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继云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新时期诗歌，是指“文革”结束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80年代末期的诗歌作品。新时期诗歌的起源一般会追溯到“文革”时期的地下创作，或是“天安门诗歌运动”。无论是外部创作空间，还是内在特质，新时期诗歌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作为当时主流文学的重要刊物之一，《诗刊》对新时期诗歌的生成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因此，以《诗刊》为切入点考察新时期诗歌，不失为一条有效路径。

1976年1月，《诗刊》复刊，延续了既往编号，为总第81期。复刊初期，《诗刊》受到时局影响，呈现出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诗刊》率先“拨乱反正”，于1978年第5期发表了《记取教训，在斗争中继续前进》一文，对此前的“失聪”“失德”之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随后，《诗刊》聚拢诗歌“归来者”，将朦胧诗由“地下”推向“地上”，在全国形成了新的诗歌风潮。而《诗刊》庞大的发行量，更是它推动新时期诗歌生成的坚实基础。

一、《诗刊》的办刊理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文联筹备组、中国作协筹备组先后成立。会议过后，中央的政策明朗化，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积极重建党与文艺界的良好关系，一方面为“文革”期间文艺界的冤假错案平反，另一方面则努力为文艺创作创造宽松的环境。随着思想文化领域反思的深入，以科学、民主、自由为核心的启蒙意识再度成为知识分子批判愚昧、迷信、专制的重要思想资源。1979年1月，《诗刊》组织 “诗歌创作座谈会”前，有人担心邀请尚未平反的诗人与会将招致麻烦，建议小范围举行。对此，《诗刊》副主编柯岩认为：“这怎么可以呢？为的就是平反复出嘛！至少二百人！”[1]遂与邹荻帆请示胡乔木，胡乔木与贺敬之又请示了胡耀邦与王震，胡、王二人都表示支持大范围召集诗人，召开此次会议。会上，平反诗歌界冤假错案的问题再次被提及，“来自各地的诗人列举事实说明，诗歌界还有不少冤案、错案、假案至今仍然没有平反、昭雪，呼吁加快诗歌界落实政策的工作”[2]。

“诗歌创作座谈会”的会议纪要《要为“四化”放声歌唱—记本刊召开的诗歌创作座谈会》发表于《诗刊》1979年第3期，可见其办刊方针的重新定位，关键词之一便是“现代化”。对“现代化”的呼唤在1978年初的《诗刊》上便可发现踪迹，同年第2期，李瑛的《早春》组诗中，既向“在实践中认识真理，在斗争中获得自由”的“科学家”致意，又对“喜马拉雅山谷，响起了一声汽笛”倍感欢欣鼓舞，“于是，巅连的雪山，彼此呼应，/齐声回答党的召唤，前进，向二十一世纪！”[3]对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赞美跃然纸上。

会议纪要同时提出诗人要做时代的歌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要适应这个伟大的转变，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放声歌唱，不但深刻反映亿万人民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业绩，唱出时代的最强音，并且要成为时代的战鼓、进军的号角，鼓舞和激励人民在新的长征中高歌猛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动适应现代化的要求”[4]。倡导诗歌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与“服务论”一脉相承，“时代的战鼓、进军的号角”也与革命战争年代对文学所扮角色的要求如出一辙，暴露出相当的局限性，然而对“新时期”要“适应现代化的要求”的强调，还是体现了新的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会议纪要中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诗刊》都用“诗歌工作者”这一概念指称以诗人、诗评家、诗歌理论家乃至诗歌编辑等为主体的人群，这既是将诗歌纳入社会主义事业母体的归属感的寻求，也是淡化个体、突出集体的自主选择。艺术家们带着“工作者”的面罩，投身于高度张扬的集体认同中，承担起政治宣传的重任。[5]19

时任《诗刊》编辑的邵燕祥，对推动该诗歌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1950年代，邵燕祥创作的《我们架起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第一汽车厂工地的第二个雨季》《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等政治抒情诗，就表达了对“现代化”的诉求。1978年12月创作的《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更是再次发出热切呼唤，期待加速发展。“空话不能启动汽车，/豪言壮语也不能铺路”，“前进是唯一的路。/再不能只是夸耀方向盘，/而安于老牛破车的速度！”[6]对“空话”与“豪言壮语”的拒斥，体现了较为深沉的时代感，对具有政治象征意味的“方向盘”也跳脱出了膜拜式思维，折射出批判性的时代精神。

同样对前行速度深感不满与不安的，还有时任《诗刊》第二副主编的柯岩。1979年11月，柯岩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面对其他各条战线的扬鞭跃马、大步前行，“我实在感到来不及，无论是时间还是情感，都来不及”[7]，对诗歌融入火热现代化建设的迫切愿望溢于言表。1979年第5期《诗刊》刊登了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写给和我一样对“四化”无知的人们》，试图将人们从革命浪漫主义的幻想中拉回现实，将美好愿景、家国想象与个体挂钩。在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1979年，乌托邦式的高蹈、喧哗在诗人求真务实的追问下被拉回地面、拉回生活。这一年，《诗刊》倡导“走出自己的家，走出编辑部，走出协会的机关，重新建立生活的根据地，投身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线去”[8]，并积极组织诗歌朗诵会、写作采风等诗歌创作活动。

二、《诗刊》编辑策略和创作群体的转变

复刊后的《诗刊》在办刊思路和策略上都有新的调整，旨在使诗歌创作的队伍发展壮大、后继有人。这种调整首先表现为编辑群体的变化，其次是创作群体的变化。

据邵燕祥回忆：“1978年开始，随着作协和文联的恢复，《诗刊》和《人民文学》的领导班子相应做了一些调整。《诗刊》就把被迫提前退休回无锡故乡的老诗人严辰找回来做主编，他善于团结大家。第一副主编是邹荻帆，他对诗歌界很熟悉，办事能力很强，《诗刊》的行政、财务基本上归他管。第二副主编柯岩，早年以写儿童诗知名；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写过名篇《周总理，你在哪里》。我刚进《诗刊》的时候做‘二审’，相当于编辑部主任的工作。”[9]但在1978—1979年间，主编及编委群体未能公之于众，“就因为都是‘黑线人物’”[10]。1980年第1期，《诗刊》编委名单终于登上了封底，除了上文提及的主编、副主编之外，还有艾青、田间、朱丹、阮章竞、李瑛、克里木•霍加、邵燕祥、赵朴初、张志军、臧克家等编委。该编辑群体认准了时代的精神风向，凝聚、传播了时代中人的思想情绪和文化心理。

作为新中国诗歌方面的国家级刊物，《诗刊》独特的政治地位使之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国家文化机器体系，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将作者的个体意识转变为公众的群体意识时，编辑通过对来稿的审阅、修改及删减等处理，对之进行引导，并最终藉由发表的稿件来实施家国想象与政党思想的疏导，以实现文学教化的功能。然而，文学毕竟不是政治，诗歌刊物也不是政治课本，《诗刊》编辑除了政治觉悟，还应具备对诗歌的敏锐感悟和对诗艺的追求，只是在转型期，艺术解放须以思想解放为先声。1970年代末，刊物须在思想解放的大旗帜下，协调好社会需要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平衡。

作者群体方面，1979年1月14日至20日，《诗刊》在北京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胡耀邦、胡乔木、周扬等到场讲话，一百多人应邀与会①其中发言（含书面发言）的有：冯至、臧克家、徐迟、李先辉、贺敬之、赵朴初、艾青、白桦、姜秀珍、雁翼、晓雪、韦丘、景晓东、韩瀚、刘章、孙友田、徐刚、孙静轩、金近、李舟生、朱子奇、克里木•霍加、巴•布林贝赫、鲁歌、苗得雨、田间、公刘、叶文福、梁上泉、丁力、李瑛、张志民、公木、芦芒、宁宇、肖岗、李季、张光年等。此外，邵燕祥、刘祖慈、雷抒雁、葛洛、袁鹰、卞之琳、程光锐、刘松涛、未央、李发模、周良沛、朔望、廖公弦、贺星寒、蔡其矫、满锐等也参加了会议。参见《要为“四化”放声歌唱—记本刊召开的诗歌创作座谈会》，《诗刊》1979年第3期，第4—15页。。综观这一整年出现在《诗刊》的作者，此次会议可谓吹响了集结号，基本框定了1979年的核心创作群体。

通过统计1979年《诗刊》核心创作群体用稿频率可知：雷抒雁出现5次，频率最高；周良沛、姚振函、白桦出现3次；吕剑、邵燕祥、蔡其矫、李发模、廖公弦、李瑛、刘祖慈、孙静轩、公刘、孙友田、公木、叶文福、赵朴初、艾青、流沙河、曲有源、傅天琳、杨金亭、张学梦、舒婷、徐晓鹤、刘湛秋等出现2次（新老诗人都有，后者比例更大）；楼适夷、李耕、杨永年、向求纬、柯原、刁永泉等出现2次（这部分诗人在1980年代的《诗刊》逐渐淡出）。

“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在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11]“文革”期间，一批诗人难逃厄运，被剥夺了发表甚至写作的权利。“四人帮”被打倒后，时局的重大转变为这些诗人重返诗坛提供了契机，其中包括在1950年代被错划为“右派”并于多年后获得平反的老诗人。最先“归来”的是艾青，《文汇报》在1978年4月30日刊发他的新作《红旗》，《人民文学》在1979年1月号上刊登其长诗《光的赞歌》，随后《诗刊》也刊登了他的作品。

“归来者”方阵中，与艾青一样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运动中蒙冤的还有公刘、公木、吕剑、白桦、廖公弦、周良沛、流沙河、昌耀、邵燕祥等；彭燕郊、曾卓、鲁藜、绿原、牛汉、冀汸、罗洛等则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受牵连者；郑敏、杜运燮、辛笛、陈敬容等九叶诗人，则是在理念与诗艺上亲“现代主义”而远“左翼文学”，不啻于最早离去最晚归来的诗人。[5]40虽起因不一，但这些诗人被放逐的命运是相同的，二十余年的残酷迫害和遭遇的困顿窘迫，造成其内心的痛楚与精神的创伤，使之滋生了失意的委屈，也积淀了对祖国、人民历久弥坚的深情。《诗刊》编辑团队的黄金组合使其对“归来派”①“归来派”的指称既缘于老诗人的“重返”，也与1980年代初期一系列不约而同以“归来”命名的诗作有关，包括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流沙河的《归来》和梁南的《归来的时刻》等。在这一特殊时期，“归来”俨然已成为一种诗坛现象、一个具有普泛性的诗歌主题。的召集相对容易。邵燕祥回忆到：“对于老诗人，从解放区来的，严辰比较熟悉；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邹荻帆比较熟悉。如果是‘胡风集团’的呢，邹荻帆就更熟悉了。跟我同辈的50年代的年轻诗人，我又比较熟悉。比如当时有一位朋友从四川回来，带给我流沙河的讯息。我托人给他带信，流沙河便寄了诗来。后来他把‘文革’期间写得最好的诗《故园九咏》寄给我们。”[9]

“归来派”经历了被放逐、被边缘化继而回归的路径，“文以载道”传统思想的承传，1940年代、1950年代文学与政治如胶似漆的成长背景，加之苏联文学的强势影响，赋予了“归来者”诗人们深彻骨髓的家国情怀。他们秉持历史意识，以犀利深邃的文化视角，或深刻反思重大历史问题，或严峻批判社会事件，或放声歌唱美好明天。他们的声音体现了群体的价值取向，在政治、经济、思想、伦理等领域濒临分崩离析之时，用普泛的人道主义话语诠释人性解放这一时代命题，置社会于共名状态，不啻为有效的方略。需要强调的是，转型期的《诗刊》，并没有急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通过提供公共话语空间，使整个民族的情绪、情感得以宣泄，可谓策略性的选择，而这选择与刊物的身份密切相关。如果说“归来派”的创作承传了中国诗歌的传统，那么，《诗刊》则从创作主体上通过“归来派”接续了“文革”前的传统。②《诗刊》1979年第5期刊登《发扬新诗传统，促进新时期诗歌创作—记部分老诗人、评论家漫谈“五四”时期诗歌的座谈会》一文，倡导以“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接续“五四”传统，从而以打破封建传统的姿态，破除“文革”炮制的“现代迷信”。

但如果只有“归来者”，很难使诗坛重新焕发活力，且无法满足年轻读者的阅读需求。与此同时，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致祝辞：“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12]因此，《诗刊》通过发掘年轻一代诗人，旨在实现“继往开来”的平稳发展。如邵燕祥所说，对于创作主体，“一是敦请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打击的老诗人，让他们都能重新拿起笔唱歌。二是扶持年轻人。转载北岛和舒婷的诗，把地下诗歌潜流引到地上来，算是第二件任务的一部分”[9]。在转型期的《诗刊》中，有一批相对年轻的作者，如雷抒雁、曲有源、叶文福、李小雨、孙友田、张学梦、向求纬、叶延滨、李发模、骆耕野、舒婷、徐晓鹤、傅天琳等，他们在“文革”中因上山下乡等“锻炼”形式接受“再教育”，进而被“改造”。与劫后余生恢复了自由、名誉、地位的“归来派”不同，年轻一代诗人热衷于关注人性、沉思生命、干预生活，在反思历史时侧重从个人的角度切入。在举国欢庆打倒“四人帮”的狂热中，曾无限鼓吹的时代使命被指认为谬误，他们不免陷入迷茫，对历史与世事难免产生质疑，进而开始反思历史的荒唐，“文革”记忆无可避免地使他们的反思浸润了苦涩的滋味。

这群较为年轻的诗作者对政治概念表现出审美疲劳，并有意识地规避，且对诗歌“干预”现实的理解大抵相通，但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分化，其诗歌创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走向—其一承传了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其二是对传统诗歌带来冲击的“朦胧诗”。不过，在1970年代末，《诗刊》上占据主要位置的还是“归来者”，年轻一代的阵地尚在民间。到1979年，北岛的《回答》与舒婷的《致橡树》接连刊登在《诗刊》上，后来这两首诗被尊为“朦胧诗”的经典。尽管在1970年代末框定的“后生”中，“朦胧诗”作者只占少数，但《诗刊》还是以“转载”的方式，对将民间暗流导引“地上”的举动进行了技术性处理，这一貌似不经意的“心机”，为进入1980年代后“朦胧诗”在《诗刊》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旨在使诗歌创作队伍发展壮大、后继有人的办刊思路经1979年的摸索、探讨后，在1980年第1期的《编后》中再次得到重申，成为《诗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办刊目标。刊物通过“青春诗会”“刊授中心”等栏目，培养、塑造年轻一代“诗歌工作者”，以解决诗歌界青黄不接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刚刚开始，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长期受到禁锢，需要时间“解冻”，《诗刊》社因招募的这群诗歌创作群体的身份而行事小心翼翼，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诗刊》编辑在选稿时注意兼顾各条战线的劳动者诗作，并在登载时注明其“成分”，既不留“同人”刊物的口实（这一点在1964年停刊前为人所诟病），又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

三、对于传统的重新界定

新时期以来，文艺界对传统的态度同样发生了变化。这个传统既包括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五四”建立起来的新传统、1930年代以来的“左翼”传统乃至“十七年”传统，又包括西方文学传统。影响“十七年文学”的主要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的“左翼”传统，而其他传统在此期间被视为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糟粕”遭到摒弃。“文革文学”进一步狭隘化，1930年代的“左翼”传统和“十七年文学”也被指认为“文艺黑线”而受到批判。新时期文学则改变了之前对待传统的态度和方式，在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方面都作出新的调整，尤其在欧美诗歌方面，从中更多地汲取营养，促发了新的诗歌美学原则的“崛起”。

新时期伊始，中国诗歌界呈现出“过渡”时期的特点。在对欧美诗歌的借鉴方面，诗人、理论家们通常策略性地将内容和形式作二元界分，只借鉴艺术形式，而对其内容，尤其是其中的负面因素则仍持批判态度。至于借鉴欧美诗歌的形式技巧，也被策略性地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目标联系在一起。既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那么诗歌现代化也应提上日程，这是主张借鉴西方诗学资源的人当时的思维逻辑。且不论这种逻辑的策略性，其开放的态度对新时期诗歌的生成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1979年第3期《诗刊》刊登了徐迟的《新诗与现代化》，文中对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的反拨，表明对文化遗产问题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既要面向传统，向“五四”乃至《楚辞》《诗经》等古典诗歌传统汲取养分，也要借鉴欧美、取法苏联，才能兼顾优秀文学传统的历时性与共时性问题。《诗刊》社对徐迟的这一观点极为认同，以译介西方诗歌为例，在1979年第10期、11期的《本刊启事》中，反复重申“我们将注意选刊当代和近代有影响的外国诗人的作品—逐步增设评介中外名篇、辅导艺术欣赏和借鉴的栏目”。[13-14]当年度就接连推出《歌德的格言诗》（冯至）、《民主的歌手惠特曼》（荒芜）、《关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屠岸）以及《雪莱诗一瞥》（王佐良）等文。

综观1980年代，《诗刊》持续关注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成果，从板块设计，如“格律诗”“外国诗”栏目的常规化保留，到诗评、诗论中对创作倾向的匡正，以及对诗歌观念的引导等方面，均不难看出。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新诗”与“现代化”的侧重点显然在于前者如何适应、服务于后者，使诗歌在新时期生成新的气象。改革开放后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高歌猛进，中国文学将工业化社会催生的文学样式囫囵吞枣，恶补了“现代”这一课，诗歌也不例外。西方现代诗学的发展中，艾略特主张诗歌表达的非个性化，埃兹拉•庞德、马雅可夫斯基试图摆脱韵律却又无法忽视韵律已内化于心的纠结，查尔斯•奥尔森、阿波利奈尔对现代抒情诗疏离经济的剥削、投诸自由之自然的改革，威廉•燕卜荪、罗曼•雅各布森对诗歌语言的探索，本雅明、海德格尔将传统与神话入诗，以及罗兰•巴特提出写作是一个不及物的动词，从而倡导个人写作等，都对1980年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尤其是朦胧诗、后朦胧诗产生了深刻影响。《诗刊》在1970年代末致力于诗歌解放、倡导诗艺的美学追求，为1980年代诗歌自身进行现代化的革新铺设了道路。

《诗刊》调整后的办刊方针和对传统的重新界定，一方面试图发挥诗歌在新时期为现代化服务的作用，另一方面试图回归诗歌的本体建设，以促进新诗的现代化。由于长期“闭门锁户”，中国诗坛和西方现代诗歌有很大的隔阂，新诗的现代化到底应如何发展，《诗刊》的编辑们也在探索。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要抛弃“文革”诗歌，解决诗歌“真”与“善”的问题，以发挥其思想整合、社会教化的功能，同时观照诗歌“美”的问题。

一份关于新诗的民意测验（1979）显示，读者对新时期诗歌所提的建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便是“说真话、抒真情”与“重艺术性”[15]，更验证了《诗刊》提出的好诗既要有“生活”也要有“诗情”的要求是正确的。①该调查显示，在发表于1979年的诗歌中，广大读者最喜欢的前10首里有6首见诸《诗刊》，“说真话、抒真情”无疑是这些诗作的共同特征。如《诗刊》在1979年第2期刊发的一篇诗评文章称：“一首好诗的创作，必然是作者深入到生活之中，经过深入观察、仔细体验，感受到了诗意，并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通过对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典型的情节和独特心境的形象描摹，把这种感受表现出来。”[16]以“形象”对抗言说情感、情绪的直白，体现出对“口号诗”的反拨，而“具体事物”“典型情节”和“独特心境”等，则是对艺术避免空洞、粗泛，不走概念化、模式化老路的可行性建议。

当然，诗歌的艺术与意境须以真实、深厚的生活打底，以激起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为旨归，而非“为艺术而艺术”，这与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文艺须“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相当吻合。如果说这还只是借助诗歌评论间接地对诗歌创作进行引导，那么《诗刊》在1979年接连两期通过《本刊启事》，更是直接对新诗观进行倡导：“我们将继续发表专业和业余作者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抒发真情实感的诗歌；力求多发表经过作者‘推敲’和锤炼、因而也经得起读者‘推敲’和吟味的作品。”[13-14]可见好诗歌具有并行不悖的两条标准：内容真实，不管是生活素材还是情感抒发，都要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须经过艺术锤炼，“真”与“美”的结合才能达到“真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