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作为处于南宋时期同一时代的“双子星座”，朱熹与辛弃疾，一个被陈亮称为“以听上帝之正命”[1]114的“人中之龙”[1]323，一个被誉为“足以荷载四国之重”的“一世之豪”[1]114；一个是投身教育、穷研理学的一代儒宗，一个是叱咤风云、善战疆场的百世奇杰。这样的两个人竟会结成莫逆之交，似乎令人不可思议。梁启勋先生说：“先生(辛弃疾)交游虽广，但择友甚严。唯与朱晦翁、陈同甫二人交情最笃……”[2]可见，二人不仅是朋友，而且情谊深厚，有口皆碑。

朱熹与稼轩的交游以切磋政事的同僚关系始，以肝胆相照的挚友终，二人也时相诗词唱和，砥砺学问，感情随着交往的深入日益加深。

一、政事讨论：何以利民？

朱熹与稼轩相识于信州。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谓“稼轩与朱熹相识始于何时，概无可考”[3]203，此说值得商榷。谢水华、程继红认为，朱、辛二人初次相识当在淳熙五年(1178)[4]，这个说法笔者颇为认同。据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这年八月，时朱子第十一次出闽，道经铅山紫溪，往弋阳哭迎好友刘珙之柩[5]606。而本年夏秋之际(约七月)，稼轩恰从朝中代张栻出为湖北转运副使，八月仍在上饶[3]177。《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一《论民》云：“福建赋税犹易办，浙中全是白撰，横敛无数，民甚不聊生，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计会中使，作宫中名字以免税。向见辛幼安说，粪船亦插德寿宫旗子。某初不信，后提举浙东，亲见如此。”[6]3558据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三》“方具辞免之间，忽于九月二十二日恭被改除之命”[7]518，朱熹于淳熙八年(1181)九月方改除提举浙东常平茶盐，《语类》中“向见辛幼安说”“后提举浙江，亲见如此”云云，则说明在淳熙八年之前他们二人已经结识并曾见面。很明显，朱、辛于淳熙五年初次见面时讨论的就是福建尤其是浙江的赋税问题，而稼轩透露的信息，为后来提举浙东茶平常盐的朱熹所证实。

朱、辛二人虽已相识，可称朋友，但当遇上公事时，朱熹可是秉公执法，毫不含糊的。淳熙八年(1181)春天，时任江西安抚使的稼轩用商船贩运牛皮(牛皮是当时朝廷明令禁止买卖的军用物资)，船经九江，被当地官员知南康军朱熹截获，闹得好不尴尬。在写给友人黄灏的信中，朱熹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辛帅之客舟贩牛皮过此，挂新江西安抚占牌，以帟幙蒙蔽船窗甚密，而守卒仅三数辈。初不肯令搜检，既得此物，则持帅引来，云“发赴浙东总所”。见其不成行径，已令拘没入官。昨得辛书，却云“军中收买”。势不为已甚，当给还之，然亦殊不便也。因笔及之，恐传闻又有过当耳。[8]

因听到消息后稼轩及时去信疏通解释，朱熹虽然颇感无奈，最终还是放行了。但是为了防止讹传，却又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友人。牛皮事件对朱、辛双方来讲都有些尴尬，却并未影响他们此后的交往。

淳熙八年(1181)冬十一月，稼轩改除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十二月，因谏官王蔺劾奏其“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9]4004，落职罢新任，随即退居上饶带湖。这年冬天，朱熹入都奏事经上饶，曾顺道参观了带湖别墅(应该没有与稼轩见面)，“以为耳目所未尝睹”[1]382。

淳熙十五年(1188)四月，朱熹以江西提刑入京奏事，再经上饶，与闲居在家的稼轩见面。二人交流了政事经验，朱熹还毫不客气地指出稼轩为政时存在轻躁、不能克私的弱点。

绍熙三年(1192)春，起为福建提点刑狱后，稼轩重新踏入仕途。绍熙四年(1193)秋九月，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绍熙五年(1194)秋七月，“以臣僚言其残酷贪饕，奸脏狼藉”[9]4046，罢帅任，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自绍熙三年春至绍熙五年秋这近三年的时间里，稼轩守福建，朱熹闲居建阳，由于建阳恰处在临安——信州——福州这条稼轩赴任还朝路线的中途，因地利之便，两人得以频频见面。

绍熙三年春，稼轩被起任福建提点刑狱。朱熹听闻后十分高兴，特走札致贺；稼轩以启通问，朱熹再答以启。朱熹书、稼轩启均已亡佚，今仅存朱熹启，文云：

光奉宸纶，起持宪节。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詟之威；今圣上选贤，更作全安之计。先声攸暨，庆誉交兴。伏惟某官，卓荦奇材，疏通远识。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轺车每出，必著能名；制阃一临，便收显绩。兹久真庭之逸，爰深正宁之思。当季康患盗之时，岂张敞处闲之日？果致眷渥，特畀重权。歌《皇华》之诗，既谕示君臣之好；称直指之使，想潜消郡国之奸。第恐赐环，不容暖席。熹苟安祠禄，获托部封。属闻斧绣之来，尝致鼎裀之问。尚烦缛礼，过委骈缄。虽双南金，恐未酬于郑重；况一本薤，亦奚助于高明？但晤对之有期，为感欣而无已。[7]4414

文中“卓荦奇材”“疏通远识”“经纶事业”“脍炙士林之口”诸语是对稼轩才识、事业、文章的极高评价，说明朱熹此时对稼轩极为推重。“当季康患盗之时，岂张敞处闲之日”，则表明朱熹对稼轩此次福建任职有所期许。此时二人尚未见面，所以朱熹才会说“晤对之有期”“为感欣而无已”，显而易见，朱熹对即将到来的会面充满了期待。

随后，稼轩赴福州就任，途经建阳，特地拜访朱熹。当时陆九渊知荆门军，稼轩向朱熹盛赞陆在荆门的政绩。这年四月十九日，陆九渊接到朱熹致信，信中朱熹谈及自己与稼轩的会面：“近辛幼安经由，及得湖南朋友书，乃知政教并流，士民化服。”[10]稼轩此次会晤朱熹的主要目的，是征求他对自己福建施政的意见。这次问政在《朱子语类·中兴至今日人物下》中是这样记载的：

辛幼安为闽宪，问政。答曰：“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6]3503

三句话可谓金玉良言。稼轩为政一向通晓治民，擅长治军，然驭吏以严往往有余，待民以宽却常有不足，朱熹的意见正中肯綮，稼轩极为敬服，完全采纳了。

绍熙三年(1192)六月，朱熹考亭新居落成。稼轩或因送薛叔似入都至建阳，特意来贺[5]1070。这次会面，他们主要讨论的是，在闽中采取何种措施以放宽民力，而经界、钞盐成为核心议题。其时福建各地土地兼并盛行，盐法弊坏，老百姓苦不堪言， 怨声载道。稼轩再次起用后，下定决心要有所作为，因而政事极为积极。而朱熹恰巧此前(即绍熙元年至二年)在漳州任上刚刚推行过经界法和盐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遗憾的是，原本朝廷发布诏告，同意二法同时在泉州、汀州施行，却在泉州民间受到了豪强大族的强力抵制，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朱熹也因此愤而辞职。如今，二人一个一心想有作为，特意移樽就教；一个曾经心灰意冷，又被对方的积极热情、果敢有为燃起希望，可谓一拍即合。回去后，因为得到朱熹的指导，稼轩大受鼓舞，立即向朝廷上《论经界钞盐法札子》奏札，就此掀开了八闽各州大规模施行经界钞盐法的序幕。而朱熹却因“与宪车(指提刑辛弃疾)相款”，助其上疏请行经界钞盐，“大得罪于乡人”[7]5215。

是年末，稼轩被召赴行在。四年(1193)春，途次建阳，再次访朱熹于考亭。上年冬十二月，朱熹有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命，请辞。正月，有旨趋之任。稼轩力劝朱熹赴任。事见朱熹《与刘晦伯书》：“饶廷老归，闻诸公相许,已有成说。而辛卿适至，以某尝扣其广右事宜，疑其可以强起，乃复留宿。”[7]5215此时，陈亮也恰巧来访朱熹，三人讲学论政，颇为畅快。稼轩还盛赞朱熹弟子——时任信州永丰县令的潘友文政绩突出，“以为文叔爱其民，如古循吏”[1]276。

受朱子启发，稼轩早就有意在闽推动儒学教育，整顿士林之风。绍熙四年(1193)，稼轩着手修建、整顿福建郡学，得朱熹大力相助。次年朱熹写给福州州学教授常濬孙的信中说：“闻学中诸事渐有条理，尤以为喜。学校规矩虽不可无，亦不可专恃。须多得好朋友在其间表率劝导，使之有向慕之意，则教者不劳而学者有益。”[7]3242常濬孙正是在稼轩的授意下，才对郡学进行整顿，并修建经史阁等的。《八闽通志》载：“詹体仁，字元善……直龙图阁、知福州……在郡尝出钱助修郡学，以毕前守辛弃疾之功。”[11]511而同书卷七十三亦有“闽县经史阁……帅守辛弃疾重修，仍扁曰‘经史’，朱熹为记”[11]1026的记载。可见，稼轩在闽整顿郡学取得成功，并传为佳话，实在也有朱熹的功劳。

同年，朱熹致劄福建漕司论盐法，认为于民无利，劝罢鬻盐*朱熹《与漕司劄子》说：“正缘盐不可卖，是以不得已而为此。今乃不察，而必使之抱卖他州外县可卖冰卖之增盐，至于移贵就践，倒置烦扰，则又未论于民有无利害，而善理财似亦不肯如此。……于民有害，于官无利，其理甚明。……欲望台慈特不下司，密行考究，特赐住罢，百里幸甚。”见《朱熹集》卷二十九，第1231页。。辛弃疾大约从僚属处看到朱熹信件，立即予以采纳，让朱熹感欣慰。他在写给弟子黄干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辛卿鬻盐，得便且罢，却为佳。”[7]5130

绍熙五年(1194)，稼轩效朱熹社仓之法，在福州建备安库[5]1112。

在稼轩仕闽的这近三年的时间里，辛、朱二人虽然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前线全力实施，一个背后出谋划策，却配合无间，令到政行，福建的面貌大为改观，稼轩亦声名鹊起。朱熹《答赵尚书》云：“闽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7]1225看到朱熹与稼轩关系密切，有朋友便来请朱熹为其兄长写推荐信，以求取稼轩处的职位，朱熹回信说：“没奈何，为公发书。某只云，某人为某官，亦老成谙事，亦可备任使。更须求之公议如何，某不敢必。辛弃疾是朝廷起废为监司，初到任，也须采公议荐举。他要使一路官员，他所荐举，须要教一路官员知所激劝是如何人。他若把应付人情，有书来便取去，这一任便倒了。”[6]3503朱熹虽然给朋友写了荐书，但也说明仍然必须走正常的“公议”途径，并一力为稼轩承担，这固然是朱熹自己谨严处世原则的体现，也可看出其作为朋友对稼轩的爱护。

二、诗词酬唱：吟赏烟霞

朱熹与稼轩二人均是胸怀天下的志士，都富报国的热情，因而，在二人交往的过程中，政事的讨论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与此同时，二人也雅好辞章，故过从往来之际，宴饮游赏之余，也常常发诸吟咏，诗词唱和频仍。

目前所能看到的朱、辛二人最早的诗词往来当为淳熙八年(1181)重阳节稼轩写给朱熹的贺寿诗《寿朱元晦二首》，今录其一如下：

西风卷尽护霜筠，碧玉壶天月色新。凤历半千开诞日，龙山重九逼佳辰。

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历数唐虞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12]79

是年九月，稼轩至知江陵兼湖北转运副使任，给朱熹寄来问候。诗中“龙山”便是指江陵郊外的龙山。朱熹的生日在九月十五，故有“重九逼佳辰”之语。重九登高之际会惦念起朱熹的生日在即，并寄去贺寿诗，说明此时二人已经认识，但从前文可以看出，关系并不熟稔。“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的评价虽然极高，但多少有些客气的成分。

随着交往的深入，此后二人的诗词唱和日益增多，关系也日益亲密。

淳熙九年(1182)八月，朱熹改除江西提刑。九月十二日，上状辞免，同日，去任南归。途经上饶，拜访韩元吉。第二日，韩元吉约徐安国，与朱熹同游上饶县南岩。稼轩闻讯后携酒菜至。这就是后来韩淲在《访南岩一滴泉》中追忆的情形：“忆昨淳熙秋，诸老所闲燕。晦庵持节归，行李自畿甸。来访吾翁庐，翁出成饮饯。因约徐衡仲，西风过游衍；辛帅倏然至，载酒俱肴膳。四人语笑处，识者知叹羡。”[13]四人纵谈诗酒，好不快意。兴之所至，朱熹写下《咏南岩》诗：

南岩兜率境，形胜自天成。崖雨楹前下，山云殿后生。

泉堪清病目，井可濯尘缨。五级峰头立，何须步玉京？[7]5718

朱熹到信州拜访的是韩元吉，并非稼轩。而韩元吉第二天领朱熹游南岩时，也并未通知一城之北的稼轩，稼轩却自己主动前来。结合前面稼轩主动给朱熹寄贺寿诗，可以初步判定，朱、辛二人的交往过程中，稼轩是较为主动的。四人赋的诗被后人刻在南岩的岩壁上，因而，韩淲才会生出“摩挲题字在，苔藓忽侵遍。壬寅到庚申，风景过如箭”[13]的感慨。

绍熙三年(1192)冬，稼轩召赴行在。四年(1193)正月，稼轩访朱熹于考亭。八月，在朝中只做了几个月大府卿的稼轩调任福建安抚使。由临安赴任途中，再次途经建阳，与朱熹相会。共商政事之余，稼轩“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14]12165。二人泛舟九曲，诗兴大发，朱熹吟唱起了自己十年前(即淳熙甲辰1184年仲春)筑武夷精舍与友人游九曲时所作的《武夷棹歌》：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道人不复荒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

……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7]383-384

这组用民间乐歌形式写就的组诗，第一次全面描绘了武夷九曲溪的全貌，语言优美，抒情真切，成为脍炙人口的绝唱，历代诗人唱和不绝。

听罢朱熹的吟唱，稼轩亦乘兴作《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其中第九首云：

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12]74

稼轩眼中的朱熹，俨然是一个隐卧山中的“帝王师”，他盼望终有一天，会有一个如“西伯”一般的贤君，来把这个志不得申的才子装载入朝。

三、学术砥励：如琢如磨

稼轩本是武将出身，平生更重外在功利。而朱熹却为一代儒宗，身心寄托于道德性理。一个重外化，一个偏内省。从表面上看，这两人似乎很难有交集。然而事实却是，成长于金人统治区的稼轩，自幼年就受到祖父辛赞的教导，立下了抗金复国，重整河山的壮志；20岁便聚众起兵，21岁率50人的敢死队突入50万众的金兵营帐生擒叛徒张安国……而朱熹同样自青年始就抱有复国理想，早在隆兴元年(1163)，朱熹就曾说过“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7]508，庆元四年(1198)又在《聘士刘公先生(即刘勉之)墓表》中说“是时国家南渡，几十年谋复中原以摅宿愤，未有一定之计”[7]4613。正因为他们有着抗金复国的共同理想，才能成为相交日深的挚友。在朱、辛二人的交往过程中，除了政事商讨、诗词唱酬以外，思想上也发生激烈的碰撞与交流。尤其是稼轩，慢慢受到朱子理学的影响，并接受了理学的部分观点。

据前文可知，朱、辛二人相识不久后稼轩即被罢官，随即退隐信州带湖十年。此时的稼轩内心深处始终存着用舍行藏的矛盾：一方面充满着英雄失志的悲哀，如《水调歌头》所云“雕弓挂壁无用，照鼎落清杯”[15]118；一方面又借狂欢醉酒、山水清赏试图进行非理性的消解，如“并竹寻泉，和云种树，唤作真闲客”[15]179、“休说往事皆非，而今云是，且把清尊酌”[15]179等。然而，不论是竹泉云树还是清尊杯酒，作为“悲”的消解物，都只能是暂时的。要想真正地从内心深处获得解脱，就只能靠“向里来”的修养功夫。这也是稼轩“退居期间能与朱熹订交成知己，朱熹能给予其精神启悟的最主要的内在原因”[16]。淳熙十四年(1187)，稼轩改周氏泉为瓢泉，正是出于对颜回“一瓢自乐”的道德人格境界的景仰。而在朱熹的眼中，“箪瓢之乐”所以“乐”，正是因为“颜子私欲克尽，故乐”[6]794。很显然，稼轩对颜回安贫乐道精神的敬服，已蕴含着他对理学的亲近。在《偶作三首》其三中他写道：

老去都无宠辱惊，静中时见古今情。大凡物必有终始，岂有人能脱死生。

日月相催飞似箭，阴阳为寇惨于兵。此身果欲参天地，且读《中庸》尽至诚。[12]209

辛更儒先生《辛弃疾集编年笺注》将此组诗系在开禧三年(1207)。此时，稼轩已到人生的暮年，这几乎可以算做是诗人的临终悟道之作了。从诗的尾句可以看出，此时的稼轩已经从早期仅限于儒家的济世养身、出世入世的思考，而发展为以至诚之心来参究天地、生死之大道的理性思考。这是稼轩主动加强理学修养的表现，也表明他已经深契于朱子之理学。

而稼轩理学修养的不断加强，是与得以亲炙理学，得到朱熹数次当面的教导密不可分的。

淳熙十五年(1188)三月，朱熹入临安奏事，过上饶，与稼轩会面。他一方面指出稼轩为政轻躁的缺点，同时以“明理克己，向里用心”相期，希望他事业更加“伟俊光明”。此次会面情形及交谈内容，朱熹在临安奏事归闽后，曾写信告诉金华杜叔高：

示喻克己之说，甚慰所望……然克己固学者之急务，亦须见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见日用之间一言一动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于此处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将去，不但轻躁二字也。辛丈相会，想极款曲。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见闻，岂不有小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既不以老拙之言为嫌，亦必不以贤者之言为忤也。[7]3093

淳熙十六年(1189)，杜叔高曾到上饶拜访辛稼轩，而此前朱熹曾写信委托他劝说稼轩“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即他曾对陈亮的要求“粹然以醇儒之道自侓”，而稼轩都虚心接纳了，这让朱熹非常高兴。

绍兴四年(1193)八月，在朝中仅任职几个月大府卿的稼轩调任福建安抚使。赴任途中，再次与朱熹相会。二人商讨政事、共游武夷之余，还讨论了学术问题，稼轩对朱熹的治学及重视心性修养等问题有了较深的了解，而朱熹也开始慢慢接受稼轩的一些主张。当夜，朱熹为稼轩两个书斋题写“克己复礼”“夙兴夜寐”二匾，勉励鞭策他克服自己所短，贵在坚持。

庆元五年(1199)，稼轩退居铅山，朱熹来书复以“克己复礼”相勉。对此，元人袁桷评论说：“晦翁尝以‘卓荦奇才，股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复以‘克己复礼’相勉，朋友琢磨之情备矣。尝闻先生盛年以恢复为最急议，晚岁则曰：用兵当在数十年后。辛公开禧之际亦曰：更须二十年。阅历之深，老少议论自有不同焉者矣。……庆元四年公复殿撰，此书盖戊午岁以后所作，至六年则文公梦奠矣。今观此帖，益知前贤讲道，弥老不废，炳烛之功，良有以也夫！”[17]所谓“朋友琢磨之道”，其实更多的是朱熹对稼轩的勉励。而朱熹通过对稼轩持之以恒的引导，终于取得一定成效，也无怪乎袁桷要说他讲道“弥老不废”了。

宋宁宗绍熙五年(1194)，因右相赵汝愚首荐，朱熹入都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开始在御前讲经，并趁机向皇帝弹劾左相韩侂冑“擅权害政”的罪状。孰知却被韩氏反将一军，罢侍讲职。庆元三年(1197)冬，韩侂胄等在打垮赵汝愚后，把矛头对准了朱熹。道学被宣布为“伪学”，朱熹被列为“伪学逆党”之魁，受牵连遭迫害的官员士子多达59人，史称“庆元党禁”。一时间朱熹的门生故旧过其家门“凛不敢入”，学人皆不敢自称儒生。庆元六年(1200)三月，久病的朱熹“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时年71岁。朱熹去世时，朝廷下令禁止其朋友、门人到考亭会葬。在政治高压下，朱熹的门人故旧很多都不敢前来送葬。但稼轩却独独不怕风险连累，义无反顾地作文往哭之，祭文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14]12165-12166表达对友人离世的万分悲痛！同时，他还写下《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一词以示悼念：

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霁，青天好。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故人少。子云何在，应有玄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15]487

稼轩以汉代扬雄所作《太玄》经比拟朱熹的著作，并化用杜甫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称颂朱熹的文章、事业不朽。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稼轩对朱熹肝胆相照的真挚友情!

四、结语

辛弃疾与朱熹，一位是雄才伟略的将才，一位是门生遍天下的学人，二人不寻常的交往令人感动。朱称辛是“今日如此人物，岂可易得”的人才，赞他“卓荦奇才，疏通远识！”对其弟子说：“辛幼安是个人才，岂有使不得之理！”[6]3179辛对朱亦十分敬佩，称其学术成就“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他们相交二十余年，从泛泛的同僚之交到肝胆相照的知己，以政事讨论始，以理学讲论终。朱、辛二人的深情厚谊让我们看到了一对文化巨匠的惺惺相惜、荣辱与共；也让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了，只有建立在共同人生理想基础上的友情，才能经受得住历史的云烟，才能真正给予人启迪和进步。

[1] 陈亮.陈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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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谢水华,程继红.朱熹与辛弃疾交游述考[J].江西社会科学, 2004(8):114.

[5]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 黎靖德.朱子语类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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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徐松.宋会要辑稿:黜降官第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0] 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附《年谱》“绍熙三年纪事”[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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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邓广铭笺注,辛弃疾著.稼轩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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