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先

乡土志是晚清民国时期编纂的主要用于小学乡土史地知识教育的教材，所记载内容皆与本区域内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物产气候、实业状况、科技发展有关，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色。而编纂乡土志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爱国爱乡思想，倡导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改良民俗、普及科学知识，从而开启了我国近现代乡土教学的先河①王新环：《乡土志与乡土教学》，《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1期。。巴蜀乡土志无论在编纂体例、编纂思想和内容方面都有许多创新。

一、巴蜀乡土志编纂情况

早在明代，四川西昌人程登吉所编用于儿童启蒙教育的《幼学琼林》中专门列有《地舆》一篇②《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初为明代西昌人程登吉编著（一作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所编），本名《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清人邹圣脉作了增补，改名为《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以增长儿童的地理知识。清代中叶以后，中国内忧外患加剧，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中国一批有识之士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变法维新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大量西方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教育、哲学等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后，清政府实行新政，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随着清政府废除科举，设立学部，普兴学堂，全国各地中小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模式、课程设置、学习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乡土教育在这种背景下被提了出来。日本明治维新时，曾将西方乡土教育作为地理教学和历史教学的理念引入日本，而这种理念在后来又直接影响到中国，“史学”和“舆地”成为中国小学阶段规定必修的两门课程，于是一些地方开始编写乡土教材。

乡土志的编纂作为清朝国策是在学制改革以后。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十一月，张之洞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拟订《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之教授科目凡八：一、修身，二、读经讲经，三、中国文字，四、算术，五、历史，六、地理，七、格致，八、体操。”①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在此学制中，初等小学历史教育“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地理教育“其要义在使知今日中国疆域之大略……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格致教育“其要义在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大略形象、质性。”乡土史地教育贯穿于小学一至三年级全过程。清政府将乡土教育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既是晚清学习西方教育体制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内加强清廷统治、对外抵御外侮的客观需要。通过讲求实学，培养学生的社会参与和竞争意识。经过维新派人士的提倡，乡土教育受到了很大的重视。

根据“癸卯学制”，推行乡土史地教育需要编纂乡土史地教材，在这方面维新官员张百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百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任学部尚书，奏请天下郡县撰辑乡土志“用备小学课本”，“务使人人由爱乡以知爱国”。他命所属京师编书局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编订了《乡土志例目》（以下简称《例目》），作为全国各地编纂乡土教材的大纲。

《例目》规定：“奏定学堂章程所列初等小学堂学科，于历史则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古地、古先名人之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然必由府、厅、州、县各撰乡土志，然后可以授课。于格致则讲乡土之动物、植物、矿物，凡关于日用所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并且按照地方志的体例和内容，设置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共十五门，每一门的内容都有详细说明。如“历史”一门，要求反映“本境何代何年置，未置本境以前，既置本境以后”的情况；政绩录要求有“兴利、去害、听讼”等三个方面；耆旧录要求记录本境“事业、学问”；人类包括有何民族；户口包括各民族户数、男口、女口数目；宗教包括回教、喇嘛教之黄教（即格鲁派）、红教（即宁玛派）、天主教、耶稣教等；实业包括士、农、工、商；地理包括沿革、古迹、祠庙、坊表，桥梁，市镇，学堂；物产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并且规定“按目考查，依例编撰”，强调“事必求其详核，文必期于简雅。……贤守令幸勿忽视”。《例目》明确了编纂乡土志的目的：“盖以幼稚之知识，遽求高深之理想，势必凿枘难入。惟乡土之事为耳所习闻，目所常见，虽街谈巷论，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平时供儿童之嬉戏者，一经指点，皆成学问。其引人入胜之法，无逾此者。”《例目》要求：“由府、厅、州、县各撰乡土志，然后可以授课……征本地读书能文者二三人，按目考查，依例编撰……”同时，《例目》还明确了乡土志审查程序：“俟采辑成编，一面将清本邮寄京师编书局，一面录副详报本省大吏，以免转折迟延，经局员审定删润，俾归一律，订成定本，并各种教科书，发交各府、厅、州、县以为小学课本，庶可成完全之学科，迪童蒙之知识。”②《蒲江县乡土志》、《新繁县乡土志》等收录全文。《例目》经光绪皇帝御批，由学部下发全国十九行省学务处，各省学务处层层推广落实，限期一年成书，上报编书局审定后付诸教学实践③参见王兴亮、赵宗强：《刘师培与地方志》，《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3期。。

《例目》颁行后，全国各府、州、县、乡政府及当地的小学教员或乡绅，开始按照《乡土志例目》编写乡土志，掀起了编纂乡土志的高潮①参见巴兆祥：《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安徽史学》2006年第6期；王兴亮：《李右之和上海乡土志》，《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9期；王雪玲：《陕西乡土志及其史料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如《忠县乡土志·弁言》云：“近年政府又通令各级中学校授史地者，应采授乡土志，其教材即由地方熟习掌故者编之。”我国现存乡土志多是在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编纂成书的，这一时期的乡土志编纂主要是官方行为，且大多严格遵照部颁十五目程序编写。

辛亥革命后，乡土志编纂并不因政权更迭而中断。民国政府重新制定了学制，并多次进行改革，但始终重视乡土史地教育工作。除官方主持编纂外，许多民间人士也逐渐参与乡土志编纂。随着时间的推移，《乡土志例目》的影响逐渐弱化，编纂内容和体例也更加丰富和多样。1914年，教育部曾催促各县编纂乡土志或乡土史地教科书；1916年，教育部规定“教授地理宜先注意于乡土之观察，以引起儿童之兴味及其爱乡思想”。1930年，教育部第一九七七号训令，饬令迅速搜集有关史地沿革、古今人物、风俗习惯、词曲歌谣，以及讲学名家、教育情形、特别出产、交通状况等项，“编定乡土史地，为小学史地补充教材。”1933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小学法》第九条规定小学教科书应注重各地方乡土史地教材，于是编纂乡土志成为教育界的责任和义务。1937年，教育部又颁布训令，要求“二年制短期小学教材应采用部编课本为原则，各地方为适应需要起见，得酌量编订乡土补充教材”。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应注重各地方乡土史地教育。至1949年，乡土志或乡土教科书编纂工作始终没有间断②参见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2期。。

根据相关学者统计，现存全国乡土志共有六百余种，王兴亮统计现存清末至民国时期全国各地所修乡土志总数当在675五种，其中四川乡土志65种，位居全国第二③参见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2期。。而巴兆祥统计我国近代所编乡土志约681种，大多属稿本或钞本，兼有石印和铅印本，流传不广④参见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北京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巴兆祥：《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安徽史学》2006年第6期。。其中巴蜀地区乡土志在数量上位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山东。

巴蜀乡土志在清道光时就已开始编撰，如清夏梦鲤修、董承熙纂《涪州乡土地理》刻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而绝大多数乡土志则编修于清光绪年间，如1919年，泸定县知事王世璃“怒于斯土之无志也，爰延视学张君培恕为主笔编辑，各校教员暨县属耆儒司调查，遵用部颁《例目》，阅数月，裒然成编。其于历史、地理、格致，不过大端粗具，所以便教授也”。民国时期，巴蜀各地仍编修了部分乡土志。如忠县陈德甫担任忠县初级中学教员时，曾编写《忠县乡土志》教材，广泛流行于忠县城乡，影响深远。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自清末至民国年间，巴蜀地区共编修省乡土志五部，县乡土志六十余部。如清佚名《四川乡土志》、民国时期任乃强著《乡土史讲义》、柳定生著《四川历史乡土教材》、陈宗棠著《四川乡土常识》等。其中《乡土志讲义》（又称《四川史地》），它是1929年夏至1930年春任乃强在南充中学教授四川乡土史地课程时所编，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和地理沿革的专著。此外，清张河檀、张清锐编辑的《四川舆地蒙学读本》（清光绪年间刻本），是当时以四川历史知识为题材编写的蒙学教育读本，也可视作四川乡土教材。在巴蜀乡土志中，个别乡土志不见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如清简锡庚撰《安县乡土历史地理格致合编三字韵语》，不分卷，清末钞本，原本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善本库，外界鲜有流传，弥足珍贵。

巴蜀乡土志绝大多数称“某某乡土志”，也有称“乡土地理”“乡土实录”“乡土志略”“乡土历史地理格致合编”“乡土志讲义”“乡土志教科书”等，虽然名称未能划一，但究其编纂体例和内容都属于乡土志的范围。

二、巴蜀乡土志在编纂体例方面的创新

（一）巴蜀乡土志采用近代西方教科书的章节或课目体进行编纂

由现存部分乡土志可见，重视编纂体例的创新，在遵循《例目》程序的同时，又能从实际出发，按照教材需要和学生记诵特点进行编写，用近代西方课目体或章节体来加以编纂，具有现代教科书的风格。如《涪乘启新》全书共分地理门、政治门、风俗门等三大类①《涪乘启新》题封书名为《涪州小学乡土地理》，因该书于涪州小学堂刊行，故名。又因“以启初学之知识”为编纂目的，故定名为“涪乘启新”。，每门之下分若干课，如地理门下分三十二课，简要叙述涪州地理、山水、历史、农产、矿产等；政治门下分二十七课，叙述本地官制、贡赋、关税、仓储、营兵、团练、讼狱、邮政、保险等；风俗门下分三十九课，记载本地民俗、雇工、医术、卜筮等，总计九十八课。《忠县乡土志》在编纂体例上完全摆脱了《例目》的框架，该书分地部、人部、事部、物部、志异部五编，除志异部外，每部之下分若干章，每章之下又分若干标题，如第一编地部之第一章《天然地理》下有《疆域及沿革》《山脉及水系》《名胜及古迹》等标题；第二章《人为地理》之下有《县域区划的变迁》《历代的一切建设》等。《富顺县乡土志》分地理篇、山水篇、道路篇、物产篇，每篇之下分若干章节。《酆都县乡土志》共分建置、方域、食货、礼俗、兵防、杂异、人物、艺文八章，每章之下有若干子目，如第一章建置下有沿革、位置、设官、立学、官署、局所、公所、县城、街市等类目。《石柱厅乡土志》也分章节叙述，如第八章下有第一节天主教、第二节耶稣，第九章实业下有士、农、工、商四节，内容非常简短。个别乡土志尽管没有按照课目体进行编纂，但在《例目》中却对具体讲授作了说明。如《绵竹县乡土志·例目》云：“插画为教科书所必需，有图有说，自必易解。”又云：“童子先入为主，必令教习就此册分为若干课，自行按课编汇。既知教习之文理，以免讲授之囫囵。其所编课本即为该教习成绩良否，自然易辨，一洗袭用教科书之弊。”②［清］田明理、黄尚毅纂修：《绵竹县乡土志·例目》，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新宁县乡土志》按类、款、节体例编纂，如第一类历史，其下有第一款《未置本境之历史》、第二款《既置本境之历史》，第二类政绩下第一款《兴利》、第二款《去害》、第三款《听讼》。其中第一款《兴利》下又分第一节《明代兴学校之利》、第二节《国朝兴学校之利》、第三节《兴保卫之利》、第四节《兴养民之利》。此种分类方法比较特殊。《南川县乡土志》采用章节体，共分历史、地理、物产、商务四章，除商务章外，其余三章之下又分若干节。如地理章下分本境、山、水、道路共四节，第三章物产下分天然产、制造产等二节，节下又分若干类。如第二节制造产下有动物制造、植物制造、矿物制造等类。有些节本身包含多个内容，如第一章历史之第二节就有政绩、兴利、去害、听讼等内容。第四节有耆旧、事业、学问，并附名宦祠、乡贤祠、忠义祠、节烈祠等，且以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等编排各级次序，层次清楚，一目了然。《彭山县乡土志教科书》分为四十三课，其中“地理应于乡土起点，自治尤以稔悉乡土为亟，可于原讲地理时间每周分配一钟，一年授毕”，而“农田最重水利，故通济、古佛两堰特列三课”，该书“引入乡土观念而编，其程度又合小学之用”①［民国］徐原烈编：《彭山县乡土志教科书·编辑大意》，民国十年（1922年）铅印本。。

（二）内容编排灵活

从现存巴蜀乡土志来看，除部分乡土志仍严格按照《例目》要求编写或采用旧方志体例进行编纂外，仍有不少乡土志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门目类别进行增损合并。如《大邑县乡土志》只有沿革、政绩、兵事、耆旧、户口、地利、山水、物产等八门，原部颁《例目》如人类、氏族、宗教、实业附于户口类下，商务附于物产类下。个别乡土志只编纂了其中部分内容，如《南溪县乡土志》只有格致门，其《序》云：“一邑之动植矿物，将以备一邑初等小学堂格致科之授课也。《例目》所引奏定章程，初等小学堂格致科程度原只学第一第二两年。今是编之辑，乃有阑入各物形象及生活发育之情状者。”②［清］佚名编：《南溪县乡土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修，钞本。民国《重庆乡土志》则分沿革、区域、形胜、地势、气候、城内外之概略、警区、古迹名胜（巴渝十二景附）、形势、城池、风俗、交通、工业、商业等目。《西充县乡土志》分为乡土历史、乡土地理、乡土特产三部分，其下又包括许多类。如乡土历史下分政绩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六类；乡土地理下先按所辖中、东、西、南、北五区分述本区地势、古迹、祠庙、坊表、桥堤、场镇、学堂等，然后叙述全县山脉、水道、道路等；乡土物产下按本县动物、植物、商务分类，基本上遵从《例目》，但在具体编纂时又灵活处理，正文下常有注文。《金堂县乡土志》卷首有《修志姓氏》（纂修、分纂、编辑、采访）、《凡例八则》。《金堂县乡土志·凡例八则》云：“是志因奉部文札饬各州县编纂汇审，以便编书局采入初等小学教材书。”③［清］刘肇烈编：《金堂县乡土志·凡例八则》，旧钞本。故该书体例一遵部颁《乡土志例目》。《巴县乡土志》卷首有《乡土志例目节录》等。

有的乡土志以设问、应答等方式进行编排。如《江津县乡土志》虽采用《例目》体分十五门，但每门之下设若干问，如“人类”门下有“问江津有他种人否？”“问江津苗种共有几姓？”“问江津汉族多由何处迁居？”“问江津有旗户否？”“问江津户口丁数共有几何？”“问江津氏族有何大姓？”“问江津十姓如何受氏？何时自何处迁居本境？至今传有几代？”④［清］佚名编：《江津县乡土志》，清光绪间修，旧钞本。一问一答，内容精练简明。《南部县乡土志》虽然采用《例目》进行编纂，但在具体处理方式上比较灵活，文中往往采取设问、应答的方式叙述，如“历史”下设问“本境何代何年置？”“唐虞夏商州属何州？”“春秋战国属何国？”“秦汉以降何代属何郡县？何代改何州县名？”“氏族”下设问“本境有何大姓？”⑤［清］王道履编：《南部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钞本。每一问下即对该问进行回答。此类乡土志教科书按课目进行编写，一事一课，一人一课，篇幅短小，语言口语化，虽然有的已不按《乡土志例目》门类来编写，但基本上还是分历史、地理、格致三科，有的则以历史、地理分册编写，如《四川历史乡土教材》《蒲江乡土历史读本》《蒲江乡土地理读本》《蒲江乡土物产读本》等。

（三）语言通俗，便于儿童记诵

乡土志教育的对象是儿童，正如《灌县乡土志序》所说：“志乡土者，非为乡土志，为蒙学志也。”从现存所编巴蜀乡土志来看，部分乡土志叙述简明，语言通俗易懂，寓教于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如《乐至县乡土志·例言》云：“乡土志为初小学校教材，与县志异。县志贵详，乡土志贵简；县志近史，乡土志近俗，最为小学适用之书。”①［清］刘达德等编：《乐至县乡土志·例言》，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钞本。有的乡土志融趣味性与现实性为一体，以儿童亲近的乡土事物和社会现实为教学内容；有的乡土志叙述平易浅显，具有较强的生活气息；有的乡土志采取散文体或骈体、韵语、歌谣等形式编写，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适合儿童记诵，提高了乡土史地课程的教育效果。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川新都县叶文光撰《新都韵言》属此类韵文②参见易邵白：《清末乡土志初探》，《志苑》1992年第3期。。《绵竹县乡土志例目》也是“文必期于简雅”，适合儿童学习。

（四）重视图表运用，生动直观呈现

部分巴蜀乡土志绘制了许多图表，以便直观、形象地表达相关内容。如《新繁县乡土志》中的《新繁统辖地舆图》，该图已具有现代地图的特征，图中不仅使用图示等标注山脉、江河、道路、桥梁等，使之一目了然，而且采用比例尺“每方二里”说明实际距离。《德阳县乡土志·凡例》云：“地理用开方法绘图，每方十里。”③［清］佚名纂：《德阳县乡土志·凡例》民国年间旧钞本。《崇庆县乡土志》绘有《崇庆地势图》《崇庆行政区图》《崇庆主要场镇图》《县城形势图》《崇庆主要河流图》，还附有《崇庆县各乡镇面积比较表》《崇庆县各乡镇人口比较表》等。《泸县乡土地理》卷首有《编辑大意》，分为自然状况、人文状况两编，每编之下分若干节。该志除重视当代历史记述外，还插入了不少地图，包括《泸县政区图》《泸县公私立中小学分布图》《泸县地形图》《泸县物产分布图》《泸县交通图》（一、二、三）、《泸县城区街道图》以及第一至第十区图，共计十八幅地图，以方便读者阅读。其《编辑大意》云：“本书图幅之分配，凡全县政区、地形、物产、公私立中小学、邮电、交通、道路等地理上之重要事项，皆分类绘列画一图，以作综合之指示，俾阅者于研究各区地理之前，先明了全县概况，进而作分图研究之纲领。”此外，《南部县乡土志》卷首有《南部县疆域图考》④［民国］李昌言编：《泸县乡土地理·编辑大意》，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泸县人文书局石印本。，《巫山县乡土志》有《历代沿革表》等。《云阳县乡土志》有《户口表》《氏族表》《销行土物表》《出口货物表》《进口货物表》，末附《编采衔名》，列纂修、采访姓氏人名等。《酆都县乡土志》有《酆都县疆域全图》等。

（五）重视对档案和实地调查资料的运用

从晚清民国时期巴蜀乡土志史料来源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当地所编旧方志的资料；二是实地采访所得资料。如《酆都县乡土志·凡例》云：“是编根据县志。”⑤［民国］刘承烈编，余树堂增订：《酆都县乡土志·凡例》，民国十八年（1929年）铅印本。但也有许多乡土志在部分采用旧志数据的同时，在编撰人类、实业、商务、风俗、宗教等内容时，采用了不少实地调研采访的内容。如《德阳县乡土志·凡例》云：“是志概以县志为蓝本。事关感劝，方为采录。语涉繁冗，概加删节。”于“氏族采各家大姓族谱，仿元费着例，稍载事实，务取信而有征者。”而“商务”部分内容“皆于各商访闻而得”⑥［清］佚名纂：《德阳县乡土志·凡例》，民国年间旧钞本。。《忠县乡土志》即“就所修县志内采其要点，并参以年来所见所闻，勉成此编，以供各级中学讲授之用。”《郫县乡土志例则》云：“商务一门，现今商会未设，其运销之数无从确查，但从各商处访其大略，按为估计，以备一门。俟商会成立，当再详定。”⑦［清］黄德润等修，姜士谔纂：《郫县乡土志·例则》，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铅印本。《安岳县乡土志·凡例》云：“物产、商务为类至颐，销路甚广，兹仅就调查所得及各地报告计之。”户口部分内容虽然原有“编册可稽，大都不实”，故此次编乡土志乃采取调查所得资料编入，“此次调查系以一乡生息之实数，与二十三年册报相较，共增若干为比例，然后推之。各乡所造清册，尚无大谬。惟宗教、实业就各场保正及各教堂所开具者而总计之，大致不差。”①［清］高铭箴、张光溥等编：《安岳县乡土志·凡例》，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修，钞本。而这些材料是通过调查采访所得，及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化情况，史料可信度较高。如《金堂县乡土志·凡例八则》云：“采自旧县志者十之四，从县署档案辑入者十之二，得自民间传闻者十之四。”②［清］刘肇烈编：《金堂县乡土志·凡例八则》，旧钞本。其中如“户口今昔不同，而人类及宗教、实业旧县志未有记载，均就近今事实加以咨访而备录之。”③［清］刘肇烈编：《金堂县乡土志·凡例八则》，旧钞本。

（六）重视史料考订

部分巴蜀乡土志重视对史料的考订，使其记载的内容更加可靠。如《南部县乡土志·序》云：“本境建置沿革于通志、县志所载尚有疑义未详者，均按《例目》证之经传，考之二十四史，反复辩论，以期信而有证，庶阅者一目了然。”④［清］王道履编：《南部县乡土志·序》，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钞本。从中也可见编纂者严谨的治史态度。

此外，部分巴蜀乡土志卷首有《序》《凡例》《例目》《例则》《编辑大意》《编辑管见》等，说明“所以着其立言之本意，与章法、篇法之次第及部分之先后，其间可以任意为出入一切驰骤纵横，随其意之所到，以畅其著述之旨而已。”⑤［清］锺文虎修、徐昱等纂：《灌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刻本。主要说明该书编纂宗旨、编纂次第、史料来源等内容。也有个别乡土志在卷首录入部颁《乡土志例目》或《例目摘要》，如《蒲江县乡土志》《铜梁县乡土志》全录《乡土志例目》于篇首。由于中国乡土教材的编纂深受日本乡土教育的影响，部分乡土志还附有日本学者的教育方法，如《乐至县乡土志》卷首就附有日本棚桥源太郎《小学校教授法》，因其“讲义明确详尽，采取原著，弁于志端。”⑥［清］刘达德等编：《乐至县乡土志·例言》，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钞本。《绵竹县乡土志例目》卷首有《纂修姓名》，包括监督、调查、撰述、测绘、图画作者。《新纂三台县乡土志》卷首也有监修、纂修、校订、督采人姓氏等信息。《新繁县乡土志》卷首既有序、部颁《乡土志例目》，还有《纂修姓氏》，包括总纂、协纂、誊清、绘图、采访人姓氏等。有些乡土志在正文中往往注明数据出处，如《蒲江县乡土志》或注明“照录县志”“据县志云”“据当时遗老云”等⑦［清］佚名编：《蒲江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修，钞本。。《会理州乡土志》采用《例目》进行编纂，除卷首有总序外，每目之前也有分序，并简要介绍该目情况。

三、巴蜀乡土志在编纂思想方面的创新

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对乡土志编纂进行探索，如国学大师刘师培于1907年5月在《国粹学报》发表了长达一万五千字的《编辑乡土志序例》，对乡土志书编纂体例、指导思想等进行深入探讨，认为“志乘以外不得不另编乡土志，广于征材，严于立例，非惟备国史之采也，且以供本邑教民之用。……若一郡一邑均编乡土志，则总角之童，垂髫之彦，均从事根柢之学，以激发其爱土之心”。从晚清民国时期所编巴蜀乡土志来看，与传统方志相比，在指导思想方面体现了许多创新：

（一）重视培养儿童爱国爱乡意识

近代乡土志无不贯穿着编者和有识之士爱乡观念和爱国思想。爱乡的思想源自对桑梓的眷恋，乡情浓郁，并由此而升华为爱国情怀。清佚名《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云：“国积乡土而成，爱乡土即爱国之确矢。”故志中历史、地理、物产，“择大者、远者，略加讨论，揭出可爱之实，藉博儿童兴味，即所以引起其爱乡土之热诚。”①［清］佚名编：《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清光绪三十四（1908年）年修，钞本。《彭山县乡土志》卷首《编辑大意》云：“是编为引入之乡土观念而编。”②［民国］徐原烈等编：《彭山县乡土志教科书》，民国十年（1922年）铅印本。《南部县乡土志》卷首《序》云：“学堂宗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欲人人爱国，必先使自爱其乡。而欲振作其爱乡之精神，非就本境事实于德育、智育有切相关系者一一讲明而切究之。”③［清］王道履编：《南部县乡土志·序》，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钞本。《乐至县乡土志》卷首《乡土志教授法》云：乡土教育有四益，其中一益即为培养爱乡土之心，“历史地理科之材料，既取本乡所固有，则其乡之事实、山川、天然物等，大有亲密之观念，爱乡土心自油然而生……盖其身所居、足所履、目所及者，自幼至长，无一时一事不与地有密切之关系，故恒以乡土志盛衰视为一己荣辱之关系，无论何时，旅居何地，不能忘焉，推其心以及国家，亦尤是矣。”④［清］刘逹德编：《乐至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钞本。《巴塘盐井乡土地理志》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盖将有来者焉，爱国爱乡之观念，或赖以不息乎！”⑤［清］段鹏瑞编：《巴塘盐井乡土地理志》，清宣统二年（1910年）刻本。《新繁县乡土志》对爱乡与爱国的关系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近时教育家研究儿童心理，知高深则窒，浅近则通，惟即乡土习见习闻之事，组织以成学问，易以引人入胜也。乃其义则有进于此者，先贤士女以为仪型，即国粹所以保存也；山川园池以为形胜，即封守所以慎固也。虫草鱼木皆供服御之材，市井货贿咸佐经营之业。明乡土之与吾身有极大之关系，故曰爱国心所由发也。且夫国也者，积乡土而成者也，爱乡土即所以爱国。举天下而皆爱乡土，国焉得不强，此今日编纂一事诚教育首务欤。”⑥［清］余慎修、陈彦升纂：《新繁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铅印本。学童通过了解家乡的建置沿革、耆旧贤达、山川河流、名胜古迹、物产商务等家乡“可爱”之处，一方面加深对乡土事物的学习与了解；另一方面增强对家乡的自豪感和爱乡情怀。如《温江县乡土志》序言：“夫国民教育必先使其子弟悉其土地山川人物之美，而生爱国之心。”⑦［清］曾学传纂：《温江县乡土志》，清宣统元年（1909年）刻本。《涪州小学乡土地理·编纂大意》云：“尚武精神，具军民资格，始足转弱为强，自立于不败。是书于武备之张弛、民气之衰盛，暨前人武功遗迹、目前兵事大端，未肯忽略。其义窃取之顾氏《方舆纪要》一书。”⑧［清］夏梦鲤修，董承熙纂：《涪州小学乡土地理·编纂大意》，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刻本。从爱乡到爱国这一观念的扩展，反映了家族乡里对个人的重要性，乡土志正是利用这种乡土情结，实现对学童的爱国教育。

（二）注重向儿童灌输进化论思想，体现了非常强烈的“优胜劣汰”意识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国门，国家利权不断丧失。面对如此情形，严复于1897年翻译了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向国人发出了不发愤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天演”“物竞”“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充斥各类刊物，成为社会热词。诸多乡土志编纂者结合当时社会实际，极力向学童灌输与天争胜、自强保种的进化论观点，以期激发学童发愤自强、挽救国家的斗志。

思想领域的竞争意识、自强意识、危机意识、改革意识的觉醒在巴蜀乡土志中也有所体现。富国强兵是清末民国各阶层的强烈呼声。对富强之道的认识，体现了民众自强意识的觉醒，通过改变家乡落后面貌，是走上富强之路的希望。如《郫县乡土志·序》云：“以郫邑之地与人论，五倍于安豆拉，乃人民程度相去十倍，盖教育未普及，故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未之发达也。”①［清］黄德润等修，姜士谔纂：《郫县乡土志·序》，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铅印本。［清］佚名编：《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清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修，钞本。又如《蒲江县乡土志》首先通过叙述历史演变宣传进化论，“人皇肇蜀后，人群若何进化，国界若何进步，皆生蜀国者宜研究。……使儿童知蜀国进化之先，即知吾蒲开化之早。”②［清］佚名编：《蒲江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修，钞本。《安岳县乡土志》也强调：“矧今日民族竞争，靡赡智而不兴，畴安愚而能存。盖人必自治而后能自养也，知发愤而后能自强也。发愤自治，是以身安而国家永昌也。”③［清］高铭箴、张光溥等编：《安岳县乡土志·实业》，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修，钞本。《温江县乡土志》：“自海禁弛，外族沓来，与吾人争性命，我官我民所当日夜矻矻，图进取者，岂有极哉。”④［清］曾学传编：《温江县乡土志》，清宣统元年（1909年）刻本。《双流县乡土志》：“呜呼！天道不可知，人事究当尽。现今东海讲大和魂，欧洲有强种术，皆所以保国保民者也。今日为交通时代，五洲竞争，凡我邑人宜如何奋勉此心，以求立于优胜劣败之世界也。”⑤［清］佚名编：《双流县乡土志》，旧钞本。《中江县乡土志》：“盖以吾华为膏腴之区，而吾邑又居寒暑适宜之地，数十年来，欲求一天然或制造品，足以与外界相比赛者，卒不可得。生当工战商战之秋，黯淡落寞，不图进步，欲自存于竞争剧烈之世界也，其可得乎？所愿有志之士，急起直追，以开通为抵制，将见英华富于一乡，名誉盛于一国，而影响亦遂及于天下，富强之基宁不在此耶？”⑥［清］游夔一编：《中江县乡土志》，旧钞本。《会理州乡土志》云：“自入十九世纪，欧西风潮播及五洲，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其理遂若颠扑不破。盖国之兴也以富强，而富强之组织、实业确有密切之关系。中国至今日贫矣、弱矣，士农工商理想未开，公益未识，个人之习太深，世界之理莫拓，无惑乎游民众而尽职者寡矣”⑦［清］佚名撰：《会理州乡土志》，钞本。。认为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没有真正知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道理。当时大部分乡土志都会点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观点，这也是当时社会最迫切的需要。

（三）注重加强儿童发展商务、振兴实业观念教育

在进化论观点的影响下，乡土志编纂者通过对比西方，深刻剖析了家乡落后的原因，并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商务、振兴实业的观念。如《乐至县乡土志》“实业”门云：“本境地瘠山险，士民实业压制于周围障碍，遽难发达。”并进一步分析了本境商业落后的原因。⑧［清］刘逹德编：《乐至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钞本。《灌县乡土志》“实业”门云：“房屋、衣服、器具、饮食常工，共三万二千九百八十人，凡皆旧日伎俩，必待改良，方有进步。”⑨［清］锺文虎修，徐昱等纂：《灌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刻本。《雅安县乡土志》编纂者认为本境缺乏资本家，导致商业不兴：“雅安府附郭县上通滇藏，下通成渝，水陆两便，亦商场转输之机关。唯本境素乏大资本家，致陕西人握茶布当商权，至今未衰，即本省缎匹多经其贱取贵出，谓雅人布帛之权全握陕人可也。”⑩［清］王安黼、王安民编：《雅安县乡土志》，清末修，旧钞本。《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云：“读历史、地理、物产诸志，易生富强贫弱观念。志中于本境贫弱原因据实直书，至如何可臻富强之道，证之中外古今，附以鄙见，以期唤起儿童整顿乡土之精神，俾人人有可士可农可工可商之资格，异日组织桑梓入手地步。”⑪［清］黄德润等修，姜士谔纂：《郫县乡土志·序》，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铅印本。［清］佚名编：《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清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修，钞本。《蒲江县乡土志》编纂者从西方工业化发展历程中得到启发，认为发展煤铁工业是富国之道：“……故中国贫，贫于商业不发达，非贫于两次赔款也。《东方杂志》称十九世纪煤铁为富国之本，凡产煤铁之区较产银者尤丰富。蒲产煤铁兼有盐井，固有之利尽弃于地，于中国前途影响最大。”①［清］佚名纂：《蒲江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钞本。《涪州小学乡土地理·编纂大意》云：“财政一端，于地方衰旺、国家强弱有绝大关系，故是书于致贫致富之原因必三致意。如农、商、工业、种植、矿产，凡有关兴利事宜，无不反复阐发，期于国计民生有禆。”②［清］夏梦鲤修，董承熙纂：《涪州小学乡土地理·编纂大意》，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刻本。《安岳县乡土志·商务》感叹外国洋纱、洋广杂货等廉价商品倾销内地，“每岁所入，莫知其数”，“第以购之邻境者，财利尤在蜀中，尚有流通之望。若洋货所耗，则往而不返矣，将奈之何？”对中国民族工业造成极大影响。作者强烈呼吁“商界诸贤”，要齐心协力，“收回我利权”③［清］高铭箴、张光溥等编：《安岳县乡土志·商务》，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修，钞本。。《安岳县乡土志》“实业”门云：“惟吾邑树畜制造之法向不讲求，欲得精良，必购之远方，大利外溢，盖不至今日始矣。独怪勤工局创设已久，而所出之品，仍无新奇可记，工徒终日营营，曾不足以糊其口，然则其它又何论矣。”编纂者进一步指出，本境“大利外溢”的原因是不讲求制造之法，因此商业不振。同时，编撰者认为交通也是本境商业发展的一大限制，“本境商业家现多由陆至遂宁，由水至合川，达重庆，破费延时，故商务毫无起色”，并提出解决办法，“若将以上各处启导堤防，则舟楫往来，路捷费省，商务必为之一变”。④［清］高铭箴、张光溥等编：《安岳县乡土志》，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修，钞本。《定远县乡土志》“实业”门云：“朝廷急于变法，兴学练兵，非经济则事不举；劝工习艺，非材料则手不措；轮船铁路，非积聚则载不成。故董劝农商，讲求物产，诚一切新政之基础也。不然空中楼阁，沙上大厦，阅一时而尽归乌有焉。故欲富强，必以举行新政为要素。欲行新政，必以趋重实业为主。”⑤［清］何承道修，李树春纂：《定远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修，旧钞本。

民国时期，乡土史地教育强调增强民族经济、抵制洋货的呼声一直不断，如《金堂县乡土志》“商务”门：“然中国自长江开埠二十七口岸通商以来，银币之漏出外洋者，如水之趋壑，每岁动以亿万计，谈之者无不咋舌色赅。今欲闭关绝害，虽秦皇、汉武复生于世，亦势有所不能。惟有推广商务，以兴彼族互市，尚可挽回利权，不可谓非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也。”⑥［清］刘肇烈等纂：《金堂县乡土志》，旧钞本。《江津县乡土志》“物产”门：“冗毛用织毡毯，但不如西人制造之精。现有购办羊皮、羊毛，运售西人制物，仍营销中国，此产津邑虽不多，如得西人制法，亦为挽回利权之一策。”提倡向西方学习织造之法，以国货抵制洋货，挽回利权。⑦［清］佚名编：《江津县乡土志》，旧钞本。

（四）重视对儿童近代科学知识的普及

近代是西方文明大量传入中国的时代，地理、生物、化学、物理等近代学科包含了许多新知识，对巴蜀地区乡土志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向学童传授科学知识，有的乡土志采用现代科学术语叙述。如记载本地动植物产，《南溪县乡土志》云：“水牛，农家皆畜之，躯体肥大，头部戴长角，皮色灰青，毛疏而色棕，亦有白者。口之下腔，有切齿八枚，形如凿，用以嚼切食物，即门齿也。近喉奥处上下有臼齿，面平阔，便于磨碎食物……”⑧［清］佚名纂：《南溪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钞本。《潼川府盐亭县乡土志》云：“考初等小学第三年授博物学科。夫博物必凡举物之形态，解剖生理分类，方是完全。兹仿日本齐田氏《植物入门》例，仅就本地物产有研究者表列之。”《定远县乡土志·乡土物产》对动物按照脊椎动物、节足动物、软件动物、蠕形动物进行分类，并说明“脊椎动物”是“体内有一本之坚硬骨轴曰脊骨以支持全体，而分头、腹、尾三部者也”①［清］何承道修，李树春纂：《定远县乡土志·乡土物产》，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修，旧钞本。，其下对脊椎门动物分为五纲，即第一纲乳哺动物、第二纲鸟类、第三纲爬虫类、第四纲两栖类、第五纲鱼类等，每一纲下所列动物又按其形态、习性、应用、类例等加以叙述。对植物的分类记载也是如此。该书将植物界分为显花植物和隐花植物两类，其中显花、隐花两大类植物又分为食用植物、服用植物、药用植物、工业用植物、畜食用植物、观赏用植物等六类，其中如食用植物又分为谷、麦、栗、菽、蔬、瓜、果、叶、种子、根茎等属，每属之下所列植物又按特征、媒介、时期、效用、种例等加以分类。《垫江县乡土志》将动植物名称与民间俗称加以对照，方便儿童理解掌握。《夹江县乡土志略》之《编辑要旨》指出：“本书注重科学方法解决困难问题”②［清］干端生编：《夹江县乡土志略·编辑要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石印本。，其目录设置用地形、地势、山脉、土质、妇女、动物、植物、矿物、机关、法团、财政、教育、实业、交通、宗教、慈善事业等科学术语进行表述。《崇庆县乡土志》云：“我们的家乡除极西北方面属于山地外，其余地形为四川红土盆地的成都平原，因此地形平坦，土质是很厚而肥沃的冲积层。”“冬季半年以四川盆地边缘的山地或高原阻碍了寒冷而砭骨的寒潮，一月气温达摄氏九度，夏季半年以有由东南海洋的劲风，七月气温虽有二十七度，它所降的雨量则颇丰沛。”同时还附有注释，如向学童进一步解释何为寒潮：“寒潮是由西北吹来的寒冷而干燥气流，也称寒流、冬季风或西北风。”③［民国］宋炳章编：《崇庆县乡土志》，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石印本。另如《彭山县乡土志教科书》第一课以经纬度定位本境地理位置：“地球经度在京师偏西十二度二十九分，纬度赤道北三十度零十三分”④［民国］原烈等编：《彭山县乡土志教科书》，民国十年（1921年）铅印本。。有的乡土志还注重科学技术的普及，如《雅安县乡土志》云：“附近掘土数尺，即有泥炭土，人以草皮炭名之，亦可作燃料。据地质学化学家言，木质在地层中受酸化最久，炭素多而无烟，故此山腹背所产均同，最适锻炼钢铁之用，雅人仅以代薪，惜已。”⑤［清］王安黼、王安民编：《雅安县乡土志》，清末修，旧钞本。《富顺县乡土志·商务篇》云：“煤矿不一种，窟山而取之，用以供本地炊及自流井煮盐、四乡熬糖之用。近日格致家间有取其气为灯者，其质有油有颜料，有黏质如漆可以髹物。”⑥［清］陈运昌等编：《富顺县乡土志》，清末修，钞本。《灌县乡土志》云：“灭火器，救火器也。以木为柜脚，下连以水轮，便于转动。贮水其中，上有铁管，手抽机动，则喷水高二丈有奇，势虽燎原，立可扑灭。”⑦［清］锺文虎修，徐昱等纂：《灌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刻本。

四、巴蜀乡土志在编纂内容方面的创新

晚清民国时期，巴蜀地区编纂乡土志目的明确，一是作为初等小学乡土教材；二是作为普通方志的补充，“作志在正前志之得失”，“使一县事实不坠于地，异日续修县志，于是编不仅二三册之取矣。”⑧［清］余慎修、陈彦升纂：《新繁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铅印本。它是清末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直接反映。从现存巴蜀乡土志编纂情况来看，在记载内容上与传统方志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创新。

（一）增加了反映社会变迁的内容

巴蜀乡土志重视对外来宗教以及巡警、邮政、交通等新鲜事物的记载，成为了解近代巴蜀地区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料，而实业、商务、集镇、矿业等记载，是研究近代巴蜀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文献。

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如警务局、邮政、铁路等。如《绵竹县乡土志》专门列有《铁路工程表》，附于《租股局》之后。据《绵竹县乡土志例目》云：“为儿童预计路线里数价值，以启将来同谋公益之举，并使本县出股者知其大概。”①［清］田明理、黄尚毅纂修：《绵竹县乡土志·例目》，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刻本。

在中外交流史上，外来宗教的影响不可忽视。《例目》明确规定要对宗教内容加以记载。从所编乡土志情况来看，大部分乡土志都记载了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包括教堂名称、教堂分布、信众人数等内容，从中反映了外来宗教对中国民众的影响，这对研究清末民初外来宗教在巴蜀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价值。如《会理州乡土志》除记载回教外，还对其他宗教作了记载，如天主教徒在城内外及帕恋沟等乡镇有信徒五百余人，注云：“尽系土著奉教者，法国教士则往来无定，鲜久住者。”而耶稣教徒城内外及各乡镇约二百余人，注云：“尽系土著奉教者，英、美教士间一往来，无久住者。”②［清］佚名撰：《会理州乡土志》，钞本。

巴蜀乡土志还真实地记载了清末民国时期巴蜀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其中的物产、商务和实业集中记载了巴蜀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由于巴蜀边远地区经济落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性。集镇和市镇的分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一些乡土志中涉及到市镇分布及交易情况。洋务运动后，中国近代工业开始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从中反映了部分近代企业的创办情况。

（二）辩证地看待地情，从儿童开始促使不良风俗的转变

《例目》虽然没有明确要求记载有关民情风俗的内容，但部分巴蜀乡土志能从实际出发，生动记述了当地人风俗习尚、生活状况，包括民风乡俗、岁时节庆、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乡土方言等。各地岁时节庆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在婚礼方面，有些乡土志记载了婚姻礼仪、婚嫁习俗等内容，其中婚姻观念的改变尤其值得重视。而乡土志对各地方言的记载，无疑保存了许多非常珍贵的语言数据。

巴蜀乡土志能辩证地看待地情、国情，不隐恶，不避讳，敢于揭短，对当地巫术、迷信、赌博、奢华等不良风气加以记载。希望能从儿童乡土史地教育开始，明辨是非，反对巫术、迷信、赌博之风，反对抽鸦片、吸烟陋习，反对铺张奢华、攀比浪费之风等，以期从儿童开始，促使不良民俗的转变，并成为当时乡土史地教育的一个重点。如《新津县乡土志》指出了宗教和巫术的区别：“别有巫教亦托名于老，而实非老，究其指归，不过挟符咒之术，以为能驱神役鬼，蛊惑乡愚，不在宗教之列。”③［清］禄勋修：《新津县乡土志》，清宣统元年（1909年）铅印本。《忠县乡土志》有《辨惑》一篇，卷首《凡例》云：因“邑人惑于神道，故祠庙甚多，特着《辨惑》一篇，以破除迷信”④［民国］陈德甫编：《忠县乡土志》卷首《凡例》，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石印本。。《酆都县乡土志》云：“邑人惑于神道，故祠庙甚多，特注辨惑一篇以破迷信。”⑤［民国］刘承烈编，余树堂增订：《酆都县乡土志》，民国十八年（1929年）铅印本。乡土志还反对民众吸食鸦片烟陋习，如《蒲江县乡土志》痛陈鸦片危害：“鸦片耗民财甚鉅……全境八万一千三百五十丁口，嗜者近半，官膏分店一百八家，岁其征钱万五千钏，其耗吾民财亦云鉅矣。弹丸如是，况全国乎，天祸震旦，仅壶中日月，梏天下龙文虎武之人才，金刚不坏身一刹那为槁木、为死灰，此以杀四万万同胞，其为毒真几千万倍于枪林弹雨矣。”①［清］佚名纂：《蒲江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修，钞本。志中对蒲江贫弱原因“据实直书”，痛陈积弊，培养儿童“有革故从新、出死入生之趋向”。至于“济仓、三费、税额、路股、鸦片诸端，破除忌讳，直陈腐败原因，以期改良。”②［清］佚名纂：《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修，钞本。如认为鸦片之祸“耗民财甚鉅”“嗜之者晏安酖毒，其形虽生，其人已死，愚莫大焉。”③［清］佚名纂：《蒲江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修，钞本。在反对奢靡之风方面，《新纂三台县乡土志》指出“吾民尤当以去奢崇俭为先也”④［清］张允武修：《新纂三台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修，钞本。。《新繁县乡土志》“风俗”篇云：“人有恒言，曰人心风俗。风俗不美，民德何由归厚乎？今略着于篇，俾有移易之责者，知其得失焉。”⑤［清］余慎修，陈彦升纂：《新繁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铅印本。《涪州小学乡土地理·编纂大意》云：“是书风俗多主实业立论，盖中国事事蹈虚，为祸最烈，欲州人之痛除此病。而淫祠异端，亦吾国数千年巨毒，迄今害犹未艾。经正民兴，斯无邪慝，摧陷而廊清，故言之特详。”⑥［清］夏梦鲤修，董承熙纂：《涪州小学乡土地理·编纂大意》，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刻本。这从其课目设置上可见一斑。如第三卷风俗门从移风易俗的角度设置课目，一方面痛陈陋俗及其危害，如第九课《婚嫁过奢》、第十课《葬祭不如礼》、第十一课《州人无尚武精神》、第十一课《卫婴养蒙法未讲求》、第十四课《富室以厚利贷钱贫民》、第十七课《市店作伪病商》、第十九课《游民之多》、第二十课《吸食洋烟之众》、第二十一课《淫赌风炽》、第三十七课《忌讳及诅詋之陋》、第三十八课《星相阻人进取》、第三十九课《仇教之害》等，同时又大力提倡良好的社会风气，如第八课《女学宜兴》、第二十三课《淫书宜禁》、第三十六课《巫风宜革》等。其《吸食洋烟之众》云：“鸦片之害人，拟为洪水猛兽，人知其害而远之。鸦片人溺而近之，彼害及身而止。……涪为产烟之区，吸食者十人而五，其中亦多有禆世用之人，一被其毒，遂腐同草木。”造成“偶团吾民练之，无一精壮朴勇者。苟有缓急，谁固吾圉？”因此，作者大声疾呼：“为民上者，固宜厉悬其禁，以拔吾民于水火。而父老子弟，亦宜广设自强戒烟诸会，由少至尽，由男及女，至相敦劝，病其有瘳乎？”其《巫风宜革》云：“州中每岁城乡行巫事者十家而九，盖沿苗俗之遗也。巫之为教，与祟为缘。故为神怪，妄谈休咎。……境内执是业者不下数百户。尝询之彼人，亦自知诬妄，奈无计谋生，故出于此，情亦可悯。宜禁州人行巫事，而令群巫别营他业，庶几靖妖衅之萌孽，拔隐怪之根株，而风俗可以转移也。”