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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自信研究

2018-04-03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1期
关键词:治理者能力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1]8这是党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变化的精辟表述。回顾过去五年的成就,进而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七十年的历史,我们看到,每一个阶段性的成就无不令世界震惊。面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面对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过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事实上,面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奇迹,近年来有学者尝试着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解读。陈志武认为,中国发展的奇迹源于“中国通过‘改革’(市场化、民营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所致”[3]。徐勇认为,“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扩张式发展结合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4]。徐崇温则认为,“中国发展的奇迹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

尽管他们均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发展奇迹的原因做出了解读,但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中国能够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及在四个自信基础上凝练而成的治理能力自信,即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好本国的发展问题,并能够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一、提升治理能力自信的必要性分析

严格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正式使用“治理”一词,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社会主义建设时最初使用的是“统治”一词,改革开放后使用的是“管理”一词。但从学术界通行的理解来看,无论是“统治”还是“管理”都属于广义的“治理”范畴,如维基百科中引用马克·贝维尔(Bevir Mark)对治理的定义:“治理是统治的所有流程,无论实施者是由一个政府、市场或网络,无论被实施对象是在家庭、部落、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或领土,无论是通过法律、规范、权力或语言。”[6]因此虽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没有使用“治理”一词,但其领导中国人民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依然可以称之为是国家的“治理”过程。

治理能力自信是指人民群众,包括治理者本身从根本上相信本国政党和政府有能力凭借自己探索,提出具有本国特色的治理理念、治理举措,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从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只有坚持治理能力自信,才能够使国家的发展取得成功。

(一)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惨痛后果:对国家治理能力自信缺失的教训

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相对于新一轮私有化、市场化为西方国家创造的新的发展机遇,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没能帮助其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赢得足够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从而在苏联引发了对自身经济发展方式的严重不自信,于是就有了戈尔巴乔夫的盲动式改革。由于脱离苏联的实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没能使苏联经济复苏,反而引发了苏联国内的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了苏联国家的解体。俄罗斯在承继苏联的衣钵以后,依然未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于是盲目搬用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1991年,俄罗斯总理盖达尔和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将在委内瑞拉取得成功的“休克疗法”照搬,这一疗法由于忽略俄罗斯国情,机械套用在小国试验成功的经验,盲目推行价格自由、国企自由化、贸易和投资自由等措施,从而使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国民经济体系面临崩溃。

反观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国家治理者应有的定力,缺乏独立自主解决本国问题的能力,缺乏治理能力的自信。因为自信的缺失,所以才不加分析地抛弃苏联及俄罗斯历史上国家治理的经验,全盘套用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从而使俄罗斯在经济上沦落为二流国家。这一观点也为国内外诸多学者在分析俄罗斯改革失败原因时所采信,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博戈莫洛夫就指出,“我们不幸的根源,在我看来首先在于我们的政治精英站不住脚”[7]。我国学者孙娜有着相似的观点:“长期的经济改革失败使人们对渐进方式失去了信心。有不少人心情急切,认为‘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他们要找出一种新的方式,要激烈的、能一步到位地制止通货膨胀的方式,休克疗法如同一盘作好的菜,即时端到了他们面前。”[8]

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是对世界各国治理者的一个警醒,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要有治理能力的自信,要相信自己国家的问题能够用自己的治理方式加以解决。

(二)中国道路的成功启迪:四个自信基础上的治理能力自信

与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虽然遭受过挫折,但最终选择自己依靠自己,最终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条道路的探索来之不易。起初,党对自己的治理能力并不自信,革命的一切都是跟着苏联走。1927年,我国在汲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后,才逐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内却出现了一些右倾主义者,企图否定并放弃坚持党独立自主的战略路线。为了在全党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毛泽东指出:“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9]毛泽东的表述,对于凝聚全党的思想共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继续将自信的精神面貌贯穿于社会各个方面,并于1978年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提升了我国治理能力的自信。邓小平与华裔教授李政道会面时,总结道:“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用二十多年流血斗争赢得的人民共和国,用几十年艰苦奋斗特别是十年来改革开放赢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人民不会轻易丢掉。”[10]326邓小平的“不会轻易丢掉”是我们党对几十年艰苦奋斗的经验总结,表明了我们将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在新的历史阶段,习总书记继续强调要增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辟出新的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归根结底,是基于四个自信基础上的对自己治理能力的高度自信。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治理能力自信的探索历程

自古以来,我们就有“相信自己能做好自己的事”的文化传统,如孔子的“君子求诸于己,小人求诸于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这种自信的“文化基因”更是在一代代的中华儿女中得到传承。依托于这种民族特质,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也正在向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阶段转变。历史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团结与奋斗的历程,就是治理能力自信的探讨历程。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治理能力自信的探讨

最初,由于缺乏自身的经验,党革命的一切都在幻想着跟着苏联走。然而,在经过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果断地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必须要由自己做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基于对革命失败教训的反思,基于对自己能力的自信,毛泽东大胆提出了一条与马恩设想相背离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使中国革命出现了转机。然而,在革命前进的过程之中,党内却出现一些左倾主义思潮,影响了革命的正常开展。为了纠正党内一部分人士的左倾主义思想,毛泽东指出:“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11]毛泽东关于革命一定会走向胜利的表述,鼓舞了革命的士气,对于夺取全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治理能力的自信不仅仅体现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也体现经济建设和外交建设方面。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道路过渡时期,周恩来提出:“我们既然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12]中国共产党这种自信的精神状态,使我国相继完成三大改造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建立起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即使是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时,中国仍然能保持国内经济的大体稳定。

在外交方面,毛泽东仍然坚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处理好对外关系。1958年万隆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它们喜欢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一点。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它们不算数。”[13]这种自信,不仅使我国先后与亚非拉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也使我国国际威望不断得到提高。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关于治理能力自信的探讨

十年文革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灾难过后便是艰难的抉择,是继续走传统的发展模式还是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在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断然提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些障碍,这些困难,这些不足,我们相信是可以逐步解决,逐步克服的。这三两年内可能看不出突出的成绩,过几年面貌会看得更清楚。现在尽管人们还有怀疑,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有信心的,是相信这个事业能够成功的。”[14]

邓小平的这种自信得到了印证,但就在我国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开始陷入低潮,国内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质疑的声音。社会主义究竟能否继续下去?针对质疑,邓小平自信地提出,“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10]3211992年,在随之而来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提出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0]374邓小平的“不争论”“大胆的试,大胆的闯”,背后暗含的就是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外交上,1984年邓小平在谈及解决香港问题时提出:“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10]69这种风度与自信,使中国能够在国际局势变幻中坚决维护本国独立与主权,并对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治理能力自信的探讨

中国共产党对治理能力的自信,在造就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中华儿女的自信心。也正因为如此,习总书记十九大会议上提及:“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15

习总书记高度治理能力的自信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会议上,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15]习总书记的此番讲话,是治理能力自信的充分体现。

同样,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部分质疑的声音,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自信的表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提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16意在要求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在坚持历史自信的基础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外交事务上,习近平总书记同样表现出了对治理能力高度自信的风范。2017年9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时,习总书记高度肯定了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没有我们五国参与,许多重大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难以有效解决。”[16]492在这种自信下,我国合作共赢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加。

三、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自信的路径探讨

(一)提升治理者的战略定力

提升治理者的战略定力是提升治理能力自信,应对国际国内外部考验的根本举措。从国际形势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从国内形势来看,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改革必定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受到他们的反对。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习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改革定力,增强改革勇气,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16]107只有具备了战略定力,才能保证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扰,才能保证深化改革的方针继续推行,才能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要提升治理者的战略定力,首先,治理者要加强理论修养。信仰是精神方面的旗帜,治理者只有树立了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树立了对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理解,才有可能坚定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次,治理者要有以我为主的政治立场。以我为主,就是指治理者要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思考解决问题,其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都由本国人民自己做主,不受西方霸权主义的威胁。最后,治理者要有非凡的魄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要打破利益的藩篱,必然要面临着一些反对和阻碍,治理者需要正确洞察社会形势,对于不能改的东西,要抵抗住外部条件的威胁,坚决不改;对于那些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部分,要能根据本国实际的需要进行改革。

(二)凝聚民心以提升治理能力自信的群众基础

习总书记提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1]19这是因为,治理者虽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一种示范带头作用,但社会主义事业真正的依靠力量是人民,方针政策能否真正发挥效用,最终还得看人民的拥护程度。因此,要提升治理能力自信,就必须要凝聚民心,以提升治理能力自信的群众基础。

加强社会保障,缩小收入差距,是凝聚民心的根本途径。坚持为了人民,就必须做好民生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逐步改善民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建立起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尽管如此,我国仍有一小部分人处于贫困之中,贫富差距使他们对目前的社会产生不满,影响了社会团结。因此,要增强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增强对治理者能力的自信,就必须继续做好民生方面的工作,把我国的精准扶贫、绿色扶贫落到实处。

加强执政党的内部建设是凝聚民心的重要途径。目前,执政党内部出现的一些诸如腐败、作风不良等现象,影响到了民众对执政党治理能力的信任,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是极为不利的。习总书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意在对党组织进行规范,从而提升执政党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提升党动员社会全体成员进行建设的能力,提升民众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三)持续推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推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提升治理能力自信的关键举措。随着国内事务越来越复杂化、精细化,传统单一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只有进行治理能力的变革才能继续彰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才能进一步提升我国对治理能力的自信。再者,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停留在综合国力的竞争层面,更是一系列软实力的竞争,即治理者治理能力的竞争。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首先意味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教育的不断普及,使利益的诉求越来越多元化。这些诉求如果得不到表达和满足,利益主体就可能会寻求较为极端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为了让利益主体的诉求得到合理表达,必须构建合理的利益表达和参与的渠道。而这就需要构建合理的分权模式,发扬协商民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个人、团体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意味着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法治化意味着社会的一切管理活动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治色彩较为浓厚。久而久之,人们对治理者不满的情绪增加,失去了对治理者治理能力的信心。因此,要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必须要树立法治精神,完善政府履行职能的正当性程序,严格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规范权力的运行,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四、结语

从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的经验教训到中国共产党对治理能力自信的探索历程,说明了一个事实:提升治理能力自信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必然选择。只有继续提升治理能力的自信,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冲破利益藩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当然,治理能力自信的提升并不是短暂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治理者与民众相互配合,共同汇集成治理能力自信提升的合力。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祝鸿玲.逝去的经济学泰斗——米尔顿·弗里德曼学术思想评述[J].知识经济,2007(9):13.

[3] 李利明.重新思考中国奇迹——专访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J].观察家,2008(3):65.

[4] 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0(1):115.

[5] 徐崇温.中国奇迹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6):10.

[6] BEVIR M. Governa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7] O·T·博戈莫洛夫.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前景[J].张仁德,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5):31.

[8] 孙娜.俄罗斯经济与“休克疗法”[J].龙江社会科学,1996(3):602.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8.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05.

[1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9.

[1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2.

[1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4.

[15]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日报,2013-12-27(2).

[1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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