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瑾

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230031

地处于我国西北部地区的党项族在北宋时期建立了西夏王朝，与北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西夏史的研究一直未停止，虽然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以及难以破译的西夏文字，致使西夏史研究一直未取得太大的进展，但对于建立西夏的党项民族的研究却成果颇多。翻阅史籍可以发现，西夏建立者李氏家族的崛起与担任定难节度使这一职位关系颇深。定难军节度使一职自唐末始设，即由党项拓跋家族担任，此后各代沿袭，可谓见证了党项拓跋氏由依附于唐朝的西北少数民族逐步成长为与宋、辽势力相当的西北王朝。本文着重分析定难军在党项族拓跋部崛起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1 党项族源问题分析

党项族正式崛起于唐宋时期，党项一词最早出现于《隋书》，但党项在隋之前已经产生，《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1］5290。《旧唐书》将党项族与羌族化为一族的做法实为沿袭了《隋书》，此后的《新唐书》与新、旧《五代史》及《宋史》中所设的《党项传》皆沿袭《隋书》的说法，将党项族视为汉代西羌的一支。但当今学术界关于党项族族源的问题分歧颇深，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以杨志玖、李范文为代表，主张党项族与羌族同源。这一派的主张沿袭两《唐书》与《宋史》的观点，将党项族视为汉代西羌的别种。另一派以吴天墀、唐家弘为代表，主张党项族与鲜卑族同源。

吴天墀在《西夏史稿》中列举了大量资料以支撑党项与鲜卑同源的这个观点。他指出在隋朝之前，西北地区存在一个名叫宕昌羌的民族，由于与党项分布地域相近，因此被史学家混为一谈，党项族虽然与羌族融合而产生了党项羌人，但是其源应为鲜卑族，主要依据就是《宋史夏国传》中的记载，北宋宝元二年（1024年），元昊上表曰：“臣祖宗本出帝胄，尝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2］13995元昊自称为鲜卑元魏后代，一方面，可能是为党项脱离北宋控制，建立独立政权寻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另一方面，则可能由于党项族确实与鲜卑同源。吴天墀认为，“一般浅化部族对于他们自己的祖宗族系，照例是记忆得非常清楚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说西夏统治者元昊就完全记不清自己的先代”［3］，并且以唐朝人林宝所编的《元和姓纂》作为证据。《元和姓纂》将拓跋守寂与其孙拓跋乾晖列为元魏的后代，这说明在李元昊之前的两百余年前，已经有人提出了党项族源于鲜卑族，按照时代越近历史记载越真实的原则，党项与鲜卑同源这一说法非常可信。研究党项历史，需要弄清楚的是，党项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单一的民族符号，它应该是多种民族融合的产物，不仅包括党项人，还包括鲜卑人、羌人、吐谷浑人等。“对于拓跋鲜卑与羌族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文献中的党项羌并非纯粹的羌族，而是以鲜卑、羌人及其他北方民族融合而成的新民族共同体。第二，由于拓跋鲜卑成了党项族内的统治者，而党项族内基础成分应是羌，故当时人多称拓跋氏为羌酋。第三，由于拓跋鲜卑长期受羌文化的影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逐渐羌化。因此，他们在当时人心中，鲜卑的印象已基本消失，故史言中多称之为羌，而不言鲜卑。”［4］

2 定难军建立与党项拓跋部的崛起

2.1 定难初建，拓跋崛起

《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党项“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数千，不能相统，故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旧唐书》作“擒”）氏、拓拔（跋）氏，而拓拔氏最强”［5］6214。据此记载可知，党项族共八部，拓跋氏是其中实力最强的。《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西夏书事》开篇言：“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遂以为氏”，此处亦可见拓跋出于元魏［6］283。唐朝贞观三年（629年），细封氏首领细封步赖率部归降唐朝，唐太宗对其甚为厚待，其后“诸酋长悉内属”，只有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独不至”。唐朝以边战边诱降的方式吸引拓跋赤辞归降，“赤辞从子思头密送诚款，其党细豆又以所部来降，赤辞见其宗党离，始有归化之意”［1］5292。贞观十年（636年），由于吐谷浑慕容王自缢，吐谷浑与党项的联盟关系遭到破坏，为了保护族人，拓跋赤辞最终带着拓跋部归附唐朝，唐政府“分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西戎州都督，赐李姓”［6］292。开元中，随着吐蕃的势力逐渐增强，对党项产生了威胁，为了避免吐蕃的侵扰，党项上书唐朝请求内移。唐元宗将依附的党项人安置在了鄂尔多斯的灵州与夏州之间，“灵州即为内迁党项聚居之处”［7］，并且在庆州专设了静边州作为党项人生活的地区，由拓跋赤辞的侄子拓跋思太督静边州。赤辞之孙拓跋守寂为右监门都督，并且被奉为西平公。

天宝年间爆发了铁勒部的卜固怀恩叛乱，唐政府担心党项与卜固怀恩联合，故将党项人移至银州之北，夏州以东。此后，居庆州的党项人为东山部，以拓跋朝光为首居夏州的为平夏部。《党项西夏史探微》载：夏州平夏部即为平夏拓跋，但是拓跋部不仅居于夏州，还居于银州以至清、白池这一片沙渍区［4］129。拓跋赤辞后代拓跋思恭在咸通时占据了宥州，权知夏绥银节度使，此举引起了唐王朝的抵抗与惩戒。之后，朱温叛乱，拓跋部支持唐朝，唐僖宗于中和元年（881年）十二月赐夏州为定难军，赐拓跋思恭军队军号为定难。中和三年（883年），拓跋部又出兵助唐王朝平定黄巢起义，唐政府封其为“右武卫将军，权知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又擢封为“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5］6218。《宋史夏国传》载：“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2］13982，此时的夏州地区正式成为党项拓跋部的统治中心区域。正如胡三省所言：“此拓跋氏强盛，遂为跨据西夏张本”［6］294，李思恭凭借自己的才能将唐朝中期正值衰落、势力最弱的拓跋部发展为党项族最强大的部族，开李氏拓跋崛起之先河，其突出的军事才能与外交才能是拓跋李氏最终能发展为单独王朝的重要因素。乾宁二年（895年），拓跋思恭之弟拓跋思谏袭其兄之位，接任定难节度使，这也是拓跋李氏世袭定难节度使的开始。自此后，夏州正式成为拓跋部实质上的“割据”地区，奠定了拓跋部脱离中原统治，建立独立政权的基础。

2.2 节度世袭，统治扩大

五代十国时期，党项相继依附于各政权，但期间一直世袭定难节度使一职。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李思恭去世，由于李思恭的亲子李仁祐早卒，其孙李彝昌又年幼，因此定难军节度使一职由李思恭的弟弟李思谏继任。乾宁四年（897年），李茂贞叛乱，唐昭宗被迫离开京师，奔逃到华州，以华山为天险，抵挡李茂贞的进攻。唐昭宗为了击败李茂贞，在逃亡途中诏令加升李思谏为副都统，以定难军节度使兼任宁塞军节度使一职，与唐将共同讨伐李茂贞。在这次讨伐战争中，李茂贞为了逼退李思谏的军队，领兵围夏州。夏州形势危急之际，李思谏修书求助朱温，朱温派其部将刘知俊联合李思谏的军队共同击退了李茂贞的军队。李茂贞上表唐昭宗请罪，而李思谏与朱温的合作正式开始。作为李氏拓跋部统领的中心地区的夏州自此成为朱温的势力范围，《西夏书事》评其为“李氏变节之始”［6］298。

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灭唐建梁，五代历史正式开启。朱梁建立之初，李思谏即上书归附朱梁，梁太祖令其继续担任唐时的职位，并且加升他为检校太尉兼侍中。次年，李思谏离世，李思恭的孙子李彝昌继承李思谏的职位，成为新一代的定难军节度。开平三年（909年），拓跋部发生内乱，李彝昌被其部下高宗益所杀。高宗益是夏州节度使，他和他的同党们企图割据夏州以形成单独势力，结束拓跋李氏对夏州多年的统治形势，此举引起了夏州民众的反对，民众杀了高宗益，并且将李彝昌族父李仁福拥立为新的定难军节度。开平四年（910年），梁太祖部将刘知俊因为担心太祖忌其功高震主，于是暗中勾结李茂贞起兵反梁，李茂贞为了报当初李思谏的仇，与刘知俊合计共围灵夏二州，李仁福向梁太祖求助解围，梁太祖派部将李遇、刘绾带军至夏州，与夏州军一起击败了李茂贞与刘知俊的军队。同年十二月，梁太祖加升李仁福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梁末帝乾化三年（913年）三月，李仁福被封为陇西郡王，《西夏书事》评：“此李氏封王之始”［6］300。自此后，李氏拓跋的势力更加壮大。

龙德三年（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次年，加李仁福为朔方王，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赐李仁福功臣号，长兴四年（933年），李仁福去世，后唐追封其为虢王，其子李彝超嗣位。此时的李氏拓跋已经在银夏地区成为了具有绝对领导权的部族，后唐明宗担心拓跋部威胁中央统治，于是与李彝超发生了多次战争，但后唐军队皆无功而返，这让割据银夏的李彝超兄弟愈加不把后唐放在眼里，变本加厉地挑衅后唐统治。“此李氏显据夏州之始”［6］304。后唐废帝清泰二年（935年），李彝超卒，其弟李彝殷代为定难军节度。

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灭后唐建后晋，李彝殷上表归附，授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后晋出帝开运元年（944年），李彝殷出兵帮助后晋攻打契丹，后因功被授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天福十二年（947年），刘知远灭后晋建后汉，乾祐元年（948年）春二月，汉隐帝即位，诏李彝殷为定难军节度使兼侍中。乾祐二年（949年），后汉将静州归入定难军，至此，拓跋部始有银州、夏州、绥州、宥州、静州等五州之地，拓跋李氏统治区域扩大。广顺元年（951年），后周灭后汉，周太祖为了拉拢拓跋，诏封李彝殷为陇西郡王，但是李彝殷并未接受册封，而是选择遣使归附北汉。其时北汉势弱，后周对拓跋李氏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显德元年（960年）正月，后周加封李彝殷为西平王。显德四年冬，李彝殷叛汉归周，正式接受西平王的册封。拓跋在五代十国数十年的战乱中保护了夏、银、绥、宥、静等五州免受战争威胁，五州之民休养生息，为此后西夏强大并建国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2.3 国号为夏，政权确立

建隆元年（960年），宋太祖建北宋，李彝殷上表祝贺，并且为避太祖父的名讳，改“殷”为“兴”，太祖加封李彝殷为太尉，位列三公，陈师道评：“宋初职备三公者，内则赵普，外惟彝兴，彝兴以藩镇领之，尤异数也”，［6］309拓跋李氏在北宋初已经确立了其较高的政治地位。宋朝初建，拓跋李氏便选择依附，建隆元年（960年）三月，李氏协助北宋军队与北汉对抗。建隆三年（962年），李彝殷向宋廷上供马匹，这也是在实质上正式归顺于北宋。乾德五年（967年）秋，李彝殷离世，宋廷追封李彝殷为夏王，其子李光叡权知州事，为避宋太宗讳，改“光”为“克”，继任定难军节度使，加检校太保。李光叡死后，李继筠继任定难军节度使，并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率军助北宋灭了北汉，彻底结束了五代的割据局面，李继筠死后，其弟李继捧即位，李继捧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率部投降北宋，并且将夏、银、绥、宥之地献于北宋，北宋嘉之，授其彰德军节度使。

李继捧归降北宋的行为引起其族弟李继迁的不满，李继迁愤而出走，依靠着李氏的威信力，在夏州以北纠集了大批羌族势力，“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2］13986，并以通婚的方式与南山党项野利氏及辽结成了反宋联盟。辽于雍熙三年（986年）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等官职。端拱初年（988年），北宋为了诱降李继迁，授李继捧定难军节度使一职。宋真宗咸平年间，李继迁上表归附，“真宗乃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藩落等使，加邑千户，实封二百户，益功臣号”［2］13988，不久，又封其子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行军司马”。咸平五年，李继迁攻陷灵州，将灵州改为西平府。六年，北宋在数攻不下的情况下，不得已将夏银绥宥静五州归还于党项李氏。景德三年（1006年），宋夏和议，李德明上誓表归附，真宗“乃授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藩落等使，西平王，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一千户，仍赐推忠保顺亮节翊戴功臣”［2］13989。李德明将灵州改为兴州，并将其定为新都。李德明在其统治境内大力发展经济，河西五州及灵州的经济发展得到了质的飞跃，为日后西夏正式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李德明逝世后，其子李元昊即位，明道元年（1032年）授元昊“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国诸军事、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藩落等使、上柱国、西平王、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一千户、仍赐推忠保顺亮节翊戴功臣”［8］906，依然沿袭了定难军节度使一职。但是从李德明的“都督夏州诸军事”到李元昊的“都督夏国诸军事”的转变，表现了拓跋李氏权力的增大，由李氏拓跋所统辖的夏银绥宥静等州，已经在实质上脱离了北宋朝廷的控制，成为了独立的政权。“元昊即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2］13994。宝元二年（1024年），李元昊上表称帝，宋廷大怒，以其“毁忠灭信，僭举国号，煽惑藩渠”之罪，将“元昊在身官爵，并宜削夺”［8］906。宋夏因为此事长时间断交，对边境贸易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北宋最终被迫于庆历四年（1044年）承认西夏的独立地位。至此，北宋、辽、西夏三足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3 结论

唐末战乱纷起，拓跋部依附唐朝，夏州正式改名定难军。定难初建，不仅是拓跋部在军事上正式受唐王朝节制的标志，也是拓跋部正式在西北地区崛起的标志。五代十国时期，拓跋部在臣属于各中原政权的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域，夏州、银州、绥州、宥州、静州正式被囊括到拓跋部的统治范围之中，并且大力发展统治范围内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势力大增，也为它在北宋时期脱离中原王朝的统治创造了条件。定难军在此过程中逐步成为了拓跋部世袭的官职，并且成为拓跋部争夺统治权的焦点职位，由此可见定难军在拓跋部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性，也可以此窥见夏州在西夏建立过程中特殊的政治地位。深入研究定难军，不仅能够了解西夏建立独立政权之前拓跋部的发展历史，而且可以拓宽西夏史研究思路，也对研究唐末至北宋中期西北地区的民族史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