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莉 杨 杨

2018年8月23日，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与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上海市地方志发展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2018年地方志与地方史理论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地方志》杂志编辑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承办，当代上海研究所、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上海市年鉴学会协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巴兆祥教授和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主任唐长国主持开幕式。闭幕式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王依群、生键红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作闭幕发言。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邱新立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巴兆祥教授与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潘捷军研究员作大会主题报告。围绕会议的预定主题，来自各高校、科研单位、方志系统的四十余篇论文入选研讨会，参会人员在地方志理论建设、专门史、类目、村镇史、传播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全方位的交流。论文作者和特邀专家一同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各抒己见，在各种学术火花的碰撞下，进一步增进了对地方志和地方史理论与实践工作的认识，将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引领向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

一、大会主题报告

邱新立《地方志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与新特点》梳理与回顾了方志学学科在过去30多年的理论建树和发展历程。他指出：数十年来地方志事业在编修实践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存史、咨政、育人的价值已经以文件的形式得到国家认可。然而地方志理论研究的特殊性在于需要兼顾工作实践，近年来地方志编修从原先的省市县三级下放到乡镇层面，形成了五级体系，而地方工作条例所界定的仅有省市县三级，新的规定和规范亟需制定出文本，需要理清修志、编鉴、编史彼此的定位和相互的关系，理清关系后才能推进理论建设。

巴兆祥《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关注于地方志学科建设的源流，以学科学理论为指导，梳理方志学学科构建的历史过程，认为传统方志学形成于清乾嘉时代，其时尚未意识到构架理论体系的意义，处于“方志编纂学”角度。民国时期，方志学科开始现代转型，确定了方志学学科名称与定义，一批以方志学为学术方向的学者群体和标志性著作产生，现代学术研究范式被运用，学科基本术语形成，研究问题的范围逐渐拓展和深化，方志学课程进入大学殿堂，进入现代学科的建构时代。20世纪80年代后，重视地方志的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先后兴起了两次全国性的修志热潮，大批长期专注方志学的研究者出现，并涌现出一批造诣深厚的代表性人物，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的方志学论著，出现多部经典学科著作，形成总结性成果、一批通用的学科学术用语，以及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专业性学术共同体、理论阵地成功建立，学术讨论会常态举行，方志学科扎根大学讲堂，并尝试了对方志学学科的历史书写，这一切都标志着方志学成功转型的进一步升级。

潘建军《章学诚史志关系理念再认识》主要阐述了地方志的性质问题。史志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始终是地方志理论建设的重要部分，他指出志书“史书说”的主流认识地位源于章学诚的权威论见。他重新审视了章学诚“志乃史体”说的历史渊源，提出章学诚在指出方志属于史学范畴的同时，又认为方志不等同于史。

二、研讨内容述要

研讨会设定两个专题分会场，就地方志和地方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者就各自提交的论文展开交流。

（一）方志理论建设

梁滨久《超越方志学的志学说》提出地方志的一大特点是地方性或地域性，“方”是相对于国家和中央而言的概念，地方志以外又存在一统志形式的国家志，用方志涵盖一切志书与此相悖，应在目前方志学与方志学科的基础上重新提出志学概念，形成“志学”母学科和“方志学”子学科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

张安东《把握方志学科建设要点——理论提升、体系建构和途径原则》回顾和梳理了方志理论研究的四个历史阶段，论证了方志学学科体系包括方志学基本理论、方志学应用理论、方志史三个部分，提出了构建体系具有三个途径：即对既有成果进一步梳理和精细化、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研究以及对现实方志编纂的调查研究；应遵循四个原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注重实用性、借用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借鉴历史防止照搬。

陈庆明《关于地方志和地方史问题的几点思考》从史志渊源、史志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史志同属历史范畴，具有共同的记述对象和目的功能，在内容侧重点、收载范围、编排形式、著述方式和组织方法上则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因此史志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同源异流，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苏卢健《2017年方志学理论研究综述》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检索了期刊数据库中2017年发表的四百余篇方志学论文，分为方志理论、方志编纂与管理、方志学史、志书研究与评价、方志人物五个方面，系统介绍了方志学在2017年的成果，指出其仍保持着稳中有进的局面，但在文章质量、研究队伍结构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提高和改善。

（二）志鉴编修范式与实践研究

年鉴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编修实践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方利宏《论年鉴价值与编纂信息化》一文，沿着年鉴源流和读者利用导向，归纳年鉴的价值本质，并分析影响年鉴价值的主要因素，进而提出以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实践经验，为年鉴内容策划、供稿及编辑等提供方法借鉴。他认为应该从年鉴编撰信息化入手，逐步扩展多种信息化应用，提升年鉴框架规划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提升年鉴的时效性和可利用性。

齐迎春《年鉴编纂规范与年鉴学范式的构建》从年鉴学科的范式研究入手，详细分析了中国年鉴学范式的概念、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以及构建年鉴学范式的制约因素。他认为中国的年鉴学科基础理论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仍然存在编纂者对年鉴学科内涵的认识不清晰、对年鉴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断层等问题，应该形成统一的年鉴基本学科理论，构建起独立的年鉴学科体系。

重大事件志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志种，其理论和编纂范式的探究是亟需推进和总结的课题。孙众超《新时代背景下的重大事件志编纂探究》从宏观的角度提出重大事件志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必然产物、构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在编纂过程中需注意启动编纂工作要及时、编纂效率要提高、内容和表现手法做到严肃与生动平衡的原则。

褚半农《重大事件在村志中的记载现状及理论思考——基于上海5区10部村志的考察》以上海5个区10部村志为样本，以对土地改革运动的记载为剖面，指出几部村志中土地改革运动记载内容所占比例均较低，对重大事件记载存在内容上的遗漏，导致村志史料价值降低，存史功能弱化。

沈松平《关于新中国乡镇村志编修历史的考察》回顾了我国乡村志编修三个阶段，指出在2015年8月份《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规划纲要》出台后，乡村志编修迎来了全国性的发展高潮。他提出编修乡村志应遵循不同原则，体例上不照搬市县志，内容上以微观记述为主，侧重于人物文献、风土风情、人文古迹和名产、地名编辑等，立足普通的生活，突出地方特色，从而改善目前乡村志存在的机械模仿、内容空洞的缺陷。

周新民《新媒体时代，方志的修正补遗亟待与时俱进》，通过对《南市区志》《上海园林志》《上海丝绸志》等志书中记载的“思敬园”“三雅园”、上海最早“英国领事馆”、民族绢纺业“中孚绢丝厂”等资料的考证，提出网页版地方志所转载的地方志书存在部分没有注明资料出处、没有及时补充新的考证成果的缺陷，降低了地方志的可信度，应该借助新媒体技术及时修正补遗。

吴丹华《政治空间实化的文本叙事——以明代潮州新辟属县方志编修为例》以明代潮州新辟属县方志编修为例，讲述古代新县方志编修的政治意义。新县通过修地方志的方式，表达地方归属中央的“政治认同”，同时通过对县际关系的文本书写，呈现出本县的空间归属、人物载录和历史源流等，以新建县事件作为时间起点，构成书写地方史的完整序列，进而构造地方史的历史框架。

现代方志对古代方志的革新与超越不仅体现在修志思想与观念上，志书的编纂手法亦有较大的提升。王慧《从画到图：方志地图的近代化》指出清以前志书地图内容简单、种类单一，民国志书受西学影响，在内容选择上更加强调实用性，而且强调有专业素养的人员进行绘制，并且在绘图上增加了数学元素，有了详细的元素，这些都使得民国志书的地图显示近代化的趋势。

（三）旧志研究与利用

1.旧志研究。

赵心愚《乾隆〈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考略——兼及清乾隆前期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发展》考察乾隆《西宁府新志》的纂修及篇目内容、记载特点，比较分析其资料来源，提出古代西藏志编纂体系中存在两种体系，《西宁府新志》体现了两种体系的合一趋势，推动了西藏地方志的发展。

朱丽晖《〈中华民国省区全志·河南省志〉与〈分省地志·河南研究〉》是一篇方志比较研究的成果。文中简介了两部志书的概况，阐述其特点和异同，指出志书纂修者将个人职业身份融入编纂，体现了其浓厚的家国情怀。

刘猛《孤本光绪〈重修含山县志〉初探》梳理《含山县志》的编纂活动，简介光绪县志的内容、形态等，对其编纂时间、史料来源作了一定的考证。

沈永清《李林松与〈嘉庆上海县志〉》探讨《嘉庆上海县志》的体例，认为其是对《万历上海县志》的继承创新，资料系统全部全面价值多元，县情特色明显，对新方志的编纂具有借鉴意义。

李论《民国〈察隅县图志〉的资料来源和历史地理学价值》叙述了志文概况及其资料来源，论述其带有较为浓厚的清末政治军事色彩，具有相当的历史地理学价值。

《上党记》是陕西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王建华《〈上党记〉辑佚补遗》对辑补其30条佚文，指出其对研究地方历史有重要意义。

关欣《试论〈新安志〉中注释的方法、特点及史料价值》将研究视野投诸志文中的注释，认为注释中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对如何利用志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旧志与地方史。

周敏法《从〈云间志〉的“华亭”名称说起》，详细考证了《云间志》中记载的华亭名称，海盐与华亭关系，以及华亭镇、华亭城、华亭务、华亭县渊源，华亭的范围等等，对松江以及上海早期历史做了深入分析。他提出了《云间志》中陆逊的华亭“亭侯”应是华亭“乡侯”，行政区域的华亭县和自然区域的华亭基本一致等观点。

鲍健欣《医事活动与医技传承：以民国时期上海方志医学人物记述为中心》，通过收集民国时期上海地方志中的400余位医学人物资料，提出地方志对于医学人物的著录方式相对简略固定，主要从出身背景、习医经历、医疗事迹、医学著作等方面着手组织材料，总体上以展示名医形象及其精湛医术为主题，从中反映出医家派衍、医学技术的传播，以及医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

华烨《从〈岩镇志草〉看明中后期徽州岩镇的社会空间与秩序确立》，聚焦江南市镇的经济层面，以地方乡绅代表佘华瑞于雍正十二年（1734）撰写的《岩镇志草》为核心史料，兼及地方史志与相关家谱、文集，深入剖析了岩镇生活空间的宗族聚居形态、士商共存的“场域”以及社区秩序的共融性问题。她认为该书对于进一步深化对明中后期徽州乃至更大区域空间的社会发展脉络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刘涛《冲突文本的背后——旧志中的杨虔诚形象变迁》，利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在漳州月港、厦门港时代华侨产生一定影响的杨虔诚信仰原型的生存年代、宗教身份，认为杨虔诚非“唐僧虔诚”，具有福建道教底层“巫”的印记，与山畲水疍的渊源是福建历史变迁的反映，同明代天柱山学子的想象、族群标签有关，其事迹仅在长泰天柱山。

毛丽娟《康熙云南方志与地方文化互动探究》，以康熙时期云南方志为基础，根据方志的修纂、刊刻、流传，分析康熙云南方志的特点，以及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互动情况。她认为可以通过方志文本了解边疆地区对中原文化政策的反应，即修志实践促进作者群体间文化互动，汉文化影响更加深入，群体方志编纂意识从被动迎合到主动参与，并逐渐向主动修志过渡。

高莉莉《山东新城王氏家族对地方的贡献——以〈新城县志〉为主要研究载体》以《新城县志》为载体，通过其所保存的王氏家族史料，对这一地方大族对地方的贡献展开了研究。

3.旧志利用。

何沛东《近代方志出版中的财务问题研究》关注方志出版过程中的财务问题，通过对近代方志中相关材料的整理，探讨了近代修志出版过程中资金来源、生产成本、定价依据、余资及书款流向等几大问题。文中指出资金来源有三个渠道：政府拨款、税收和官民捐资，其中个人捐资修志是资金来源的主流。为鼓励个人捐资，政府采取官府表彰、列名入传、赠送样书等多种激励举措。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印刷费用以及编纂和刻印人员工酬，方志定价则多数低于成本价，往往仅为印刷工本费，修志的余款和售书款部分用作方志续修和须印、偿还修志欠款或用于投资生息，以备下轮修志之用。

郭墨寒《民国地理总志编纂及其近代化变革研究——兼论总志的概念及其与方志的关系》认为总志虽与方志有着紧密联系，但编纂志义不同、范围不一，两者概念上不宜混淆。同时他是对民国的地理总志进行了梳理。而且他首次对民国时期总志进行梳理，提出民国的总志编纂与古代相比，在编纂者身份、资料取材、体例内容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趋向近代化。

王志通《地方书写与文化表达：民国〈夏河县志〉的编纂与边政》，通过对民国时期三种《夏河县志》与传统方志和民国官方修志的比较分析，进而说明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深入了边疆社会，方志书写者富含关心和建设边疆的现实关怀。他认为方志的地方书写流露了夏河成为“华夏之域”和“边疆地区”的双重表达及其存在的矛盾和张力。

（四）地方史的编撰与研究

1.关于地方史的编纂。

孙晓东《略论方志与专史的编纂》，总结了章学诚、梁启超以及钱穆关于方志与专史之间关系的观点，梳理了《中共党史》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等著作中对地方志材料的利用，并提出地方志是编纂专史重要的资料来源，尤其是编纂地方人物专史时，地方志资料不仅可以补正史之缺漏，还可以对部分资料正讹纠误。

臧秀娟《试述城市史的研究与编撰》，根据《常州通史》的编纂实践，总结了城市史的概念、城市史与城市志的关系以及编纂城市史的意义。她认为城市史以记叙过去为主，城市志以记述现状为主，在研究城市史时，要广事搜集、考证传世文献资料，辅以文物考古资料作补充与印证，从而揭示城市在长期发展中的规律和区域个性。

胡锭波《视角、层级与内容：地方史编纂特点刍议》，从地方史编纂实践的视角、层级、内容三个维度，探讨了地方史编纂的方法。他认为不能将“地方”独立于整体之外，而是应该具有“整体史”意识；不同层级之间的地方史，上级尽可能侧重于历史分析，而基层则侧重于历史现场感的构建；地方史突出主线，侧重叙事，要将读者的阅读感受放在重要地位。

2.关于地方史的研究。

王媛元《清末民初江南地区乡绅参与公益事业的模式探析——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探寻中国进入“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清末民初乡绅参与到公益事业中去发挥力量的模式。她认为清末民初江南地区乡绅参与公益事业的背后，始终有着政府的影响，也正是政府的支持与激励，大量乡绅参与到公益事业之中。

李沛霖《人口视阈下的城市公共交通演变——以抗战前上海电车业为中心》，论述了抗战前夕上海电车业与城市人口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各时间段和各层次方面人口数据与载客电车的线路布局以及运转线路的分析，说明城市人口流动与电车业交错共生、相依发展，电车业加速了人口的流动，促进了近代上海城市化的进程，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城市向现代递嬗。

王霞《民国时期广西监狱囚犯生存环境初探》，通过对民国时期广西监狱囚犯在生存环境、衣食卫生以及教育教诲和劳动作业等三个方面的研究，探析在监人犯的真实生存环境，进而透视当时地方社会的发展情况。她认为民国时期广西狱政改良处于新旧混杂的交替阶段，监狱多沿旧习，囚犯仍然饱受饥馁病痛之苦，囚犯生存环境仍有较大地提升空间。

杨永发《甘肃地名民俗中的建文足迹》，借助金花娘娘传说及其庙碑、甘肃境内的地名、萧氏家谱及家族口传、榆中“七月官神”民俗活动等新材料，对多种说法采取“共生”而非“唯一”的思维方法，讨论建文帝在靖难之变后的行踪，并通过绘制了全国各地建文帝踪迹图，认为历经多地最终流寓甘青是合理而可靠的结论。

三、研讨会特点评析与研究展望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修志书史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近年来，地方志工作稳步开展，理论建设逐步深入，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存史、育人、资政的价值日益彰显，地方志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本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讨论极为热烈，涉及的内容广泛，讨论的重点突出，理论与现实意义兼备，体现了以下特点：

1.参与人员广泛，研究队伍扩大

出席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既有著作等身的理论专家，也有一线修志工作者，又有大量来自高校的年轻学者，尤其此次研讨会上高校参与人员明显增多，来自上海、江苏、安徽、云南、广西、浙江等地的学子提交了数十篇论文，他们的加入为方志研究补充了新鲜血液，极大地充实了方志研究队伍，有助于提高方志学的学术规范，推进学科体系建设，扩大方志学的影响力。

2.研究范围推陈出新，研究视角更加开阔多元

本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关注的领域非常广泛，除传统方志学理论、地方志与地方史等之外，他们又进一步深化研究成果，对方志相关领域做了探讨，涵盖了方志的修撰过程、文本书写、地图制作、总志与分志的关系、出版情况、文化互动、信息化建设等多个角度，跨学科转向成为了研究的新趋势。

交流彼此的学术观点之余，本次研讨会也关注到方志学的学科建设和前景，针对目前地方志事业中仍存在的一些制约发展的问题，与会学者达成了以下共识：

1.整合方志学科科研队伍。

当下，国内方志学研究机构众多，包括各省市方志办、通志馆、科研院所、高校，然而大家的学科背景和学术兴趣各不相同，如何将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和潜在的研究力量整合到一起，是当前方志学发展的重要话题。高校科研人员应该加强修志实践的认识，方志馆人员应当提升自己的理论能力和学术规范学习，发挥各自优势，补齐短板。方志学科需着眼于有前瞻性的、战略性的重大课题的立项，培养人才，团结队伍、提升水平、扩大影响。

2.深化拓展研究领域。

目前研究时段多集中在古志、近代志，对于当代志的着墨甚少，专题史研究不够细化、深化，部分研究领域还存在着盲区。

3.畅通成果交流渠道。

近年来虽然方志学研究成果卓著，但交流渠道尚嫌滞涩，现在还很难在线检索方志学研究的全部成果，不能很好地利用方志人的贡献。因此，必须在重视一手资料的同时，加强学术史的梳理，依托网络平台检索各种学术资源，增进对相关问题和已有研究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寻找研究的突破口。

上海市地方志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对地方志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地方志事业走上了全新的道路。研究中心将可以给相关人员更多的学术训练与积累，为今后的地方志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使得研究队伍可以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学术脉络得以延伸，为延续方志学这一中国特有的世界优秀文化传统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