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建娟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人类社会是一个无形无相运动的共同体，反映着人的类本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同时，也反映着人的发展的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法国哲学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所叙述的“原始人只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中，而文明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外”[1]，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可以理解为“自我”的状态，文明人的生活状态，可以理解为“他者”的状态。“他者”是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当今社会的发展，以事实理性为基准的思想理念来分析，可以说是“自我”与“他者”的统一体，以价值性为前提的行为的发生来分析，可以概括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今世界人们价值理性的深层次的思维，是“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更加客观的呐喊，是全人类着眼于世界大势所趋的时代期盼。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在一定时期、一定发展阶段，在共同条件下，以人类命运为着眼点，人们自发自觉结合而成的集体。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讲，主要表现为经济共同体。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当代创新，是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中国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更是本着人类共同繁荣的出发点，联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的远航器。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立足本国又胸怀全球，既关照现实又放眼未来，既有具体政策又有宏观战略。哲学智慧产生于生活，产生于实践，能够指导人们生活的更美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探索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据，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认知、理解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深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向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其深刻的哲学依据，有其客观性、必然性和针对性。它的哲学依据概括出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世界的普遍联系观的进一步深化

（一）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在哲学的视域中，联系是一个具有普遍性无穷的范畴，概括了一切事物、现象、过程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2]。联系具有普遍性，包括两层含义。

其一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现象、过程这样或那样地联系着，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著名的《国际歌》中有句歌词：“英特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国际歌》与马克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回顾历史，巴黎公社是人类永久的记忆。1870年，路易·波拿巴发动的普法战争以失败告终，以梯也尔为首的临时政府未经巴黎市民的同意，自主决定与俾斯麦签约割地赔款的合约。因此，巴黎市民的气愤达到高潮，他们自发组织起国民自卫军抵御外敌侵略，最终是以失败告终。虽然巴黎公社的结果失败，但巴黎市民表现出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是具有强大的历史主动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是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并呼吁其他国家的工人支持巴黎工人的事业。马克思说，巴黎公社是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势。这使马克思看到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曙光，联合的目的是让全人类走向真正的解放，让被奴役的劳动者成为真正的主人。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就体现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当今社会，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既然是创造性发展，说明《国际歌》、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及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这种联系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及时间的集合体。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助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从曲折前进到合作共赢再到不断丰富，最终构建起一个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中俄关系从同盟到伙伴到共同繁荣再到持续深化，最终构建起了一个结伴不结盟、共同繁荣的新型大国关系；中欧关系从少到多到四大伙伴再到发展前行，最终构建起了一个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的又一新型大国关系。上述这些事例都在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都不能独立存在，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现象、过程产生这样或那样地联系，在产生联系的过程中各方才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汲取新鲜血液和积极合理的成分，从而达到一种合力，促进各方共同发展。同时，也说明了人要构建一个外在的意义世界和一个完美的意义自我是需要同周围的其他事物、现象、过程产生必然的、客观的、本质的联系。

世间万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中，国与国越来越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一个有机整体。被称为“世界公域”的自然环境需要世界各国共同保护，各国的人文环境更需要相互借鉴、吸收与融合，从而实现优势互补，使共同汇合点的凝聚性越来越强。世界各国同质化现象始终存在，各国在追求独立自主的自我品牌的同时，也意识到只有世界发展的越好，自己本国的发展才将会更好。因此，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观念性的公共产品满足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需求，这主要体现在经济、信息、技术、资本、人才等因素方面。譬如，当经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时，世界各国人民搭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风车”，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信息共同体、技术共同体、资本共同体、人才共同体等方面通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其二是指任何事物、现象、过程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2]。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对中兴销售零部件和软件的禁令告知国人，中国暂时还需要美国的芯片，这是事物要素之间的联系，同时中国的芯片技术还有待完善，中国需要自主研究芯片，这说明事物发生联系后的反应；随即美国对中兴销售零部件和软件的禁令解除说明美国需要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在当代世界发挥的引领作用。一个要素是芯片，一个要素是市场，这些具体的要素也在阐释世界是联系的。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时代的声音，反映着普遍联系世界的发展，是世界各国实践起点的应然之道，是世界各国繁荣富强的有力理论武器，这种理论武器需要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以对话解决争端，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同一个世界，共同的梦想需要坚持世界本位的理念。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防范将来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才能使地球承载力相对均衡，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健康永续发展。

（二）普遍联系中的系统。

1.开放系统。系统是指以规则的相互作用又相互依存的形式结合着的对象的集合，实质上是泛指由一定数量相互联系的因素所组成的相对稳定的统一体[2]。开放系统是从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上来说的，是指与外界保持按一定规则进行的经常性相互作用或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与他人之德智境界、我与自然之德智境界、我与自我人格之德智境界的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在世界大势中掌握着创新机能，它不仅已知自我发展状况，而且在已知自我发展状况中不断地敏锐观察他向发展状况，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需求。

开放系统论是在承认系统的客观实在性的前提下去研究系统的最优解，这个最优解可以让人类存在于一个和谐世界中。这个和谐世界运用了爱因斯坦的“最小作用量原理”，即在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以最少的能量取得最佳的效益，获得最大的效率，这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因此，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为这个方向打开了出路，转变了以前的封闭行为范式。这种出路是一种开放系统论，它着眼于整个人类的整体利益，人类熟知最优解的关键是形成世界意义上的经济共同体，因为只有经济的共同体达到一种最优状态，或者说经济共同体组合成一种最优状态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才会越多，这样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才有希望。同时，开放系统具有整体性特征，这是系统的本质特征。譬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经济共同体，还是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这些诸多要素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起作用。

时代是检验理论成果的标准之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个开放系统，是大势所趋且已经付诸实践。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和俄罗斯共同繁荣的平台；蒙古国提出的“发展之路”是中国和蒙古国共同繁荣的必备良策；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是中国和越南共同繁荣的必备战略。上述国家的政策协调都反映着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各国人民迫切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内心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有需求的地方才能有发展，有发展的地方必定会繁荣，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直接诉求必然是世界各国需要关注与发展的重中之重。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个开放系统，旨在实践中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两大抓手”，正确义利观和亚洲新安全观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双翼”。“两大抓手”与“双翼”的共同实施、共同发挥作用，将会快速实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

2.协同进化。协同进化即人们互相配合，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共同发展，也可以称之为差异协同进化。差异协同进化的结果就是和谐系统。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在承认各国差异的基础上，世界各国共识的一种态度认知，是人类群体协同的一种新型和谐系统的理念，不再是“我向”或者“他向”的形而上学的感性主义。这种和谐系统的状态是经济的协同、政治的协同、文化的协同，及真、善、美协同的一种大国情怀。

正如黑格尔提出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三段论”，东方国家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而我们知道一切真正的人（人之为人）都是自由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包含了协同进化的观点。这种协同进化的观点不仅让人们知道东方国家、希腊和罗马自身发展差别之所在，更让人们知道世界各国发展差别之所在，在差别的基础上寻求共识，求同存异。世界各国没有优劣之分，世界各国人们基于对事物“扬弃”的基础上对人类命运何以发展与何从发展做出理性的思考和实践的努力，为使人成为真正的自由的人而不忘初心并努力奋斗。

3.综合是创造的表现形式之一。综合就是将分析过的事物各要素、现象的各个部分、各属性联结成统一的整体。创造是指人类有目的自觉地认识世界后，相应的去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发展的开拓性活动。综合是创造的表现形式之一。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从血缘共同体到地缘共同体再到精神共同体，它们三者是在相同的方向和相同的意向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其目的是要达成一种“合力”的作用，这种作用力能让人类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创造出单个人的作用力无法达及的能量需求。在当今社会，习近平是经历了由博览到思悟再到疑问的过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集全人类的能量需求的一种智性思维方式。因此，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外部意义世界与创造自我世界的有机统一，是综合和创造的表现，也反映了综合是创造的表现形式。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综合了当前世界运动发展的时代之势。综合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各方面，综合了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综合了世界各国人们一心一意谋发展的需求，综合了整个人类供需状态等要素。习近平总书记自觉地发挥人自身能量的内在能动性并同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整个人类的共同发展而思考，期待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平衡。

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应该是充满创造力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综合有机体。人类若没有综合的思维方式，就等于失去了“万有引力”的重心，人类社会若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就等于是一个“死的社会”、“静的社会”。这种社会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普遍的奴隶制”社会。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这样一种“活”的理论，它期待世界各国的人们能携手合作，共同保护好美丽的地球。因此，综合与创造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

综上所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世界的普遍联系观的进一步深化。

二、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

世界上的事物是发展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

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变化过程。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超循环论是自然界发展的有力证明。虽然世界格局从“单级”到“两级”再到“多级”不断地发展，但生态也经历着从史前最自然的状态到当代生态破坏严重的人为状态。习近平总书记说曾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4]。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实践的回音，构建山水林田湖的生命共同体是世界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

经济上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是以利益为核心而集合成的人类联合体，它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的基础。马克思说：“理念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因为海晏河清与朗朗乾坤的世界是不切实际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谈及社会关系，往往会与利益相关联，尤其是经济利益。在这个真理中，主体的需要是客观的，人的自然需要是客观的，人的社会需要是客观的。在需要的客观性面前，空洞的抽象、概念上的虚构和自由意志的骑士的理念是虚幻的，世界各国人民需要的是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小到关乎个人利益，大到关切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利益上的高度融合是国际体系的常态，也是每个国际行为体参与世界事务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以利益共同体为出发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大战略，大思维，大行径。中国举办的APEC峰会、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一系列外交活动无一不体现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利益共同体经历了从两个人的发展到多个人的发展，再到整个人类的共同发展的过程。这种发展是部分质变的结果。

文化上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价值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是以价值为核心的各民族国家集合而成的人类联合体。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代表了全世界整体性思维下的新的全球观，因此，它的本质是价值观的融合体。当今世界是一个文明的世界，更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是时代浪潮之趋。开放包容的世界理念的提出是尊重文明差异、实现交流互鉴的必然要求。只有交流互鉴，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已不再适应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趋势，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才是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集合体的常态。摒弃文明高下与优劣之分，以文明交流代替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代替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代替文明优越，这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文明全球观”，是地球上人类文明的时代精华。孔子学院的建立以及其数量的增多、“汉语热”、英语是世界上的通用语言等，都在说明世界是发展的、开放的、理应包容互鉴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它不仅需要人们对世界各国的文化相互了解，更需要人们对其本国文化保持自信的认知，因为对本国文化的自信是更深层次的、更广泛性的，更是群体智慧的定位互补效应的深化。

三、对立统一规律的进一步深化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的性质，即互相反对、互相限制、互相否定的性质，体现着矛盾双方相互分离的趋势[2]。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体从广义上来说是整个人类，狭义上是世界各国的基本成员。世界各国的基本成员存在于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在世界发生变化的同时，基本成员之间的关系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展现出不同的变化姿态。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明多样化三个方面。在经济方面，世界各国的经济各有不同，具有相对性。同时，“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5]，世界各国存在于人类社会这个变化的有机体中，在经济方面的竞争是层出不穷。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已然是社会常态。在追求高生活质量的过程中必然少不了竞争，这种竞争有时表现出暴力倾向。特朗普宣布英法对叙利亚动武——称是因为“化学武器”。因而造成世界不平等两极的原因在于矛盾之间的对立性，在于资本积累的“中心——外围”机制，“中心”永远剥夺“外围”的剩余，“中心”的需求永远占据“外围”的重心，“奴役”的状态将一直存在。除此之外，在政治方面，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掣肘时刻让人类意识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权力支配，即“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这种“权力支配”必然体现着矛盾的斗争性，这种斗争性在事物量变过程中推动着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在文化方面，美国的文化渗透倾向是世界各国的基本成员有目共睹的。当然，事物的发展越具有斗争性，发展的空间会更大，也就说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整个世界总是处在斗争中，必然会影响世界的和平发展。基于以上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剂良药，着力解决世界该怎么办的问题。

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体现着对立面之间相互吸引、相互结合的趋势[2]。同一是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差别和对立总是与同一相联结的。矛盾的同一性使矛盾双方能在相互依存中得到发展[2]。列宁说：“他物是自己的他物，是向自己的对立面的发展”。人类社会是“他物”与“自己”的集合，是使矛盾双方能够互相利用、互相吸取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主体多样性的必然要求，人类社会的主体多样性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世界各国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就是多样性的表现，这些多样性共存、共生于美丽的地球。因此，虽然世界主体多样性具有矛盾，但是矛盾也是具有同一性的。全球共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等领域需要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经济上加强“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政治上坚持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文化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社会上积极共同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生态上共同遵守、承诺《巴黎协定》递减碳排的相关规定等。上述这些举措是矛盾同一性的表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适应矛盾的同一性提出来的，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各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从而摒弃了某些国家狭隘的视野，达到真正的状态——世界和谐。

一个规律变化的现实世界与自由的未来世界之间的出路何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世界的整体性和谐统一为理论突破口，是普遍联系观进一步深化、发展观进一步深化及对立统一规律进一步深化的重要表现，并结合了人自身能群的内在能动性，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命运何去何存的问题提供了中国人自我尺度与世界尺度、感官世界与智思世界的有机统一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