个过程，刘邦不断地去克服自己的性格缺点，使自己成长为一个有谋略的人，从而形成了适合乱世争霸的一套策略，最终取得了争霸战争的胜利。为了使政权的稳定，刘邦奔波操劳，事事为后世子孙规划谋略，以至于苏洵评价刘邦说：“高帝常先为之规划处置，后世子孙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3](P84)

刘邦素来目光长远且有大谋略，在建立政权后，刘邦更是殚精竭虑的为政权的稳定而谋划。在继位之初的政策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表现在对待百姓的态度上，坚持以民为本，积极调整政策，使人民休养生息。这种政策一方面表现在积极鼓励迁徙关中的人。如迁移齐、楚的大姓到关中，分给较好的土地与房屋；下令免除迁移关中的丰县人的徭役。将人口迁徙到关中，既使关中人口增加，又使百姓的生产生活尽快恢复，同时也凝聚了民心，增强了关中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积极实施惠民政策，如下令取消了秦朝的严刑峻罚，以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从而达到宽柔相济的效果，同时让士兵们都回到家乡，分配给他们土地和住宅，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迅速恢复并提高国民经济水平。同时下令减省赋税，减轻了民人的负担，并且重农抑商，多方面来稳定民生，使汉初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使分崩离析的民心得以凝聚，也为以后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在对待臣子上，这时的刘邦既保持了其从谏如流的优点，同时能够对部下有赏有罚，赏有功之人以安人心，罚有过之人以示惩戒。

在赏上，刘邦班爵分地、封赏功臣，他的第一条诏令首封的就是异姓王吴芮和亡诸，并且在诏令中说吴芮、亡诸二人都是因为推翻秦的统治而受到封赏，刘邦通过此举首先昭示了自己分封功臣的正义性，即分封的是顺应潮流推翻秦残暴统治的功臣，其次表现了自己分封的公正性，即不同于争霸时期项羽的吝啬分封，刘邦表明了自己对于功臣的重视。这条政令使当时的功臣心服，而后又在诏令中表现了对于有军功的人的优待和重视，并且要求要善待高爵，通过这些举措进一步使跟随自己打天下的人心安。这对于刚刚继位的刘邦来说，使将领们安定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只有将领们安定了，政权才能稳定，政策才能实施。

在罚上，主要罚的是不忠的人。在争霸时期，为了招纳人才，刘邦可以任用降将、任用亡虏，但在政权初建之时，刘邦需要的不只是有能力的人，更需要能够为汉王朝守江山的人，所以刘邦一方面安抚有功之人，另一方面也藉由对不忠义之人的惩罚来警示部下。丁公之死便是警戒。丁公作为项羽的部下在与刘邦交战时放走了刘邦，刘邦在取得胜利后便立即杀了丁公。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刘邦此举确实是忘恩负义，但对于即将继位的皇帝来说，战争刚刚结束，诸将领们此时正是自视功高之际，刘邦以丁公之事让天下人知道作为臣子却不忠心的人必然不会被容纳，杀了丁公而能让群臣都有所惧，可谓是远虑深谋的。

刘邦不仅赏罚分明，同时也对臣子保持着警惕，对于刘邦来说，只要有反叛的迹象，就要提前防范。就拿为刘邦立下赫赫战功的韩信来说，刘邦的警惕也是有原因的，刘邦的这种疑心始于韩信向刘邦请立假齐王，再到韩信期会固陵而不至而发酵。这时的刘邦因为还需要韩信的力量来攻打项羽，所以能够多次容忍韩信，但当政权确立后，便一定会采取行动来控制韩信。所以在平定天下后，先将他降为淮阴候最后诛杀了他。刘邦从政权建立便对臣子保持警惕，但同时他也知道人才对于政权稳定和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对于有能力又忠心的臣子刘邦很是重用，刘邦在封赏萧何时，对萧何与其他功臣以猎人与猎狗来比喻，并赐萧何可以带剑履上殿，可见，这时的刘邦对于萧何的忠诚和能力是毫不怀疑的，所以才能够给萧何如此高的赏赐。

刘邦一方面知道人才对于国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逐渐意识到礼法的重要性。在战争的时候，只要能打胜仗，能提供有效的建议，刘邦都能宽容待之。但一旦战争结束政权建立，刘邦需要的就是规矩的臣子，所以刘邦在看到群臣“拔剑击柱”[1](P1860)后很忧心。因此即便是不喜欢儒，但此时也必然会接受叔孙通制礼仪的建议，有礼的规范后，“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刘邦也说出了“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P1861)

可见，此时的刘邦亲身感受到了身为皇帝的尊贵，才知道了礼的必要性，因此也越来越重视儒学。刘邦在对待儒的态度上前后之所以会有较大变化，则是因为形势的改变，争天下时重视武，而守天下时儒学的礼乐制度就是巩固统治的最好的工具。所以刘邦重视儒学，是为政权的巩固而奠定制度基础。刘邦的远虑深谋除了以上所述还体现在其他诸多的方面，如刘邦想要易太子之时，商山四皓的出现让刘邦看出太子的地位已经稳固，所以才彻底打消了想法，无可奈何地唱出了《鸿鹄歌》；又有和部下约定非刘氏不得称王；以及在临终前安排臣子的任用，仿佛是已经看到了自己身殁之后的事。可见，刘邦的思虑之深，预见之远。

身为帝王时的刘邦行事着眼于大局，为安定刘氏江山深谋远虑，使百姓休养生息，为政权的长治久安殚精竭虑，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成为了大汉开基之祖。

总的来说，《汉书》中塑造的刘邦形象是多元的，他从亭长时期的胸怀大志成长为有谋略的沛令，再到知人善任的汉王，最终成为一国之君，随着身份的变化，刘邦的性格在不断成熟，从而成为汉王朝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